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說：
什麼樣的國君才是好國君？這是左傳故事中被提及最多的問題之一，其實質是在表達我們中國人是如何理解“領導力”這個詞的。這種對“中國式領導力”的思考不但影響了現代中國人的行為，也影響了我們的潛意識思維。今天，我們要去左傳中看看這些“中國式領導力”的思維都有哪些，從而更好地啟發我們自己，理解我們自己，引導我們自己，讓我們做的更好。
魯文公16年，宋昭公不得人心，而其庶弟公子鮑頗得人心，宋襄公夫人亦支持公子鮑，後來襄公夫人派人在宋昭公打獵時殺死了他。之後，公子鮑利用支持者的力量安定了宋國，他也順利成為了宋國國君，即：宋文公。那麼，在春秋的禮樂制度下，公子鮑為什麼能逆襲成為國君呢？按照馬斯洛先生的說法，如果我們想知道精神成長、價值感提升，或者道德發展的空間究竟有多大，研究品性最端正、最道德、最聖潔的人並向他們學習，才是正道。所以，公子鮑就成為了本篇我們研究、認知“中國式好領導”和“中國式領導力”的最佳樣本。
解析中式領導力不只是讓我們瞭解我們的行為，更是讓我們瞭解中國人自己的思維，它解釋了我們對待官本位、對待成功、對待正道、對待領導等一系列問題的理解與認知。筆者建議讀者在看內容時從三個角度觀察公子鮑逆襲的過程，一是他克服“過度泛化”問題，即：過分誇大失敗的負面影響；二是他克服“精力創造”問題，即：平衡精力的損耗與恢復；三是他克服“注意力分散”問題，即：專注於自己想要關注的事情；這樣才能更好的理解左傳中的“中國式領導力”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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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人的“完美人格”思維。
類似公子鮑這樣的成功逆襲者，中國人會在茫茫歲月中不斷的“改正他的缺點”，從而製造出“成功者形象”，筆者把這種現象叫做“完美人格”思維。這種思維是“中國式領導力”思維的表現之一，它創造出的“完美領導者”讓我們養成了“補短板”的行為，類似於木桶理論。但問題是：我們有那麼多精力不斷修補自己的缺陷麼？我們祖先是這個意思麼？
公子鮑是一個完美領導者麼？看看左傳的記載，一是宋國的公子鮑禮遇國人，宋國有饑荒，他竭盡自己的全部糧食施捨給國人。年紀在七十以上的人，沒有不贈送的，還不時地進送珍貴食品。二是他沒有一天不奔走於六卿之門。國內有才能的人，他沒有不事奉的；親屬中自桓公子孫以下，他都加以賙濟。三是公子鮑英俊而且豔麗，襄夫人想和他私通，公子鮑不肯，襄夫人就幫他施捨。宋昭公無道，國人尊奉公子鮑以依附襄夫人。這樣看來，公子鮑卻是一個完美領導者的形象。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這誰都知道。那麼，中國人為什麼要把創造完美人格作為中國式領導力的表現之一呢？因為我們的祖先發現，充分利用優勢、從事擅長且享受的事才是創造成功的前提。記錄優秀的部分、隱藏缺陷的部分，目的不是為了讓後來者去關注自己的缺陷，而是為了讓後來者知道該把注意力自己優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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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人的“積極壓力”思維。
宋國百姓的生存需求和美好向往是一種壓力，這種壓力刺激出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即：宋昭公無道，公子鮑賢明。壓力就是身體對挑戰的反應，左傳推崇公子鮑的原因是期望每一個優秀的國君都能合理的應對壓力並幫助自己的百姓克堅克難、幸福美滿，筆者把其形容為一種“積極壓力”思維。那麼，作為“中國式領導力”思維的表現之一，在左傳中，國君以外的其他人是這樣理解的麼？
左傳記載，當時宋國華元任右師，公孫友任左師，華耦任司馬，鱗鱯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當初，司城蕩死了，其子公孫壽辭去司城之職，請讓兒子蕩意諸擔任。後來他告訴人說：“國君無道，我的官職接近國君，害怕災禍加身。如果棄官不幹，那麼族人就沒有庇護的人了。兒子，是我的代表，有罪有他頂替，我則可緩點死去。即使失去了兒子，也不至於家族滅亡。”看來，大家都是認可這種“積極壓力”思維的。
中庸，是一種平衡的藝術。中國人認為如何平衡、有效的應對和利用壓力也是一種領導力的體現，所以才會上至國君、下至群臣百姓都有這樣“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壓力傍身。積極壓力可以振奮精神、提升效率和專注力，這也是公子鮑和公孫壽的反應，他們都有長期適應壓力的能力，這也是成功的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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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人的“大愛天下”思維。
公子鮑的逆襲體現的還是中國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作為中國式領導力最高的要求和最直接的目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種兼愛天下的理想是每一箇中國人的“最高體驗”，筆者把其形容一種“大愛天下”思維。為什麼中國人要設定這樣一個所有人都要朝之前進的目標呢？又為什麼要把所有人的心都吸引在這種全神貫注在這種精神追求中呢？
有成功者便有失敗者，左傳在記載公子鮑逆襲的故事時還記載了莒國太子僕奪位失敗而外逃的事。但更重要的是魯國季文子驅趕太子僕時說得一段話，“先大夫臧文仲教導行父我事奉國君的禮儀，行父我尊奉它以應對賓客，不敢失禮。說：‘看到對他的國君有禮的，事奉他，如同孝子奉養父母一樣；見到對國君無禮的，就像鷹鸇追逐鳥雀一樣誅滅他。’先君周公制定《周禮》說：‘禮儀用來觀察一個人的德行，德行用來處理事情，事情用來衡量功勞，功勞用來養育百姓。’又作《誓命》說：‘譭棄禮儀就是賊，窩藏賊就是窩藏罪人。偷一般的財物叫盜，偷寶器叫奸。”從季文子的話中也可以看出，同樣的逆襲，公子鮑成功、太子僕失敗都是因為“大愛天下”這種思維的多與寡。
兼愛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在春秋和戰國時便是一種共識。那麼，為什麼我們的祖先還要把這個目標作為優秀領導力的標準之一呢？因為人們發現，當一個國家從上到下都堅信一個目標時，他們才能全神貫注地投入其中，完成歷史的使命。同時，在面對困難和危險時，他們也仍能獲得奮鬥時的愉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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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人的“無慾無求”思維。
強烈的權利慾、佔有慾、控制慾不但會逼死臣子，也會逼死百姓，最後消耗的一定是國君自己的生命。到底是眾策眾力好，還是鰥寡獨夫好，這對國家來說是不言而喻的，但卻並不是每個國君都明白這個道理。宋昭公不明白，公子鮑明白，所以“無道”的橫死於外，“有道”的勝利於內。這裡的“無道”就是慾求不滿，所以公子鮑才能逆襲成為國君（領導），因為他把金錢和權力都分享出去了，筆者把這種邏輯形容為一種“無慾無求”思維。那麼，不管真實或虛假，為什麼“無慾無求”會成為中式領導力的組成核心之一呢？
左傳以故事印證故事，在公子鮑逆襲的過程中，季文子給魯君講過這樣一個道理，“過去高陽氏有才子八個人，他們中正、通達、寬宏、深遠，明智、守信、厚道、誠實，天下的百姓稱他們為“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他們忠誠、恭敬、勤謹、端美，周密、慈祥、仁愛、寬和，天下百姓叫他們“八元”。這十六個部族，世世代代繼承他們的美德，沒有喪失前世的好名聲。一直到堯的時候，堯未能舉薦他們。舜做堯的臣子的時候，舉薦了八愷，讓他們擔任主持管理土地的官員，以掌管和處理各種事務，他們處理事情沒有不順當的，使得大地和上天都平靜無事。舉薦了八元，讓他們到四方各國宣揚五種教化，讓父親重道義，母親有慈愛，兄長知友愛，兒子懂孝順，裡裡外外都平安無事。”所以，個人的無慾無求和集體的分享共享是中國人認可的領導方式。
不論是奴隸制、封建制，又亦或民主制、共和制，在依靠賢臣、依靠百姓這一點上中國人都是統一的。真誠的、道德的、民主的、革新的才是“無慾無求”思維成為中國式領導力的原因之一。這就像現代管理學所說的一樣，不論是領導還是員工，大家一起討論、一起想辦法、一起解決問題，這種分享理念才是真正領導力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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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國人的“理想政府”思維。
左傳記錄公子鮑對待百姓、對待臣子、對待宗親都是如沐春風，其實反應春秋時期中國人對“理想政府”主義的一種期望。在春秋時期的任何一個國家裡，獲得國君、大夫等名位都是一個夢想中的目標，似乎只要能成為國君、成為大臣就能達成所願，從此幸福快樂了。這種官本位思想一直延續到現代中國社會，職位似乎成為了人們追求人生意義，實現人生目標的捷徑，筆者把這種思維叫做“理想政府”思維。那麼，問題是中國人明知“理想政府”是白日夢且不存在的，為什麼還要孜孜以求的去找尋它呢？
魯國季文子在解釋自己為什麼驅趕同樣想逆襲成國君卻失敗的莒國太子僕時說道，“舜做堯的臣子之後，開闢四方的城門，以禮接待賓客，把四凶部族流放出去。所以堯死後而天下團結如一，同心擁戴舜，讓舜做天子，因為他舉薦了十六相，驅逐了四凶。所以《虞書》歷數舜的功勞，說：‘謹慎地做好五教，五教就能服從他。’說的是舜沒有錯誤的教導。說：‘放之於各種事務之中，各種事務都能順順當當。’說的是他沒有荒廢的事務。說：‘開放四方的城門，從四門而來的賓客都恭敬肅穆。’就是說再也沒有兇頑的人了。行父我雖然沒有得到一個好人，卻除去了一個兇頑之人。”看來，季文子也明白理想與現實中的區別，以“理想政府”作為判斷對錯的方式是普遍為春秋人們所接受的行為。
宋國人驅趕宋昭公、接納公子鮑，原因在於宋昭公只是把國君當成了一個職位、一份工作，他沒有需求也沒有動力。反觀公子鮑卻把國君當成了一種強烈的需求，把各種事務都管理的順順當當的。“理想政府”思維更像是一種工作塑造法，它追求不是現實中的理想政府而是每個人心中的理想政府，這也是為什麼要通過“理想政府”發現和追求更大的意義感與使命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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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國人的“最終成功”思維。
成功之前完美無缺，成功之後纖毫畢現，這種為了成功而成功的思維將其變成了一面照妖鏡，迫使人們發現他們並沒有準確地預見到成功給他們帶來的真實影響並不如自己之前想象的那樣。公子鮑成功之前可以兼愛眾人，不論是百姓、臣子、親人都能以禮待之，成為國君之後卻又痛下殺手、鐵腕平亂，成功前後的差別真是天上地下，這裡筆者把其稱之為“最終成功”思維。為什麼中國人把成功看得這麼重呢？甚至不惜隱藏自己、改變自己也要成功，難道只是為了慾望？
魯文公16年，公子鮑依靠夫人王姬殺了他，並繼位為宋文公。魯文公18年，宋國武公一族引領著昭公的兒子，準備事奉司城鬚髮動叛亂。十二月，宋文公殺了同母弟須和昭公的兒子，讓戴公、莊公、桓公的族人在司馬子伯的客館攻打武氏等叛亂者，武氏、穆公族人參與叛亂的，一同被趕出國外。派公孫師去任司城。公子朝死了，派樂呂擔任司寇，國內的人們終於得到安定。以最終宋國安定的結果來看，“最終成功”思維作為領導力還是有作用的。
安定宋國是國家的“最終成功”，所以大家才接受了公子鮑的前後不一。期待成功是一種幸福，最終成功是一種結果，不是成功帶來了幸福，而是幸福帶來了成功，這才是“最終成功”思維真正重要的原因。“最終成功”思維就像“正念生活藝術”所表達的那樣，“沒有什麼道路通向幸福，因為幸福本身就是腳下的道路。”這種對成功的期待成為了中國式領導力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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