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戴西，本姓郭，名婉瑩，1909年，出生在澳大利亞的悉尼。而戴西是一個英文名字，意為“雛菊”。父親郭標，從廣東中山縣出洋，是靠水果生意起家，成為華人富商的。
戴西，是八個孩子中的老七，下面還有一個弟弟。父親最愛這個小女兒，甚至把她的嬰兒床擺在自己的臥室裡，以便晚上親自照看。
1918年，應孫中山的邀請，父親和兄弟郭傑一起舉家回到上海，開辦當時最新潮的百貨公司——永安公司。那年，戴西9歲。永安公司，作為郭家的產業，給了戴西一份富有健康的生活。
初到上海，全家住在東亞酒店，那是母親家族——馬家的產業，包括先施百貨公司。
後來，郭家搬到一棟帶花園的西式大房子裡。戴西的房間，還是與父親的臥室連在一起，她依舊是父親最心愛的孩子。
郭家的女兒們，相繼轉入中西女中就讀。可以說，戴西這一輩子，說的、用的大多是英文。雖然在中學時代，開始一點點接觸中文，可並未真正當成自己的母語使用。這一點，同前第一夫人宋美齡相似，總覺說英語比說中文，要順溜得多。
1932年，父親去世，戴西23歲。這一年，她是燕京大學心理學系的三年級學生，也成為上海永安公司的股東。戴西，與康有為的外孫女羅儀鳳，是燕京大學好友，兩人保持著多年的友情。
02
1934年4月，在自家花園，郭母為戴西舉辦訂婚園會。早先，戴西毫不猶豫地退了家裡為她選訂的婚約，這使母親覺得不快。
但戴西堅持自己的選擇，她不能跟一個無趣的男子相伴終生。而現在的這位，是清貧讀書人家的子弟吳毓驤。在戴西眼中，吳先生與自己很是談得來。這裡要敲黑板，他絕對是位有趣的男子——
我喜歡我的丈夫，是因為和他在一起，很有意趣。就是因為這些，而愛上他，嫁給這個清華大學的學生，那個玩起新花樣來聰明透頂的男子。
戴西始終有自己的主見，一定要嫁給和自己有共同語言的男子，那個一定要有a lot of fun的白馬王子。
最終，郭家還是接受了四小姐的選擇。1934年末的婚禮，美麗的戴西牽手自己最想嫁的有趣男子，臉上沒有一點陰影。
相愛容易相處難，戴西也曾有過遭負心的傷痛，丈夫犯了“所有男人都會犯的錯誤”。那是四十年代的一個晚上，她由二姐夫（同時也是丈夫的同學）陪著，到一個年輕風流的寡婦家裡——“我要找我的丈夫”，把丈夫找了出來，並帶回自己的家。
第二天，戴西仍是一如既往地為丈夫做好早餐，面色平靜，就好像之前的不快，未曾發生一樣。
原諒別人，就是放過自己。給別人機會，就是給自己機會。終究，人還是要聽從自己的心聲，自己知道自己究竟要什麼。
03
1949年解放後，吳毓驤的事業，發展得很好。1956年，公司正式與國家合營，他跟著職工敲鑼打鼓。
可到了1956年，吳毓驤被打成右派，革去經理職位，並安排打掃廁所。1958年3月15日，吳毓驤在辦公室被捕。那一天，是戴西和兒子中正生活中最長的一天。
吳毓驤被關進監獄，這可是天大的事情。已在北京工作的女兒靜姝，第一時間回到上海。而她看到的，與想象的完全不一樣。母親，還是像從前一樣，面色平靜。儘管此時的戴西，已被調到一家外貿農場餵豬。
也許為驅除女兒的不安，也許意識到將來的日子，會有更多的不定，戴西抽空帶著女兒，來到錦江飯店樓下的裁縫店，為其定製大衣和裙子。那可是上海最昂貴的裁縫店，老式的精緻的木頭櫃臺上，亮著明亮的燈，空氣裡懸浮著呢子布的羊毛氣味，還有已經在別處無法聞到的香水氣味。女兒靜姝看到，在那家店裡，母親還和從前一樣美麗自如。
自我控制是強者的本能，戴西做到了。她或許是想告訴女兒：你不要害怕變化，不要為失去的一面感到惋惜，你應該看到目前你所擁有的一切。
1963年，吳毓驤被判需向國家償還鉅額美金和人民幣。這樣，他的家產，連同妻子的首飾、衣服，甚至心愛的婚紗，皆被充公。從此，戴西的生活，從小康之家降至社會底層。
1971年，戴西退休後，獨自住在一間非常小的北向亭子間裡。家產早已被悉然充公，她靠自己每月三十六元人民幣的退休金生活。即使是在1971年，微薄的薪水，也只夠她買最簡單的食物。冬天，亭子間裡連她呼出的空氣都會很快結冰；夏天，她不得不整夜坐在房門口，希望鄰居家朝南的窗子吹過來的南風在路過他們的房間以後，能吹到她這裡來。
但戴西深知，有些事情，是你能控制的；有些事，則不能。那麼，凡事儘量要向好的一面看，如果她遇見了什麼倒黴事，她總是能在裡面找到有益於自己的東西，並開開心心地受用那些有益於自己的東西。
戴西曾在青浦勞改地挖魚塘，別人不相信她能堅持下來，可她不光堅持下來，還完成挖魚塘的指標。回到家，她得意地對孩子們說，沒有什麼是媽媽做不到的，也沒有什麼能嚇住媽媽。
04
1986年，最小的弟弟喬治回國，問起戴西這些年來在上海的經歷。和所有郭家在海外的成員一樣，喬治也認定，要是自己當時留在上海，也會像戴西一樣經歷所有他們不能想像的事。戴西說了一些，然後她像從前一樣，聳聳肩，攤開雙手說：“你看，我就這樣過來了。我好好地過來了。“
1989年9月，戴西去美國看望兒子中正一家。在兒子家中，戴西寫起自己的回憶錄，她說是為自己家族裡的孩子寫的，為了讓後一代人知道她的生活，而不是為了發表。她留下的回憶錄，寫到七十年代便戛然而止。她不想再寫下去了，因為重新回憶過去，是對自己的折磨。
戴西曾說，有一天她做了一個夢，夢見文化大革命又來了，她家在抄家和封門，然後她醒了。她在想，要是文化大革命真的又來了，她能再經歷一次嗎？
“我想過了，我覺得自己可以撐得住。然後我想到我的孩子，他們能受得了嗎？我想我可以受得了，他們也一定能行。”
在孫女媚的印象裡，奶奶是與眾不同的，什麼也打不倒她——在以後她大起大落的人生中，這種倔強和頑強已經成為她眼睛裡不曾改變的明亮光芒，一直閃耀著。
家庭遭遇重大變故，從始至終，靜姝姐弟從未聽過母親的抱怨。連她周圍的至親，也不知道，她內心到底藏著對自己一生的評價。其實，戴西最終的答案，都在她的敘述中——
要是生活真的給我什麼，我就收下它們。要不是我留在上海，我有的只是和去了美國的家裡人一樣，過完一個郭家小姐的生活。那樣，我就不會知道，我可以什麼也不怕，我能對付所有別人不能想象的事。有些事情，在你沒有經歷的時候，會把事情想得很可怕，可是你經歷了，就會什麼都不怕，真的不怕了。然後你就會知道，一個人是可以非常堅強的，比你想象的要堅強得多。
早在1985年，戴西就寫下志願書，準備將自己的遺體無償捐獻給紅十字會，不留骨灰。1998年9月25日黃昏，戴西在上海的自己家裡安然去世。紅十字會特地用她的頭髮製作了紀念物，表示對她的敬意。那年，她90歲。
走進記憶，就是走進生命。在瞭解別人的過程中，探究和發現自己，堅持什麼，選擇什麼，信守什麼，珍惜什麼。
謝謝戴西，讓我們學到一些東西，看到風浪中可以怎樣經歷自己的人生，可以怎樣堅持自己的純淨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漫長生活中可以怎樣護衛一顆自由的心，在生活大起與大落的時候，讓它都是溫暖的、自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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