做逃兵永遠是不光彩的事，清末的兩宮西狩惶惶如喪家之犬，為什麼慈禧和光緒的逃亡之路沒有咸豐皇帝那樣“從容”呢？按常理來論，有了當年英法聯軍進逼北京的舊事，慈禧和光緒更應該有充足的準備才對，何以能在西逃的路上，為了一鍋綠豆小米粥、五個雞蛋而頻頻落淚呢？
一、逃亡還是撤退，這是一個問題
關於兩宮西狩是有計劃的“逃亡”還是被逼無奈“撤退”。雖說清朝沒有“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國門”的說法，但是大敵當前，皇帝和太后倉皇出逃的行為總會讓人齒冷，也難以安撫人心，捲土重來。但如果是面對危局堅持到最後一刻才避開“逆夷”的兵鋒，就顯得皇室悲壯，而且更能激發官僚階層和底層百姓同仇敵愾以及憐憫之情。
上圖_ 西方所繪慈禧西逃漫畫
在眾多的史料中，關於兩宮出逃是有備還是無備不同的人都各執一詞，也都帶有主觀的看法。
首先官方的《清史稿·德宗本紀》中關於這次逃亡只說了一句：“上奉皇太后名如太原”。按官方的說法就是光緒皇帝奉慈禧之命前往太原，並未提到逃亡，說明朝廷很在意自己的臉面，將這些不堪回首的舊事用春秋筆法隱去。如果說官方對此事的態度是刻意模糊，那麼出逃時間當事人以及官員筆記等對這件事卻是記憶深刻。
二、親歷者的回憶
首先離這場出逃行動最近的人之一，就是慈禧的貼身宮女榮兒。
臨近出逃的關鍵時刻，慈禧只帶上了榮兒和另外一個叫娟子的儲秀宮體己人。在描述七月二十一日（本文日期皆為農曆）出逃這天的早晨準備出逃時，榮兒說到：
“李蓮英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提進一個紅色的包袱進來，裡頭包著漢民的褲褂鞋襪，青腿帶還有一綹黑色頭繩，一應俱全”。
上圖_ 慈禧扮觀世音菩薩，李蓮英和容齡陪侍左右
在這個大包袱裡，甚至婦女用的銅簪子都準備了，而且都是精心準備的乾淨的半新不舊的家常衣服。如果慈禧事前沒有謀劃這樣的出逃計劃，李蓮英第一不敢妄進這些漢人舊衣物給太后，第二，也來不及蒐羅來這些偽裝物品。
眾所周知慈禧因為出逃，將自己多年精心保養的長指甲都用剪子鉸斷了。在太平年月，老佛爺每天護理指甲都是有一套專門的工具的，如此粗暴的用剪子剪短說明她已經是慌張之極，要知道在頭天晚上，她還讓宮女給她泡指甲。如果真的要逃，她應該早有準備為何如此匆忙？
除了貼身的宮女，出逃當日在大內值班的清宮侍衛富察·多爾濟對兩宮出逃，也有自己的看法。早在出逃前幾個月宮中的侍衛就隱約覺得不對勁。1900年立夏前後，大內侍衛就接到通知，說在神武門、東華門、西華門、以及西苑等處的大門，時常有來自頤和園的馬轎日夜守候，說是用來接送夜間值班的軍機章京的，這樣的說法引得很多人的懷疑。
上圖_ 晚清大內帶刀侍衛
第一，宮中的車馬管理，向來由上駟院安排，宮禁森嚴之下，為什麼讓頤和園方向來的不明馬轎在宮門外等候。第二，夜間的值班軍機章京有自己的值班室，況且每天晚上宮門上鎖之後沒有特殊情況是不能打開的，軍機章京並非軍機大臣，哪有這麼大的身份和排面呢？再結合慈禧光緒出逃後的第一站就是頤和園，所以這些侍衛事後回想之下，都認為那些馬轎以及半夜進出宮門的異常舉動都是在為了出逃進行的演練。
而時任順天府尹陳夔龍在《夢蕉亭雜記》中也認為這是一次有計劃的出逃。從他1900年農曆五月十七日上任到七月十二日卸任中間，辦的要事之一就是：“籌備大車二百輛，以備萬一翠華西幸之用，爰假轉運軍需之名，以鎮人心而被緩急”。從這裡可以看出，兩宮早有出逃之意，不但安排好了車輛，甚至路線都安排好了。那麼在如此充足的準備之下，為什麼在《宮女談往錄》、《庚子西狩叢談》等書中，慈禧等人的出宮之路慼慼惶惶，而且出宮時本應準備好的車駕變成了三輛貧民家中的普通馬車呢？
上圖_ 清末北京城的馬車
三、計劃趕不上變化快
第一個原因是提前預備好的車沒了。前面提到順天府尹陳夔龍為兩宮準備了二百輛車，同時還有車輛晝夜守在宮門，演習跑路，為什麼事到臨頭卻一無所有呢？
因為慈禧出逃是農曆七月二十一日，而順天府尹陳夔龍早在七月十二日就卸任了順天府尹的職務。繼任府尹的王培佑不知內情，但凡前線有人有事用車，就將這些車輛撥給，導致七月十五日，軍機大臣趙舒翹詢問車輛數目時，二百餘輛蕩然無存。
而此時的北京亂兵、難民、義和團聽聞八國聯軍步步逼近的消息都或蒐羅、或買賣、或搶奪將市面上的車輛搜刮一空。軍機處退而求其次，讓順天府再代為籌辦幾十輛也無法做到。當然此時皇宮內的車輛自然不少，但是出逃之時宮中的車輛也就變成了八國聯軍追繳兩宮的指路明燈萬萬不能動用，同時宮中車攆出逃也勢必會讓天下民情洶湧。
上圖_ 1900年入侵北京的八國聯軍中還有澳大利亞士兵、日本騎兵和印度錫克族士兵、印度長槍騎兵等
上圖_ 愛新覺羅·載勳（1854年1月24日－1901年2月21日），清末大臣
第二個原因則是久居深宮的慈禧被莊親王載勳、端郡王載漪聯合其他主戰派矇蔽了“聖聽”。當時載勳、載漪假借兩宮旨意斬殺了與其政見不合的兵部侍郎徐用儀、禮部左侍郎許景澄等人，這樣一來朝中諸大臣更是噤若寒蟬，自然不敢多言。
彼時在八國聯軍前進路線上，清軍有五支軍隊，其中包括袁世凱的新軍、董福祥的甘軍和聶士成所率的武衛軍等，這些部隊都是以西法練兵，是被朝廷寄予厚望的，即使戰力不如八國聯軍，也應該能相持一段時間。
就在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九日。慈禧還專門下旨賞賜糧米、銀錢等給官軍和義和團。但就是義和團的這些人，在抵抗中還和官軍時有摩擦，尤其是面對弱勢局面時，不僅不知道防守，甚至公然潰退，並且劫持了與他們有過節的聶士成的家人。在前線的聶士成無奈只能回軍，此時義和團又謊稱“聶軍反矣”，並與之交戰，導致聶士成這一抗擊聯軍的主力腹背受敵，最終兵敗喪命。
上圖_ 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劃分勢力範圍
第三個原因則是由於老佛爺盲目的宣戰，導致國內一些有識之士和封疆大吏認為這樣的諭旨是“亂命”，因此很多地方大員並沒有參與到這場荒唐的戰爭中。
在《清實錄·光緒實錄》的記載顯示，在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到七月這段時間，經常看到朝廷要求：“又諭湖北提督張春發、江西臬司陳澤霖著迅速帶隊北上。星夜馳赴京師。聽候調用。”、“諭令各省督撫。酌派營隊來京。聽候調遣。著嚴催統帶各員。務即星夜兼程北上。毋稍延緩。”等等緊迫之語。
在這場鬧哄哄的“亂命”中，各省督撫的態度則是或觀望、或遲疑、或拒不執行。這尤其以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人提出的“東南互保”影響最為廣大，也將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之害儘可能的縮小到了直隸、山東一帶。同時也導致了拱衛京師，前來勤王的兵力大打折扣，所以中樞對於戰鬥的時間估計嚴重失誤。在倉促之間就接到了聯軍進入北京的消息後，只能倉皇出逃。導致這場有計劃有步驟的“撤退”，變成了突然的逃竄。
上圖_ 義和團旗幟
值得一提的是《清史稿》中提到，這次逃亡的目的地本來是太原的，為何後來又逃亡西安呢？
皆因當時的山西巡撫毓賢是徹頭徹尾的主戰派，同時也由於他官任山東布政使等職務時，嚴重排外，扶持義和團等，導致八國聯軍進軍北京預備和談時，將其列為必須嚴懲首惡之一，為自身安全計，兩宮及隨扈顯貴自然急急離開是非之人、是非之地，以免落入聯軍的口實。
一場向萬國宣戰的鬧劇下來，大清國顏面掃地，哪怕官方將“西狩”掩藏的再好，後人也能從當時的史料中感受到兩宮如“喪家之犬”的醜態。至於想在風潮中獲利的莊親王、端郡王、毓賢等人也是或流放、或賜死、或斬立決，只落得人頭頭滾滾，“量中華之國力，結與國之歡心”。
［1］《清史稿》 1977年 中華書局
［2］《清實錄》 2008年 中華書局
［3］《宮女談往錄》金易 沈義羚 2010年 故宮出版社
［4］《晚清侍衛追憶錄》富察•建功 2011年 故宮出版社
［5］《夢蕉亭雜記》陳夔龍 2018年 中華書局
［6］《日本人眼中的慈禧》田原禎次郎 2013年 故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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