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飛渡
貞觀十一年（637），盛唐王朝內修外治，國泰民安，李世民因此洋洋自滿，漸有享樂之意，大修殿宇、廣羅珍寶、四處遊玩、勞民傷財。時任門下省侍中的魏徵對此頗感憂慮，於是在當年的三月到七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
題中《諫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封，也稱“論時政第二疏”，但是這兩個名字都不是它原本的題目，是因為奏疏內容太過精彩，後人為方便傳頌，根據內容總結出的名稱。就比如《隆中對》和《出師表》，都出自《三國志》，也是從書中內容提煉，諸葛亮在上疏時不一定會寫《出師表》三個字。
《諫太宗十思疏》
此名稱出自《全唐文》，是清嘉慶年間官方修訂的唐五代文章總集，收錄了唐和五代十國期間3000餘名作者的20000左右篇文章。清朝嘉慶十三至十九年（1808～1814），由董誥領銜，阮元、徐松、胡承洪等百餘人參加編纂。至於《諫太宗十思疏》始於此書，但是誰最給先起的名字已經不可考。
奏疏
奏疏起於秦朝，興於漢朝，用途為“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並且有比較嚴格的行文程式，封皮一般是部門或大臣名字奏摺，起手多是“臣***跪奏”、“臣昧死言”等等，諫疏也大抵如此，不能直入主題，要有鋪墊和過度，否則即使皇上脾氣再好，看多了也是會生氣的。
從傳世的奏章手本看，是不需要為啟奏內容起名字的。
廟號
“太宗”作為李世民的廟號，是死後供奉時才會出現的，雖然按照慣例，二代皇帝多為“太宗”，但是誰也不願意在生前就被人以牌位名相稱。大臣不會當面稱呼李世民為“太宗”，就像你不能當著嬴政的面叫他“秦始皇”。還有一個最有助於理解的例子，就是父親在世時我們絕對不能稱之為“先父”，否則容易被抽死。
因此，魏徵在寫這篇奏章的時候，李世民並不會看到《諫太宗十思疏》這幾個字，這個標題的出現只是後人為了傳閱方便而起的。
尹禾
那當然不可能啦，唐太宗是李世民的廟號，而廟號是指皇帝死後在太廟立室奉祀時特起的名號。說白了“廟號”是死後才產生的，活著的時候當然不會被這麼叫啦。
《諫太宗十思疏》是魏徵寫給唐太宗的一份奏章，勸諫李世民要“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積其德義”。而《諫太宗十思疏》這個題目是後人編纂魏徵的作品時加上的。
古代對死去的帝王所用的稱呼主要有三種——諡號、廟號、年號。另外還有一種尊號，因為不常用，我們就不說了。
第一種，諡號。“諡號”是古人死後依其生前行跡而為之所立的稱號，而且它並不是皇帝獨享，皇后、諸侯、王公大臣等有身份、地位的人死後也會被賜予諡號。稱呼唐代以前的帝王時多用其“諡號”。
第二種，廟號。“廟號”是皇帝於廟中被供奉時所稱呼的名號。唐代以前並不是每個皇帝都有廟號的，只有像劉邦這樣的開國之君，或者劉秀似的中興之主才有資格擁有。而到了唐代，所有的皇帝都有了廟號，加之他們的“諡號”所用的字數也越來越多，所以在稱呼他們時就改用較為簡潔的廟號了。
第三種，年號。“年號”是封建王朝用來紀年的一種名號，由漢武帝首創。在明清之前，每個皇帝在位時所用的年號並不是固定不變的，經常會多次更換，像漢武帝用了十一個，而唐高宗則用了十四個。
而明清時期的皇帝們都不再頻繁的“改元”了，一般都是一個年號用到底。所以除了正史上依然使用廟號外，通常人們就用其在位時的年號稱呼這位皇帝。
嚐嚐歷史這塊瓜
《諫太宗十思疏》是魏徵為了勸諫唐太宗李世民戒奢以儉，居安思危而寫的奏章，此篇名並非魏徵進諫時所用的篇名，因此魏徵寫《諫太宗十思疏》時，並未成其為太宗。
“十思”與“奏疏”
“十思”是指奏章中主要說的內容，即十條引人深思的問題。
“疏”即“奏疏”，是古代封建王朝臣子向君主議事進言的一種議論文文體。 戰國統稱為“上書”，秦統一六國後開始稱之為“奏”。唐宋以後臣子給君主上奏文書統稱“奏議”，即稱為“奏疏”。
“奏”是指進上，即是向君主進上的意思。“疏”是梳理分析，可以理解為對問題進行逐條分析。“奏疏”也無需特別另起標題篇名。
“諫太宗十思疏”的寫作背景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後吸取隋煬帝覆亡的教訓，實行了諸多利國利民的政策，文治天下，厲行節約，勸課農桑，休養生息，歷經十多年的勤政，百姓生活逐漸富裕起來，國庫充盈，邊防穩固，一派祥和，唐太宗李世民逐漸忘記初心，驕奢風靡，廣尋珍寶，四處巡遊，修建廟宇，對此情況，魏徵看在眼裡急在心上，他看到了繁榮背後隱藏著的危機，在貞觀十一年（637）的三月到七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諫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疏，因此也稱“論時政第二疏”。
“諫太宗十思書”的篇名由來
魏徵以敢於諫諍而聞名古今，“諫太宗十思疏”言辭懇切，切中利弊，“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對歷史乃至今日都有積極的意義。清朝人吳楚材、吳調候選錄了此篇著名的諫諍奏疏擬題為“諫太宗十思疏”於《古文觀止》中，更是盛讚揚此文:“通篇只重一思字，卻要從德義上看出。世主何嘗不勞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義，則反不如不用思者之為得也”，“諫太宗十思疏”由此得來。
再有“太宗”為李世民的廟號，那何為“廟號”？中國古代帝王死後在太廟裡立宣奉祀時追尊的名號即為廟號。魏徵進諫時更不可能稱其為太宗。
綜上所述，“諫太宗十思疏”為後世之人為這篇流傳於世的著名奏疏題的篇名。
執古論今
諫太宗十思疏這種文章都是死後改名的，就象出某一個作家的全集，都是死後才總結的，死前只能出選集。人都死後，後人總結文章時就按死後的號給總結了，比如曾文正公全集，曾文正公家書，都知道是死後結集的，他活著時不可能知道自己以後叫曾文正公了。李世民活著肯定也不能叫太宗，就算他自己很想叫太宗，也只能給兒子留下話，死後號想叫太宗，不過也得看兒子答應不答應了。就象曹操就說過自己想當週文王，那就是看上這個文字了啊，可他兒子給他起魏武帝，魏文帝這號給自己留著用了。
諫太宗十思疏是把魏徵的上疏在他們死後結集，當時魏徵可能就沒有文章名，給皇上上表只接就是正文了。
海中巖haha
歷史和歷史書是兩回事。
比如，在同一個家族內，晚輩對長輩的稱呼一般是“大伯”，“三叔”之類的敬稱，而家族之外的人通常就直呼其名了。
歷史和歷史書的區別差不多就是這樣的。當歷史正在發生時，為了表示尊重，避諱等等原因，對於別人的稱呼不會那麼直白。而歷史書是後人在整理時為了便於理解和統一，稱呼起來自然就不那麼隱晦了。
“唐太宗”裡的“太宗”指的是李世民死後的“廟號”。所謂廟號，指的是皇帝死後，單獨為其修建的用於單獨祭祀的家廟的名字。“太”就是“第一個”的意思，“宗”則說明這個皇帝的功績是“德”大於“功”。因為，給皇帝確定廟號稱“祖”還是“宗”的時候，講究的是“祖有功而宗有德”。這種區別還體現在該皇帝陵前的“功德碑”上。“祖”的功德碑稱為“聖功文德碑”，而“宗”的則稱之為“聖德文功碑”。不僅如此，“祖”和“宗”只表明此皇帝的“文德”和“武功”並不一定是必然的先後關係。比如清太宗皇太極和他的兒子清世祖福臨（順治帝）以及他的孫子清聖祖玄燁（康熙帝）。
其實，李世民也知道自己死後的廟號大概率是“太宗”，那麼他高興嗎？李世民可能不是那麼開心，但也沒辦法，因為比“太宗”更讓李世民心儀的廟號已經給他的爺爺李邴用了。那就是“唐世祖”。畢竟，以李世民都“武功”來說，當個“祖”也實至名歸。只是唐高祖李淵在唐朝建國以後，追諡了兩個皇帝，一個是他的爺爺唐太祖李虎，一個是他的父親唐世祖李邴。到李世民這兒的時候，也就只能當他的“唐太宗”了。
這都是一個皇帝的“蓋棺定論”。是不可能出現在當時的。由此可見，魏徵肯定不會稱呼李世民為“太宗”的。雖然他也知道李世民駕崩之後的廟號大概率是會被稱“太宗”的，但在李世民還活著的時候就這樣稱呼的話，魏徵顯然是覺得自己活的太長了。
至於所謂的《諫太宗十思疏》這個名字，是後人整理時處於便於區別，分類等原因加上去的。類似的情況太多了，比如更常見的王朝前面加的“前後東西南北”這些方位字，都是後人在整理前朝史料時加上去的 ，而稱呼本朝，更多的是用“大”“上”“天”之類的牛X字眼。比如如今我們隔壁的倆彈丸小國。
陌上雲白
《諫太宗十思疏》出自《全唐文》，是清代編著的唐人總集，標題自然是後人為說明內容所加的。
愛歷史的大小姐
當然是先寫文章，後世才被命名的。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吧。
像《詩經》，創作歷經數百年，地域橫跨上千裡，難道這無數的人不約而同的想到要給自己的作品起名“詩經”？也沒見誰為命名權而打架呀？
李商隱有大量的“無題”詩，難道是他自己命名的？杜甫的“絕句”，是自己起的名字？曹植的“七步詩”，也是作者定的嗎？
還有“春秋”“戰國”這些歷史時代，難道是當時人起的名字？“同志們，春秋時代已經開始了！”“各位愛卿，讓我們一起努力，在偉大的戰國時代大放異彩吧！”
沒有這麼搞笑的。歷史又不是抗日神劇。
棲鴻看紅樓
史與史書是兩回事，別弄混了。
史是曾經發生的事，史書是追記史，而後世人編揖成章冊的，都歸史記，屬記憶形式。
這如同一個人去旅遊，返回家後寫遊記一樣，摻入了巨量回憶感在裡面，事實上當時沒這些感的，僅忙於走及看外，就是累，但寫遊感時僅感慨，不提累及忙於走了。
史書都有被後世修改的詮釋語被當真了，特別是儒生摻入儒學內涵，使史書滿眼儒家思想，無半點墨家與道家內含了。
這如同歐洲奴隸史很偉大輝煌一樣。被後人添入無尚榮光的渲染詞。
只不過儒生加忠君，歐洲人添救世，罷了。
因此，歷史書上的事是有過的，細節全編的。讀史書不明此，白讀了。
本題是後人注，形成的，只不過注的標註格式不見了，再讀者讀成正文，而造成的混亂，太宗是王死後的廟號，魏徵上疏李世民還活著，沒有廟號的。
可見後人注的痕跡了。
悟空問看後咱也在其上留上點啥。
味哎兒
這個是後世起的名字，不是當時的名字，奏摺或者條陳怎麼會一開始就寫名字，都是因為寫的精彩，流傳後世之後才會有現在的名稱
圓耳狐
諡號和廟號體系出現之初，曾經有過帝王生前給自己加諡的，比如周文王、周武王都是生前就自稱文王、武王，楚子熊徹是第一個稱楚王的春秋楚國國君，也有記載稱他生前就自稱“楚武王”，此外，西漢呂后七年（公元前187年）南越王趙佗自稱“南越武帝”，恐怕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自己給自己加諡號的帝王了。
自春秋後期以後，諡號、廟號照規則都是本人死後由後人根據其一生事蹟擬定，有“蓋棺論定”之意，漢代“以孝治天下”，儒家學者對此非常較真，自漢以後，生前加諡號的事幾乎再未發生過，唯一的例外是元順帝，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給當時還活著的元朝皇帝妥歡帖睦爾，朱元璋稱他放棄大都北逃是“預知天命，應天順人”，所以給事實上活到公元1370年的他一個“順帝”的諡號，其目的一是顯示寬大，二是要藉此公告天下“元朝已經結束，現在是大明的時代”，事實上元（北元）人自己從來不管“元順帝”叫“順帝”，而是給了“惠宗”的廟號。
而“生前加廟號”則亙古未有——廟號是加給已死的祖宗的，活著進宗祠吃香火，這是嫌活得太長麼？
因此漢代以後，大臣當面或書面稱呼皇帝都是叫“陛下”，對旁人則稱“陛下”、“皇上”、“今上”（值得一提的是太后只能稱呼晚輩皇帝“皇帝”而非“皇上”，因為她地位比皇帝更“上”，這點老電視劇版《末代皇帝》表現得非常準確，而其它絕大多數大辮子戲都大錯特錯），比如司馬遷的《史記》寫於漢武帝生前，漢武帝的本紀就被題為《今上本紀》。
不過古代著書立說的週期很長，且許多作品在作者本人去世後還會被一再發表、傳播，其標題也會被相應修改，甚至有些作品原本沒有標題，也會被重新起一個。這時候就會出現“活著見諡號廟號”的有趣現象——但這個毛病實際上是後來的整理者、發表者的，他們做整理、發表工作時那位帝王已是古人，自然知道其諡號、廟號，也習慣用這種稱呼（尤其如果整理、發表在同一個朝代，他既不能說“今上”、“陛下”，因為皇帝換了，更不能直呼其名，因為“大不敬”，稱呼諡號、廟號或年號幾乎是別無選擇的辦法）。
正因如此，司馬遷原版《史記》中的《今上本紀》，後人整理後就變成了《孝武本紀》。魏徵的《諫太宗十思疏》是從《魏徵公文集》中摘錄的，而這個文集是清代人在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整理發表的，雖然署名“魏徵撰”，但作為文集其實魏徵生前並未“過手”，這個《諫太宗十思疏》的題目自然也不是魏徵本人、而是後人給加的，魏徵死於唐太宗之前，是根本不可能知道李二的諡號和廟號的。
當然，這種亂用諡號、廟號的做法古人就有，比如京劇《過昭關》裡的伍子胥就大唱“不殺平王我的恨不休”。但這種現象在古代只出現在小說、戲劇裡，因為小說、戲劇作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容易犯這類錯誤，睢景臣在《雜劇般涉調.哨遍 高祖還鄉》最後寫“少我的錢差發內旋撥還，欠我的粟稅糧中私準除。只道劉三、誰肯把你揪撮住， 白甚麼改了姓更了名喚做漢高祖”，則是故意用這種諷刺性手法來出漢高祖洋相，而不是不知道劉邦的親戚不會在生前知道“劉三”的諡號和廟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