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财进

我字多，看我！明朝实亡于商人,这个说法是成立的！

明朝作为一个大一统国家，后期灭亡的原因众说纷坛，在君王上分别有亡于万历和崇祯这两种说法，在党派则是有东林误国和阉党误国这两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则是“晋商通敌”所导致，看这几种原因，皇帝的昏庸确实可以导致国家灭亡，党派的争端也有可能，那么这个晋商通敌是什么？为什么有人会认为明朝灭亡是因为它？

晋商的由来

晋商说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体，是指主要在山西活动的商人，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在当时就已经有人在进行商业活动，虽然“士农工商”中商排最末，但是商的传播速度却是最快的，它与潮商、徽商并称为“三大商帮”，虽然早期就有，但是主要起源于明朝。

晋商的发展

朱元璋早期不过是一个平民，要粮没粮要马没马怎么打得天下？这其中离不开朱元璋的人格魅力能吸引众多贤才相助，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山西的晋商愿意支持他，缺什么送什么，粮草辎重等等都有，这就相当于雪中送炭啊，但是朱元璋穷啊，最后给了白条名为“盐引”，此为何物呢？就是你贩盐经过国家允许了，这是什么概念？

在古代王朝中对于盐把控的都是非常严格的，因为盐是生活必需品，其中所含有的利润非常之大，这也就有了很多人抱着“富贵险中求”的态度去贩卖私盐，被抓到的后果往往是杀头，但是所得的利润也是大到不敢想象，可见朱元璋给了晋商多么大的一个优惠政策，当时这些在当时也只能说是一个被画出来的大饼，不过后来被实现了而已。

为何说明朝亡于晋商？

明朝最大的敌人就是来自于东北的努尔哈赤，而努尔哈赤早年不过是明朝的一个小官员，他通过什么来抗衡当时不可一世的明朝？并且早在宋朝的时候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南方，而北方因为常年被游牧民族占据，游牧民族打仗可以但是手工业不行，所以北方的经济一直赶超不上南方，再加上北方天寒地冻的气候原因自然难以形成对抗明朝的势力，但是就是在经济崩溃、劳动力不足、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努尔哈赤起兵造反并贡献明朝都城70有余，他靠的是什么？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这就看晋商是如何“通敌”的，晋商为商，商人离不来的就是利益，当时晋商最大的好处就是地理优势，位于关口附近，他们从中原购买茶叶、火药、铁等北方没有的物品接着贩卖到北方，再从北方购买中原没有的牲畜等，在此中间来回奔波获取利润，虽然是贸易，但是从中原带走的火药、铁制品等都属于走私物品，后来一同售卖的还有中原的军事情报，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努尔哈赤的军事力量。

要知道在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士兵的勇敢、先进的装备、详细的情报，这些中除了勇敢的士兵是北方自带以外，其他大部分都是通过晋商走私转移过去的，在这三方面俱全的情况下，明朝自然不敌清军。

在很多人眼里明朝的灭亡主要原因是皇帝的昏庸和党派之争，但是往往最不引人注意的才是最致命的，如果没有晋商给北方提供情报和武器，那么按照明朝的实力，虽然皇帝昏庸但是周边势力还是不敢有造反之心，明朝还可以再撑上一段时间，而晋商的出现无疑是给明朝的一个致命一击。由此可见“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句话并不错，古人诚不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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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聊史

清朝顺治年间，皇帝册封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等八家商户为皇商，归内务府统管，人称“皇商八大家”，以褒奖他们为满清还在关外时输送物资的功劳。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明朝末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明朝与后金正式成为敌对势力的时候，晋商就在与建州女真做生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当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

明朝末年，天下有三大商帮，第一是以盐业为利的徽商，其次是以海运获利的潮商，最后则是以走私蒙古、女真等部落获利的晋商，走私获利之丰岂止三倍？所以地处边陲的山西成了往蒙古和女真运送物资的最大商队。

自皇太极登基之后，女真多次入关劫掠，他们一般只劫掠人口和金银财宝等易于携带的东西，像是粮食物资之类靠劫掠是不够的，但是辽东地区的地理条件决定了负担不了太多的脱产人口，所以与晋商的交易成了女真最重要的生命补给线。

金银财宝都是死物，而且又是打劫来的，成本很低，却能够被轻易的转化成物资，而晋商在接收金银时也会抬高货物价格来赚取自己的高额利润，二者一拍即合，于是无数带着中原百姓血迹的金银由晋商采购物资再运往辽东。

所以晋商资敌是没有疑义的事情，毕竟他们皇商的招牌就是最好的罪证。

飞凡看历史

这个……明末“晋商资敌”公案，在史学界还真没有定论，都是网络时代，大家在网络上进行探讨时，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的。

即：官方没有认可，民间的流言而已！

明末“晋商资敌”到底有没有资敌呢？有极大可能性。

但是不能就说是“晋商”的个体行为，应该是明朝宣大军镇官府参与的行为。

由于清朝入关后的毁史行为，以及晋商的兴衰和战乱导致的资料缺失，使得现今留存的文史资料不是很多。因此以下“晋商资敌”说法大都为推理，并非史实直接的文字记载。

宣大官府私通敌国后金，助后金灭亡了盟友蒙古林丹汗

公元1628年，年轻的朱由检登基为帝，在东林党人的劝说之下，明朝不再“资助”蒙古林丹汗。公元1632，即崇祯五年，在遭受后金连续攻打的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只能选择向西（青海一线）退却，寻求更为温暖的地方牧养部众。

由于林丹汗的坚壁清野战术，追击他们的黄台吉（又作皇太极），陷入断粮的境界，根据《满文老档》的记载：

从这里可以看出，后金已经陷入绝境了，断粮断水，只能吃黄羊、喝黄养血（体液）。

也就是在这个时刻，后金在黄台吉的率领下，开始威逼宣大府，同样是《满文老档》的记载：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黄台吉在威胁宣大府，要求明朝宣大府必须交出寻求明朝庇护的蒙古人，而且黄台吉也十分嚣张说蒙古察哈尔部落以前能从柏兴这个地方获取资源，那么这个地方的资源同样也是后金的话语。

最后还暗暗警告宣大府，千万别管边外之事，要是皇帝知道了，宣大的官员就等着像辽东官员那样干涉叶赫之事，自受其苦。要是不敢交出蒙古人及牛羊，那么也跟辽东的明朝官员一样了。

而结果就是宣大府的守军，交出了来寻求避难的蒙古及牛羊、财物：

黄台吉得知宣大府的守军已经如同辽东官员那样，胆小怕事之后，立刻又写了第二封信，得寸进尺要求“边贸”，由于信太长，在此截取一些段落。

宣大的做法就是直接“犒劳后金大军”，同时按犒赏察哈尔一样送上财物：

重头戏来了，在随后的后金要求之下，明朝宣大官员将林丹汗在“逃逸”时，到宣大府贸易的物资全部返给了后金。

在《满文老档》的记载，则是宣大府给予黄台吉的物资，全都是皮毛、丝绸！捋一捋先……

林丹汗在“逃逸”时，大同巡抚张宗衡说的是“疲甚、饿甚、穷甚”，也就是“穷逼”一个，若这是真的话，林丹汗要皮毛干什么？为什么不要粮食呢？

另外，已经缺粮缺水的后金黄台吉，要那么多皮毛干什么？能当饭吃么能当水喝么？再说了皮毛在内地才值钱，黄台吉干什么回购皮毛？黄台吉不是傻缺！

所以包括个人在内的诸多网友，对《满文老档》中这份材料是表示怀疑的。这份礼单可能是黄台吉配合宣大府的官员用来欺骗崇祯皇帝的。

因为同样是《满文老档》中又记载了一件小事，是天聪六年七月十五日时，跟随黄台吉出征蒙古的军将，私分粮食，不分给其他人，最后被定义为“盗窃罪”：

这是最早记录宣大官府与后金交易的，也是唯一仅存的资料中没有被删除、销毁的。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烂肉

网上仅有的史料，显示“晋商资敌”公案：

“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从这条仅存的史料来推断，这八大皇商（后来清朝册封）并没有如同网络小说说的那样，直接运粮出关到后金那儿交易，而是在张家口这个明朝官方贸易点直接交易的。

但是明朝真的已经千疮百孔、烂到已经不用掩饰了么？

应该不是的，崇祯五年的宣大府官员与后金黄台吉之间的交易，应该是起点，就如黄台吉所述的，“今我已将察哈尔逐走，理应以给察哈尔之财物与我”。后金取代了蒙古察哈尔部后，应该是用蒙古人的身份到张家口进行“光明正大”的互市贸易。

崇德三年即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帝派人来张家口协商贸易，按理说这个时候已经是崇祯十一年了，明朝与后金已经成为不共戴天的死敌了，这么可能会进行贸易？根本无须做任何的协商，见面直接开打算了。可犬清的皇帝就派人来了。

六月底出使明朝，十月中旬返回沈阳，完美完成清帝的任务。

而明朝的记载，是八月十六日时，有一支蒙古“哈喇慎诸部”来“纳款叩关”，请求开市贸易，双方谈了40多天，到九月时，这支“哈喇慎诸部”离开明边关！多完美的时间线结合啊！

后来陈新甲给崇祯上奏时，提到了一点：

这些问题都显示了，与其说是“晋商资敌”，不如说是“宣大与清互市”。

崇祯十二年发生了什么？

正月清军劫掠济南，二月，清亲王多尔衮率军饱掠退兵，四月就有“夷下好人”来“纳款出关”，“夷下好人”说，要回老巢了，与汉商买了些首饰、布匹、茶、面！

图片均来源网络

史之为用

晋商资敌，历史上有着明确记载。八大皇商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晋商的兴起跟明朝的北边边防有关。明朝时，晋商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通过运输军粮获得盐引和银两。晋商由此发际。

清朝八大皇商是指山西商人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明末后期，以这八大晋商为首，晋商大量走私粮食，衣物，炊具，明王朝所禁止的金属与火药到后金政权；甚至包括后金入侵中原所需的军事与战略情报。作为回报，后金政权则以人参、鹿聋、兽皮与从中原劫掠的贵重物品与之交换。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范永斗最为典型，通过与后金政权的交易，山西范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晋商之首。

晋商为小利而忘大义。虽然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汉奸的名头，将一直刻在他们的身上。

晋商的贸易行为为满洲文明入侵中原文明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V度

晋商，自古有之，只是在明朝之前只是不起眼的角色罢了，在明朝时期却成了燎原之势，这和当初山西的商人支持朱元璋有关，当时山西的商人给朱元璋的北伐部队送吃送喝送粮草辎重，得到的回报是一张叫盐引的“白条”，封建时期的盐铁都是国家专营的，有能力的才能做分销商。

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盐引，有了它，山西商人就有了贩盐的通行证，大家都知道，国家专营的盐铁可是牟取暴利的行业，就这样，山西商人从国家统管的盐业中获得丰厚回报。从原来的不温不火的商人，慢慢成了说话底气很足的商人。



山西地处边关的优势慢慢体现出来，山西商人发迹之后，就开始做起对外的贸易，无论是草原还是东北地区，山西商人在带来他们需要的物资后，带走了当地的牛羊和人参兽皮，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商人的天性莫过于此，对外贸易的利润具体有多高大家都想的到，特别是一个以物易物的交易。

大明王朝一直提防败退漠北草原的蒙古残余势力卷土重来，但没想到东北那边儿的鞑清通古斯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东北领头造反的努尔哈赤，原本是明朝敕封的一个小官员。



虽然努尔哈赤用十三副铠甲就开始起兵造反了，但这些资本明显不可能长久，而且只有大明封锁边关，努尔哈赤想获得物资就更难了，这个时期的努尔哈赤在食物资短缺的境地下，是怎么挺过来的呢？

这当然得靠外部势力，前面说了，晋商依靠着边境优势，与蒙古后金等部落进行贸易，贩卖中原地铁、茶叶、火药等，换回马牛羊、兽皮等物资。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贸易并非完全合法，而经常是带有走私性质，而且走私的是国家禁止对游牧民族输出的战略物资，其中，铁器，火药等当时都是违禁品。

然而禁令依旧无法阻止以范永斗为首的晋商走私行为，那时的东北除了熊瞎子、鹿茸、野山参多，其他重要物资几乎没有，努尔哈赤领导的女真人要想崛起，集合足够强大的军队来对抗明朝，必须依靠大量来自中原的物资，因此努尔哈赤以及其后继者对晋商许以重利晋商的走私活动，走私粮草铁器并代女真销售劫掠财物，大大改善了后金的经济状况，获得的利润是满清劫掠大明所得的巨额金银。



晋商在出售物资的同时，还帮努尔哈赤的后金在内地建设情报网，把大量的山川地形和军事情报源源不断的送将出去，范永斗时期的晋商基本上就跟女真人的利益捆绑到一起。

随着后金政权的野心膨胀，他们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铁器、火药、军事情报都是重点高价收购的商品，后金政权对于范家这样与他们长期做生意的晋商也越发倚重，后金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由晋商提供，甚至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清单，也由晋商提供，晋商们不可能不知道后金收购这么多军火和铁器以及情报目的何在，但为了白花花的银子，什么国家大义、民族安危，都顾不得了。

总结

其实，皇权专制是明亡的根本原因，而崇祯则是明亡的现实原因，但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一个则是漏掉了重要的“晋商通敌”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灭亡，不是一个人或者某一部分人就可以导致的。

一个王朝的兴衰，归结到一个商人群体，总是勉为其难的一个借口，但以范永斗为代表的晋商的举动，从商业的角度而言无可厚非，我们不能苛刻一个商人的意识能够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但是这种唯利是图，发国难财的行径和勾当却终究要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钉上其名，纵然后来满清僭越中原后，晋商获得了空前的“皇商”地位，却还是挽不住其衰败的颓势，而且依然还是需要为大明王朝的灭亡负上一些责任的。

木子卿53662013796

在中国商人成不了大气候，能成气候的都是在朝堂有后台的官商，就便是如此，一旦要舍弃这些扶持起来的商人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儿。

所以你说“晋商资敌”？我也不是看不起晋商，就是觉得他们没这个能力。

（煤山上的崇祯）

一般人说起“晋商资敌”基本都是指晋商在张家口和后金的走私贸易，认为在这种经由蒙古的走私贸易中为后金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以及情报，然而，实际上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的历史档案都没找到晋商大规模资敌的证据。

能说得上来的，就一个《万全县志》上的记载：

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辉、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贸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后，承召人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馔。自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广储司。其后嗣今多不振，惟范氏因北运一役，囧卿屡蒙恩

张家口是一个明朝与蒙古进行贸易的地点，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蒙古与明朝有一段比较长的和平时期，“封贡互市”，张家口就是“互市”的地点之一。

这个地方是官办的贸易点，理论上来说，经由官方允许的商人都能来此进行交易，也有官员在这里监督。

在这种地方，一般的商人都是弱势群体，他们必然会面临的局面就是层层盘剥，更不要说大规模的走私战略物资了。

所以，实际上也是如此，真正资敌的也不是晋商，而是明朝那些“二五仔”官员。

晋商或许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掮客，但是作用绝对没有后人想象中的鼎定乾坤那么大。

（影视剧中的林丹汗）

这里就提供一个案例，崇祯五年的时候，宣府巡抚沈棨资敌案。

这个资敌案让只剩一口气差点全灭的后金起死回生，可以说沈棨以一人之力挽救了后金。

发下宣府巡抚沈棨本，钦奉御批：明明以国号下与逆奴并列并誓，又给之金帛等物，尚敢修饰，损威辱国，专擅欺君！钦此。

崇祯五年（1632年），林丹汗与后金军大战，后金军不敌。

此时后金军不光断粮还断水，可以说危在旦夕，眼看林丹汗就要大获全胜，把后金军全灭。

后金军打不赢林丹汗，又面临如此困境，想到还有大明这个软实力可以捏，就前往大明边境来骚扰和勒索。

而大明边境那些无能的官员也没“辜负”后金，把原本应该给林丹汗的贸易份额给了后金，后金从这里头拿到了可以供6万大军吃40天的粮草。

而实际上这个明朝与蒙古的“官方贸易份额”里压根就不可能有这么大量的粮草，所以这是当时的宣府巡抚与后金的私下交易，如此巨量的粮食交易，我很怀疑这个宣府巡抚受到了巨额贿赂。

这宣府巡抚就是沈棨。

后金得到了这批粮草，掉转马头就又与林丹汗打了起来，本来占优势的林丹汗战败。

林丹汗的战败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本来东北那一块蒙古和后金对峙，明朝又与蒙古结盟，在战略上还是处于优势地位的，现在强力盟友蒙古因为本朝的“二五仔”官员资敌而一朝尽灭，战略优势一日之间不复存在。

<strong>

崇祯皇帝气得很，斩了沈棨。

斩了也没用。

所以不管是哪朝哪代，真正能丧国的只有朝堂上的人。

一般商人不行，官商也不行。

闲话说历史

现在网上对大明王朝到底是亡在哪里的争论很大，有的说明亡于崇祯，也有的说明亡于万历，也有“东林误国、阉党救国”的观点，表面看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作为江南豪强的政治代表东林党，阻碍阉党征收商税，以致明政府兵饷不足以应付两线作战，以致灭亡，而魏忠贤主政的三年，平民起义还不成气候，辽东关宁防线还算稳固，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观点。

晋商所扮演的角色

晋商，自古有之，只是在明朝之前只是不起眼的角色罢了，在明朝时期却成了燎原之势，这和当初山西的商人支持朱元璋有关，当时山西的商人给朱元璋的北伐部队送吃送喝送粮草辎重，得到的回报是一张叫盐引的“白条”，封建时期的盐铁都是国家专营的，有能力的才能做分销商。

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盐引，有了它，山西商人就有了贩盐的通行证，大家都知道，国家专营的盐铁可是牟取暴利的行业，就这样，山西商人从国家统管的盐业中获得丰厚回报。从原来的不温不火的商人，慢慢成了说话底气很足的商人。

山西地处边关的优势慢慢体现出来，山西商人发迹之后，就开始做起对外的贸易，无论是草原还是东北地区，山西商人在带来他们需要的物资后，带走了当地的牛羊和人参兽皮，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商人的天性莫过于此，对外贸易的利润具体有多高大家都想的到，特别是一个以物易物的交易。

大明王朝一直提防败退漠北草原的蒙古残余势力卷土重来，但没想到东北那边儿的鞑清通古斯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东北领头造反的努尔哈赤，原本是明朝敕封的一个小官员。

虽然努尔哈赤用十三副铠甲就开始起兵造反了，但这些资本明显不可能长久，而且只有大明封锁边关，努尔哈赤想获得物资就更难了，这个时期的努尔哈赤在食物资短缺的境地下，是怎么挺过来的呢？

这当然得靠外部势力，前面说了，晋商依靠着边境优势，与蒙古后金等部落进行贸易，贩卖中原地铁、茶叶、火药等，换回马牛羊、兽皮等物资。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贸易并非完全合法，而经常是带有走私性质，而且走私的是国家禁止对游牧民族输出的战略物资，其中，铁器，火药等当时都是违禁品。

然而禁令依旧无法阻止以范永斗为首的晋商走私行为，那时的东北除了熊瞎子、鹿茸、野山参多，其他重要物资几乎没有，努尔哈赤领导的女真人要想崛起，集合足够强大的军队来对抗明朝，必须依靠大量来自中原的物资，因此努尔哈赤以及其后继者对晋商许以重利晋商的走私活动，走私粮草铁器并代女真销售劫掠财物，大大改善了后金的经济状况，获得的利润是满清劫掠大明所得的巨额金银。

晋商在出售物资的同时，还帮努尔哈赤的后金在内地建设情报网，把大量的山川地形和军事情报源源不断的送将出去，范永斗时期的晋商基本上就跟女真人的利益捆绑到一起。

随着后金政权的野心膨胀，他们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铁器、火药、军事情报都是重点高价收购的商品，后金政权对于范家这样与他们长期做生意的晋商也越发倚重，后金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由晋商提供，甚至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清单，也由晋商提供，晋商们不可能不知道后金收购这么多军火和铁器以及情报目的何在，但为了白花花的银子，什么国家大义、民族安危，都顾不得了。

总结

其实，皇权专制是明亡的根本原因，而崇祯则是明亡的现实原因，但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一个则是漏掉了重要的“晋商通敌”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灭亡，不是一个人或者某一部分人就可以导致的。

一个王朝的兴衰，归结到一个商人群体，总是勉为其难的一个借口，但以范永斗为代表的晋商的举动，从商业的角度而言无可厚非，我们不能苛刻一个商人的意识能够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但是这种唯利是图，发国难财的行径和勾当却终究要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钉上其名，纵然后来满清僭越中原后，晋商获得了空前的“皇商”地位，却还是挽不住其衰败的颓势，而且依然还是需要为大明王朝的灭亡负上一些责任的。

唐明国亮

明末时期的晋商资敌是确实存在的。所谓资敌的八大皇商和后来乔家等人八大晋商并非是一批人。

晋商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唯一能与江南商人抗衡的商帮，甚至是一度超过江南商人。明朝时期，以八大皇商为首的山西商人在明末年间所做的事情，堪称汉奸中的汉奸。

①最初晋商是给边关的明朝军队提供物资的，就相当于军火公司一样，通过这个行业，晋商积累起一定的资金，但是明朝边军虽然相比于中央的部队战斗力高强，但是装备更换的实在是慢，这让晋商始终不能再军火这个暴利行业上有太大的发展。晋商，尤其是八大晋商(汉奸商人：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就把目光放到了长城外面的蒙古部落上了，对口外的蒙古各部进行了明目张胆的走私活动，这仅仅是走私而已。但是八大晋商很快就不满足了，此时，他们干起了历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一个污点，那就是沟通后金。

②明末后期,晋商大量走私粮食，衣物，炊具，明王朝所禁止的金属与火药到后金政权；甚至包括后金入侵中原所需的军事与战略情报。作为回报，后金政权则以人参、鹿茸、兽皮与从中原劫掠的贵重物品与之交换。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范永斗最为典型，通过与后金政权的交易，山西范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俨然为晋商之领袖。据《清实录》记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③客观上，晋商的贸易行为为满洲文明入侵中原文明创造了积极的条件。“八大家”操纵张家口的贸易活动,并以商为名,暗中为满清输送军需物资和情报。他们在满清最困难的时候给满清提供粮食，满清入主中原后，为“财赋有出，国用不匮”，顺治初年即将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八位山西有功之商召入京城，赐宴便殿，入籍内务府，封为皇商，也就是所谓的八大皇商。

明亡于清，究其原因，根子还在于政事疏漏，与士人过宽，与庶民过严，农民不堪暴政，李自成起义灭明，商贾借士人崛起，无利不起早，心中无民族之所义，唯图方寸之所得。不重汉人之存亡，只顾一家之私，图小利忘大义者，莫过于此，清人如无铁器之利还至于如此迅速的崛起？，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始，正是始于这类汉奸商人之手也，虽万世难消此恨，

惊鱼乱水纹

晋商在明朝之前只是一簇星星之火，在明朝时期成了燎原之势，当初山西的商人支持朱元璋，山西商人给他的部队送吃送喝送粮草辎重，得到的是一张叫盐引的“白条”。可别小看这盐引，有了它，山西商人就有了贩盐的通行证，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盐铁可是牟取暴利的行当。就这样，山西商人从国家统管的盐业中获得丰厚回报。从原来的不温不火的商人，慢慢成了说话底气很足的老板

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西靠着边关的优势慢慢体现出来，山西商人开始做起对外的贸易。无论是草原还是东北地区，山西商人在带来他们需要的物资后，带走了当地的牛羊和人参兽皮。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商人的天性莫过于此。大明一直提防败退漠北草原的蒙古残余势力卷土重来，没想到东北那边儿的鞑清通古斯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东北领头造反的努尔哈赤，原本是明朝敕封的一个小官员，弄个什么鬼扯的“七大恨”就造反了。

但是，努尔哈赤的造反资本实在太微薄——天寒地冻的气候，缺粮少衣和赤手空拳的现状，明朝那边儿经济一封锁，努尔哈赤就有点傻眼了。再者（推开民族团结，就历史事实而言），后金占领辽东以及东北其他地区，屠杀了多少汉人？辽东还剩下多少汉民？无论怎估算，幸存的汉民都不可能超过10万（剩下的都是服从努尔哈赤的奴役统治）。至此，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统治区，基本上找不到汉人了。而面对经济崩溃，主要劳动力屠杀殆尽，导致劳动力不足，粮食物资短缺的境地下，后金是怎么挺过来的呢？

这当然得靠外部势力。前面说了，晋商依靠着边境优势，与蒙古进行贸易，贩卖中原的铁、茶叶、火药等，换回马牛羊、兽皮等物资。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贸易并非完全合法，而经常是带有走私性质，而且走私的是国家禁止对游牧民族输出的战略物资。其中，铁器，火药等当时都是违禁品。

然而禁令依旧无法阻止以范永斗为首的走私行径，那时的东北除了熊瞎子、鹿茸、野山参多，其他重要物资几乎没有。女真人要想崛起，集合足够强大的军队来对抗明朝，必须依靠大量来自中原的物资，因此努尔哈赤以及其后继者对晋商许以重利晋商的走私活动，走私粮草铁器并代女真销售劫掠财物，大大改善了后金的经济状况，获得的利润是满清劫掠大明所得的巨额金银。

在出售物资的同时，他们还帮后金在内地建设情报网，把大量的山川地形和军事情报源源不断的送将出去。范永斗时期的晋商基本上就跟女真人的利益捆绑到一起。随着后金政权的野心膨胀，他们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铁器、火药、军事情报都是重点高价收购的商品。后金政权对于范家这样与他们长期做生意的晋商也越发倚重。后金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由晋商提供。甚至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清单，也由晋商提供。晋商们不可能不知道后金收购这么多军火和铁器以及情报目的何在，但为了白花花的银子，什么国家大义、民族安危，都顾不得了。

一个王朝的兴衰命运归结到一个商人群体，总是勉为其难的一个借口。范永斗等商人的举动，从商业的角度而言无可厚非，我们不能苛刻一个商人的意识能够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但是这种唯利是图，发国难财的行径和勾当却终究要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钉上其名，纵然后来满清僭越中原后，晋商获得了空前的“皇商”地位，却还是挽不住其衰败的颓势（满清为了阴以范氏为代表的晋商，给其经营进口日本铜矿的特许权，结果范氏因此衰落）

原本是纯粹的商人，有意无意中卷入了历史更迭的风波之中，陪伴着一个王朝兴起，但最终却毁灭在这个王朝的深渊之中，这仿佛是历史留给晋商的一段黑色幽默

御前带刀侍卫

要知道，当时的人们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概念，正因为如此，立志要颠覆明朝的后金才被视作异族。而晋商依托山西，是土生土长的明朝子民，却做着资敌的事，这应该被原谅吗？

有人说，商人本来就是逐利的性质，所以这一切都无可厚非。是啊，如果我们遭受侵略，我们的商人是不是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和敌人做生意，让敌人有了大量的装备后，反手消灭了自己的国家？

也有人说，是因为明朝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商人无法生存，所以只能和外族做生意。试问，父母打你能成为你联合仇人攻击父母的理由？

又有人说，晋商和后金做生意又不是贩运的军火，只是一些茶叶，所以应该理解。是啊，茶叶可以二次交易换取别的物资，而且可以得到军费的充足保证，这是让八旗越来越强大的原因之一。

更要命的是，晋商作为当时社会的一个集团，太过典型。当年赵薇穿个军旗装引起了社会的轩然大波，就是因为公众人物代表着社会价值导向。而晋商在那个年代无疑也有这样的作用。试想，连晋商都投向了异族怀抱，那么对这个社会的冲击无疑会异常猛烈。

晋商在清朝的鼎盛是必然的，因为清朝取得天下，他们也有很大的功劳。在清朝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大量晋商随军前往，成为清朝政府特许的皇商，享受特殊照顾，当然就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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