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星星
岳飞即将直捣黄龙的时候被召回，使得“十年之功，毁于一旦。”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
对于赵构来说，杀岳飞一点好处都没有，杀岳飞，他无利可图，他将失去很多，也没有非杀的理由；不杀岳，至少还留有对金讨价的筹码，关键时候还要靠岳飞去保江山呢。可以说，杀岳是最坏的选择，有百害而无一利。事实上，杀岳飞，他是受损失最大的冤大头。
1：失掉民心。爱国人士寒心，民怨沸腾。大家心灰意冷，坐听败亡。
2：失掉军心。杀岳去韩，将士流血牺牲，十年之功毁于一旦。
3：失掉皇权。大权落入秦桧一人之手，赵构已被架空。赵构自言：对秦桧经历了“初奇，继恶，后爱，晚复畏”的过程。
4：失掉大节、割地称臣于金。中国人历来重名节，皇家亦然。赵构被天下人唾骂，想不是他要的吧。
5：失信天下。自此再无人可用，一失败涂地。
关于岳飞议立储君后人看多了清宫戏，以为臣子不能议立储君。其实宋朝的储君本来就应该由廷议决定，不来议立储君的大臣才是失职。至于高宗不想让钦宗回来，这点最荒谬。金人一直把钦宗当作一张王牌，随时可以复立钦宗为傀儡，宣布高宗的南宋朝廷为非法，所以高宗恰恰是最想救回钦宗的人
钦宗即使回南宋，一个失国之君，还有可能再登皇帝宝座吗?留在北方，反而成为金人可居的奇货。金人在不得以的情况下，将宋钦宗扶立在汴京的宝座上，虽然不能成气候，但是对于南宋来说会在一段时间内造成大混乱，这也未尝不是秦桧与金人的合谋，逼着宋高宗接受和议。
可以说赵构一无动机，二无利益。岳飞怎么是他杀的呢?其实从他羸弱性格和所处环境就能找到答案。他一生有两怕：外惧完颜兀术，内畏秦桧。当大权落入秦桧一人之手，并且一意要杀害岳飞的时候，他恐怕是有力无心，甚至是无力无心，想保都保不了了。
再看秦桧，由于他在金国大倡和议，故于建炎四年(1130年)被放回南宋。秦桧得宋高宗信任，官至宰相，因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主张，罢相闲居。绍兴七年(1137年)，秦桧任枢密使，与宰相张浚劝说宋高宗收回由岳飞并统淮西等军的成命，招致淮西军的哗变投敌，八年（1138年），秦桧重新拜相，力主和议，代表宋高宗向金使跪接诏书。
绍兴九年(1139年)，秦桧不顾赵鼎，胡铨、韩世忠、张浚、王庶，岳飞，李纲等反对议和的上书，签订了第一个宋金和约。赵构怕事，装病躲进宫中，由秦桧代行皇帝职权，跪拜在金使面前，签字画押。从此，秦桧在朝廷中的身价提高了，宋金战和问题开始由他左右。
十年（1140年），金朝都元帅完颜宗弼领兵南侵，岳飞等军大举北伐，屡破金军，进逼开封，秦桧却怂恿宋高宗迫令班师。十一年（1141年），宋高宗与秦桧解除岳飞、韩世忠等大将军权，诬构谋反罪状，杀害岳飞，与金朝再次签订屈辱的和约。
秦桧可以说是杀害岳飞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宋向金称臣、纳贡、割地，金规定宋高宗不许以无罪去秦桧宰相。秦桧实际成了终身宰相。典型的干涉内政了。
秦桧再次任相的18年，独揽朝政，排除异己，大兴文字狱，极力贬斥主张抗金的官员，压制抗金舆论，篡改官史。秦桧养子熺掌国史，将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凡590卷，所有诏书、章疏，交桧或篡改或焚毁。
秦桧深恨岳飞多次声言和议失策，又上书赵构要求制定国家大政方针。这都与秦桧的投降政策相违背，所以秦桧总想杀掉他。岳飞被捕，有正义感的臣民愤愤不平。岳飞将被害时，韩世忠十分气愤，质问秦桧，岳飞父子究竟犯了多大罪，事实如何，有什么证据?秦桧说：“莫须有”。
韩世忠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这时韩世忠已罢枢密使之职，他满腔愤患，只得骑驴载酒绕西湖了。岳飞被害后，家属流放岭南，被株连者或坐牢或流放，或死于狱中，相反，凡跟着秦桧陷害岳飞的，都各有升迁。
后人在杭州岳飞墓前铸造了秦桧夫妇、万俟卨、张俊四个铁人，造象为双手反剪，跪向岳坟。墓阙上悬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鄜延路节度使李
首先，直捣黄龙之说是不存在的。岳飞是在进攻朱仙镇时，被宋高宗用十二道金牌召回的。宋金时期，朱仙镇位于现在开封市，黄龙位于吉林省农安县，两者相差1700公里。
当时岳飞还没过黄河，金朝京城还在东北，历史上所谓直捣黄龙至少当时是不存在的。至于说岳飞直捣黄龙，是因为后世觉得岳飞死的可惜，希望他当时不遭难，恢复北宋疆土。
那么为何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并且以“莫须有”的罪名给处死。
有人讲的岳飞想要迎回徽、钦二位皇帝。如上面说的，岳飞当时还在黄河以南，两位皇帝被关在东北。虽然当时金朝一败再败，但实力还在。徽、钦二宗能不能坚持到岳飞到来还是个未知数。所以说这个说法不成立。
至于岳飞被杀，还要从他的一些日常应为上说起。
岳飞三十一岁时，因抗击金军有功被封为节度使。这时候岳飞当着部下的面说了一句，我今日之成就对比太祖宋匡胤如何。其实岳飞当时意思是想说，自己在统兵方面不比宋匡胤差，但这句话最后传到宋高宗耳朵里，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
岳飞作为一个武将，宋高宗对他还是挺信任的，但是他另一句关心国家未来的话，缺戳到了宋高宗的痛处。
宋高宗因为早年一直被金朝追着打，心灵和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其中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宋高宗不育，一直没有子嗣。
而岳飞上奏宋高宗早立太子，皇帝没有子嗣，怎么立太子，立谁为太子。谁都想将自己的家产留给自己的孩子，宋高宗还想着自己再努努力，看能不能有个自己的孩子。
其实这句话，南宋那些文臣也一直上奏，建议皇帝早立太子。文臣可以说，应为那是他们的职责。
但岳飞不能说，因为他是兵权在握，独掌一方的武将，自古武将干预朝政就是大忌，何况是皇位归属的问题。这个让宋高宗怎么想，难道不立太子或者说立得太子不合你的意，你就不干了嘛。
其实岳飞这句话也是出于公心，立太子，皇位延续，天下人心会安稳。但他没考虑清楚，这句话会造成听者那一方会怎么想。
自古皇帝统治依靠的除了满朝文武，还有就是各地豪绅，因为打仗的钱粮就来源于他们。岳飞取得大捷后，金国主动求和，这一举动满足了朝廷上的投降派、南方的豪绅。
同时加上宋高宗一直以来都是被金军追着打，如今对方主动求和，过几天安生日子谁不想。
所以宋高宗就命岳飞撤军，应该说一开始宋高宗只是想和金国谈，并不想置岳飞死地。但是前后一共使用十二道“金字牌”，才使岳飞撤军，这下可就不一样了。
当时岳飞官至少保、枢密副使，封武昌郡开国公。官至极品，且手握重兵，面对这样的属下，往往会造成功高震主的情况，皇帝最怕不服从命令，而岳飞硬是在皇帝好几道命令后才执行。这时候再加上秦桧等奸臣的添油加醋，宋高宗最终默许了“莫须有”的罪名。
古人云:伴君如伴虎。岳飞一心想要驱逐金朝，恢复宋朝疆域，但却由于不善揣摩皇帝心思，最终落个含冤而死。
风吹下的洛夜
只差一步直捣黄龙大夸张了，杀岳飞肯定是不合理的。了解分析一下当时的背景，就很清楚明白了。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发动政变掌权的完颜兀术废除对宋和议，亲统大军，以山东聂儿孛堇和河南李成为左右翼，取道汴京向两淮进军；右副元帅完颜撒离喝统帅西路军，从同州（陕西大荔县）攻陕西。宋军在三个战场上进行了抵御或反击。川陕战场由吴璘节制陕西诸路军马，阻挡住金将完颜杲（撒离喝）的锐利攻势。东路战场由韩世忠与张俊唱主角。韩世忠军攻取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进围淮阳却无功而返。张俊与王德在淮西采取了攻势，进入了宿州与亳州。但战争主要在中路战场进行，由岳飞、刘锜与宗弼率领的金军主力对阵。
刘锜被任命为东京副留守，率原八字军万余人北上赴任，绍兴十年（1140）五月抵达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接到金军毁约重占东京的消息，便率军入城，凿沉了自己的座船，表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与新任知府陈规作死守计。仅用六天，他就严密部署了顺昌城的防务，令蜂拥而至的金军前锋捡不到便宜。八字军将士都说：“平时人欺我八字军，今日当为国家破贼立功！”
六月，宗弼亲率主力步骑十余万赶到顺昌城下，为鼓舞士气，他声称可用靴尖踢倒顺昌城，命将士来日府衙会食。他麾师攻城，出动“铁浮图”和“拐子马”夹攻宋军。金军惯用左右翼骑兵迂回侧击，称为“拐子马”。“铁浮图”也叫铁塔兵，形容重甲骑兵装束得铁塔一般，每三匹马以皮索相连，像一堵墙那样向前进行正面冲击，最适宜冲阵。
时正大暑，刘锜按兵不动，等到正午已过，见金军疲惫不堪，才命八字军战士轮番出攻，殊死搏杀，以少击众，金军被杀五千余人。三日后，宗弼支持不住，狼狈逃回开封，刘锜追袭，杀敌万余。顺昌之战以逸待劳，以少胜多，挫败了金军南下的势头。
顺昌之战后，宋军开始转入了战略反攻。岳飞以收复故都开封为目标，始终不忘自己确立的“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就命原抗金义军首领梁兴等渡河，联合“忠义巡社”，攻取两河州县。然后，岳飞亲率大军长驱直入，进驻郾城，另分别派部将进驻颍昌，攻占郑州，克复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对故都开封形成战略包围。
七月上旬，宗弼经过一月多的休整和补给，又亲率一万五千精锐骑兵从开封直扑郾城，企图借平原地形，充分发挥拐子马之长，一举消灭岳家军主力。岳飞亲自出马，命其子岳云和爱将杨再兴跃马驰突，运用巧妙的战术，或角其前，或掎其侧，使拐子马不能发挥威力。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宗弼把“铁浮图”军投入战斗。岳飞命步兵上阵，以麻扎刀、提刀、大斧等利器，专砍马足。只要砍断一条马腿，一组三匹的“铁浮图”军就只能被动挨打。只见岳家军的步兵拉着敌骑手拽撕劈，杀得金军尸横遍野。
取得郾城大捷以后，岳飞预料到宗弼将转攻颍昌（今河南许昌），便派岳云等率背嵬骑士前往驰援。七月中旬，兀术率骑兵三万直抵颍昌城下，后续援兵源源而来，又遭到岳家军的沉重打击。他只得把十万大军驻扎在开封西南四十五里的朱仙镇，企图阻挡岳飞进军。但岳家军前哨五百铁骑抵达后，稍一交锋，金军即奔溃。颍昌大战，岳家军杀敌五千余人，俘敌二千余。郾城之战与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孤军突进与金军优势兵力正面决战所取得的大捷，展现了岳飞是南渡诸将中仅见的擅长进攻战的军事统帅。这时，北方义军纷纷响应，大河南北捷报频传。见此形势，岳飞与部将快意相约：“直到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
对金朝毁约后双方战端再开，宋高宗与秦桧心态微妙：宋军既不能大败，又不能全胜。倘若大败，皇帝即便逃脱阶下之囚的命运，立国的空间与继统的合理性也将大打折扣，从而失去向金乞和的起码资本。但倘若大胜，诸大将乘战胜之势，拥重兵，挟战功，凌驾君权之上，势所难免，这也是绝不能容忍的。
秦桧摸准了皇帝的心态，接到郾城之捷与顺昌之捷的战报后，便踩准步点，建议宋高宗给岳飞下班师诏。岳飞立即激切上奏，坚决反对“班师”：“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再失！”但宋高宗为向金朝求和以确保自己的统治，竟连下金字牌，强令岳飞立即班师。其时，数万岳家军分布在河南中西部和陕西、两河的局部地区，战线拉长，兵力分散，而张俊、韩世忠和刘锜等部奉命已经或正在后撤，岳飞将陷入孤军深入的严重局面。鉴于形势，最关键的还是君命难违，七月下旬，岳飞违心拒绝了两河遗民要他继续北伐的请求，奉诏“班师”。他眼睁睁看着高宗与秦桧葬送了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战争，痛惜十年之力，废于一旦，悲愤地喊出：“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家军南撤返回鄂州（今湖北武汉），河南州县很快被金军重新占领。
岳飞是宗弼碰到的真正敌手，郾城大捷以后，金军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宗弼开始采取和战并用的策略。双方和谈尽管中止，但热线联系仍未中断，宗弼致信秦桧，明确提出条件：“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
绍兴十一年（1141）正月，宗弼亲率近十万大军直入淮西，企图以战迫和。南宋派张俊、杨沂中、刘锜率军迎敌，并命岳飞领兵东援。岳飞尚未赶到，杨沂中、刘锜与张俊的部将王德已在柘皋（今安徽巢湖东北）大败金军。有研究者认为，柘皋之战是南宋主力军团对南下金军的一次会战，会战性质是防御战；而柘皋之捷不仅是秦桧指导战争方针的胜利，而且是“皇帝确立战争暨军事指导力的一大转机”；战争一结束，宋高宗与秦桧就着手收兵权，解散各家私家军，重组皇帝的直辖军。
柘皋之捷后，张俊准备独吞会战之功，打发杨沂中、刘锜还军，岂料宗弼命孔彦舟回师攻陷濠州（今安徽凤阳），重创前来救援的杨沂中与王德军，部众伤亡严重。韩世忠奉命来援，却被金军截断归路，便边战边退，全师而还。
岳飞接到命他驰援淮西的手诏，宋金已经开打，行军途中获知张家军与韩家军大败，金军已安然渡淮北上，顿时悲愤难忍，当着部将脱口说出：“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官家”指宋高宗，这句话后被定为“指斥乘舆”的大罪名。岳飞两援淮西都慢了半拍，表面理由一是本人“寒嗽”（感冒），一是军队“乏粮”，是否夹杂有对宋高宗阻挠北伐的不满情绪，则不得而知。但这点不久就成为他受迫害的口实。
宋高宗与秦桧本来就处心积虑地企图削夺武将兵权，如今在兀术的要求下，罢兵权又与屈膝求和联系在一起。绍兴十一年四月，他们采纳了给事中范同明升官爵、暗夺兵柄的建议，调虎离山，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与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把三大将原先主持的淮西、淮东与京湖三宣抚司统制以下的官兵都划归三省、枢密院统一指挥调动，一律改称统制御前诸军。
韩世忠与岳飞对朝廷此举感到突然，张俊因与秦桧早已达成幕后交易，约好尽罢诸大将，兵权独归其掌控，带头交出了兵权。唯恐韩、岳联手，高宗宣布韩世忠留御前任用，张俊、岳飞前往原韩家军驻地楚州措置战守事宜。张俊所干的尽是肢解韩家军、撤毁江北防务的勾当，岳飞作为副职完全无能为力。当岳飞知道秦桧与张俊正在唆使亲信诬陷韩世忠图谋重掌兵权，便通报给了韩世忠。韩世忠急忙面见高宗，号泣投地，高宗知道他除力主抗金外还是比较听话的，念他在苗刘之变中救驾有功，终于保全了他。
接下来，高宗、秦桧就把迫害的黑手伸向了岳飞。在南渡诸大将中，岳飞是出身最低、功勋最著、抗金最力的。朱熹以为“中兴将帅以岳飞为第一”，但说他“恃才而不自晦”。确实，岳飞个性刚正耿直，不但不善于保护自己，还在两件大事上冒犯今上，加深了高宗的忌恨，引来了杀身之祸。
赐岳飞批劄卷（现藏台北兰千山馆）
据《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这道付岳飞手诏作于绍兴十一年（1141）二月。当时，金帅完颜宗弼进攻淮西，南宋派各路军迎战，岳飞九日才接到出兵手诏，其时正“见苦寒嗽”（重感冒），两天后抱疾从鄂州（今武汉）发兵。高宗连发数封手诏，命他赶赴淮西，参与诸私家军与金军的会战。这封手诏在十九日二更发出的，可见其迫不及待。从措辞看，宋高宗虽仍表扬岳飞“国而忘身，谁如卿者”，要求他速与诸军会师，但品味“一失机会，徒有后时之悔”，对其已深致不满。果不其然，未能及时驰援淮西，其后成为岳飞的罪名之一。
其一即绍兴七年（1137）四月，因高宗在让他节制淮西军北伐问题上出尔反尔，岳飞一怒之下上了庐山。高宗视其为“要君”，鉴于金人威胁还在，不得不好言抚慰促其下山，但同时引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以示警告，在表达不满时，已暗藏杀机。
其二即同年八月，岳飞出于忠心，建议高宗立储。这年，高宗才三十岁，他唯一的三岁儿子赵旉早在八年前就惊悸而死，而他在扬州溃退时因惊吓引起性功能障碍，再也无法生育，成为他的难言之痛。岳飞立储建议有两大忌讳，一是触犯了正值而立之年的高宗性无能的忌讳，二是触犯了祖宗家法中武将不得干预朝政的忌讳。而绍兴十年金朝毁约，岳飞出师北征前竟再次亲笔奏请及时立储，以防金朝政治讹诈。宋高宗尽管耿耿于怀，却深知此时必须倚赖岳飞，便下手诏“嘉叹”他“忱诚忠谠”。岳飞也真不懂政治，建请立储之事，宰辅大臣尚应避嫌慎言，一介武将岂可再三喋喋？
高宗的厌恶、忌恨和反感是可以想见的，岳飞实在是太欠思量。再加上岳飞在抗金大计上毫不妥协，宗弼以杀岳飞作为议和的交换条件，高宗、秦桧以屈膝议和作为巩固自己皇位与相权的根本之计，于是，岳飞便非死不可。
绍兴十一年七月，秦桧唆使他的死党万俟卨以谏官身份弹劾岳飞，颠倒是非的罪名有三，一是“日谋引去，以就安闲”，二是淮西之战，不及时发兵，三是淮东视师，沮丧士气。第一个罪名暗指岳飞辞职上庐山一事，第二个罪名是指没能及时驰解淮西之围一事，第三个罪名完全把张俊撤除防务的事情栽到岳飞的头上。次月，岳飞意识到处境的险恶，上表辞位，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他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宫观闲职。这时的岳飞既不掌兵，又没权位，既对君权构不成威胁，而对朝廷求和也不可能再发声音。但高宗显然不想就此收手进而保全他，罢政制词里说岳飞有“深衅”，“有骇予闻，良乖众望”，留下了杀机。韩世忠看清了大势，主动辞去枢密使之职，杜门谢客，口不言兵，以求自保。
张俊受秦桧指使，利用在镇江开枢密行府的机会，胁迫岳飞的部将都统制王贵就范，又买通了副统制王俊，由王俊向王贵告发岳飞的爱将副都统制张宪，诬陷张宪在岳飞罢兵后准备裹挟原岳家军离去，以威逼朝廷还兵给岳飞。王贵把王俊的状词发往镇江枢府，张宪虽受到张俊的严刑逼供，仍不肯屈招。张俊却上报朝廷，诬指张宪串通岳飞谋反。
高宗下旨特设诏狱审理岳飞一案。宋代群臣犯法，多由大理寺、开封府或临安府处理，重大的才下御史台狱，很少使用诏狱的方式，诏狱是用以查办谋反大狱，须由皇帝亲自决定的，临时委派官员奉诏推勘。
十月，岳飞与其子岳云被投入大理寺狱，御史中丞何铸与大理卿周三畏奉诏审讯，岳飞在受审时，拉开上衣，露出早年刺在背上的“尽忠报国”四字，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诚。
何铸经反复讯问，未获一丝反状，便向秦桧力辩岳飞无辜。秦桧词穷，抬出后台说：“此上意也。”何铸虽然前不久也弹劾过岳飞，但良心未泯，不无义愤地说：“我岂区区为一岳飞，强敌未灭，无故杀一大将，失士卒之心，非社稷之长计！”
秦桧在高宗同意下，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酷刑逼供，锻铸冤狱。岳飞在狱案上愤然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向高宗和秦桧喊出最后的抗议。
听到岳飞将处以谋反罪，许多朝廷官员都上书营救，连明哲保身的韩世忠也挺身而出，当面诘问秦桧，所谓谋反证据究竟何在，秦桧支吾道：“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愤愤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秦桧的妻子王氏却火上加油地提醒道：“擒虎易，放虎难。”宋高宗也决心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他亲自下旨，岳飞以毒酒赐死，张宪、岳云依军法斩首。
岳飞曾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岳家军能够做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其纪律严明，骁勇善战，在当时诸军中最具战斗力的。在抗金战争中，岳飞的战功与威名远在其他诸将之上。他也是南渡诸大将中唯一的进攻型将帅，由他统率大军北伐，本来是最有希望恢复中原的。岳飞一死，恢复就只能成为一种难以兑现的梦想。一代抗金名将却死于自家君相的毒手，这种自毁长城的行径更激起万世后人对民族英雄扼腕的痛惜与由衷的崇敬。
自宋高宗与秦桧收兵权、杀岳飞后，《宋史·韩世忠传》说他“自是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
岳飞之死与绍兴和议及第二次削兵权错综复杂地纠葛在一起。不过，削兵权并非必然要导致岳飞之死，因为当时三大将的兵权确实已经平稳转移到三省、枢密院手里，也并没有任何反侧动乱的迹象，高宗完全可以对他们“保全于始终”。但高宗与秦桧在议和、削兵权与杀岳飞问题上，是各怀鬼胎，互相利用的。在秦桧看来，岳飞成为他向金投降的最大障碍，不杀岳飞，难成和议；而从高宗角度看，杀岳飞主要并非为了和议，更重要的是所谓“示逗留之罚与跋扈之诛”，杀鸡儆猴，以便他驾驭诸将，也因为憎恶岳飞“议迎二帝，不专于己”，替自个儿出一口恶气。在岳飞之死的问题上，高宗、秦桧也都在玩弄“交相用而曲相成”的把戏。于是，岳飞非死不可。
目前，史学界有一种见解，认为历史研究不应以所谓的“后见之明”来论定“前代之史”，而应该充分体察“前代之史”之所以那样一路衍变过来的内在逻辑。这一说法强调研究者对史事演进多一分理解，自有其可取之处。然而，有必要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研究也是读史者或治史者以其“后见之明”对前代之史的一种复盘，以便揭示“前代之史”在推进过程中，包括在历史的分叉路口，哪些人为决策因素导致历史走向了岔路，从而深刻影响到其后历史的格局。准此而论，在分析评价绍兴和议与宋金对峙格局时，就不能以绍兴和议导致宋金地缘政治相对平衡的定局来排除此前宋金战争的另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倘若宋高宗与秦桧不是贯彻其一味屈膝求和的既定决策，而是抓住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屡败金军的大好形势，动用朝廷的既有权威，协调韩世忠等大将协同作战，宋金战争就有可能出现南宋占有绝对优势的结局，将宋金边境北推至黄河为界也是完全可能的。在这种情势下，即便双方最终订立和议确是势所必然的，但南宋在谈判桌上就占有了强势的话语权，不仅和约中未必再有屈辱性条款，议和以后南宋内部的政治生态或许也不至于那么急速地转向高压与专制。绍兴和议是在岳飞被害前一月签署的，这也反证：即便为屈膝求和，高宗也是完全可以不杀岳飞的。绍兴和议的主要条款是：宋朝皇帝向金朝皇帝称臣；两国疆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朝割让给金朝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与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半；宋向金每年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
从当时宋朝立场看来，称臣、割地、纳币，绍兴和议无疑是一个屈辱的条约，更何况当时宋朝在对金战争中还略占了上风。从大历史的角度看，绍兴和议最终决定了宋金两国地缘政治达到了相对平衡状态，宋金两国都已不堪连年的战争，绍兴和议是对宋金南北对峙格局的正式确认。
绍兴和议以后，宋金关系以和平共处为主流，双方虽然也有战争摩擦，但始终没能改变这一基本格局，正是在这一相对稳定的对峙格局下，北方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南宋则最终完成了社会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从这一意义上说，清代钱大昕以为，宋金和议“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作为绍兴和议的交换条件，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金朝把宋徽宗的梓宫与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归还给南宋，高宗上演了一场“皇太后回銮”的“孝道”戏。据说，徽宗棺椁里并无尸身，金人只放上了一段朽木，高宗也不敢开棺验尸，他怕再蒙羞辱。而韦氏在金朝也受尽了臣妾之辱，她被金将完颜宗贤占有达十五年之久，生有二子。高宗煞费苦心地把自己母亲被俘时的年龄从三十八岁增大到四十八岁，就是为了让世人相信五旬老妇绝不可能有那号事，种种传闻只是金人的“诽谤”而已。
绍兴和议还有一个附带性条件，就是“不许以无罪去首相”，这就剥夺了高宗对秦桧的罢免权，确保其相权的不可动摇。于是，绍兴和议以后直到秦桧死前，南宋政治空气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和黑暗。
萧立誌
通常认为岳飞被处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岳飞坚决要求直捣黄龙，迎还二圣，对高宗的皇位构成了威胁。这个观点是岳飞传等通俗小说和评书文学传播的，影响非常大。但这个观点是最靠不住的，在岳飞被处死的时候，道君皇帝已经死了。至于渊圣皇帝，即使岳飞能够击破金国，渊圣皇帝能不能回来也不一定。女真人也许会在最后关头杀掉所有的赵宋宗室。即使渊圣皇帝能够回来，也肯定不会对高宗的皇位构成威胁。原因明摆着，一个是亡国亡社稷的皇帝，一个是建炎中兴的明君，即使高宗皇帝高宗假惺惺要让位，渊圣皇帝都未必有那么厚的脸皮和胆量接受。臣下们就更加不会答应了。跟高宗，他们算是中兴功臣，君臣之间有情有义。而如果渊圣皇帝复辟，这帮大臣们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渊圣皇帝一定会对他们有所忌讳，所以，他们以前的努力就算是白忙活了。他们打死也不会让高宗退位的。所以，渊圣皇帝回来，只能是被加一个尊称给供起来，说不上是威胁高宗皇帝的皇位，而且，岳飞如果真的能迎还渊圣皇帝，其实是给高宗脸上贴金。 第二个原因就说的比较专业一点了，因为宋高宗和秦桧主张跟金国议和，而岳飞坚定抗金的态度是宋金之间的议和的最大阻碍。据说金国的元帅完颜宗弼——就是金兀术了——给秦桧写过一封信，说，如果宋金之间要开始议和，首要条件就是把岳飞除掉。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自从女真人兴起这十多年来，军事上碰到的真正对手，也就是岳飞一个人。岳飞善于野战和以少胜多，这在宋朝的善于进行防御战的将领中是独无仅有的。虽然这两项也是金国军事力量的强项，但还是不是岳飞的对手，岳飞的存在，才是金国军事力量真正的威胁，所以金国议和的前提就是除掉岳飞。所以，宋高宗和秦桧秉承金国的意思，屈辱卖国，杀害了岳飞。 其实这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宋高宗作为一个政治家，不可能不认识到军事力量在谈判中的重要性，如果觉得岳飞在议和过程中是一个阻碍，尽可以解除岳飞的兵权和政权，甚至为了增加对金国的诚意，也可以把岳飞编管远州。没有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用人之际自毁长城。况且，宋王朝还有一条祖训，就是不杀大臣。尽管岳飞是将臣，但是解除兵权之后的官职是枢密副使，军委副主席嘛，即使是武臣也算是大臣了。尽管最近的例子有张邦昌和范琼，但是给大臣赐死还是一件极其不寻常的事情。如果不愿意因为增加谈判筹码来杀掉岳飞，也不想因为不杀岳飞开罪金国,遵守祖制是一条无比堂皇的理由。
尽管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大方向来看，和议肯定是对的，但在这个当口，宋王朝也的确需要一些胜利来涂抹一下满是脏污的脸——这时候跟宋真宗时代的情形不一样，宋真宗兵临澶州城下，虽然没有必胜的把握，在寇准的撺掇下大概也是准备认真打仗的，而辽国，也同样是在心里没有底，在这样的情况下，和议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毕竟，和议从来都是对立的双方互相妥协的结果，能战，而后能和。而建炎时代，正是金国的虚荣心成倍膨胀的时代——仅仅几年前，他们跟辽国的矛盾到了兵戎相见的时候，全部族的兵力满打满算也就是一万人，居然就把辽国给弄得一败涂地，这样的成绩简直就如市井小儿暴得多金，能不让他们眼高于顶吗？而且通过几次试探，在他们的理解里，大宋实在是不堪一击，使使劲大宋的江山就唾手可及了。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大宋一味求和，怎能满足大金的贪得无厌？女真人没有占领南朝全部国土的想法，但是，在金国的计划里，赵宋政权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在他们的战略计划里，必须扶植另外一个皇帝来保证南朝的安定和服从，所以，宋高宗的和谈要求，在开始的时候是不被理睬的。在金国的眼里，残留的宋政权是不配作为谈判对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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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一心想直捣黄龙，收复失地，杀掉金国的老巢救出被金人掠走的两位皇帝。可以说这样做是一个臣子的本份，但却违背了宋高宗赵构和秦桧的心意，他们必须杀掉岳飞维护自身的利益。
首先，靖康之耻对于宋王朝是耻辱，却给赵构带来人生机遇，岳飞动了人家的奶酪。金人南侵掠走了徽钦二帝，几乎整个宗室都被金人掠走，唯独赵构未在京城逃脱。假如没有靖康之变，赵构只能是宋徽宗的亲儿子，宋钦宗的亲弟弟，宋朝的一个亲王，皇位和他八竿子打不着。在父兄和家族主要成员被金兵掠到北国的情况下，他成为和皇位最近的人，并成为偏居一隅的皇帝，可以说没有靖康之变就没有他建立的南宋。岳飞想直捣黄龙就是要打破赵构这个皇帝的法理性。试想如果徽宗或者钦宗回来，或者两人指定的皇位继承人回来他们在法理上是比赵构更适合继承宋朝皇位。作为一个下级，岳飞不是让自己的领导下岗嘛。作为宰相的秦桧还能不能被新皇帝重用，原来的地位还能不能保得住。因此岳飞想直捣黄龙完全是让自己的主子赵构难堪。
其次，靖康之耻是宋朝皇室的耻辱，这种耻辱让高宗皇帝难堪，直捣黄龙之后皇帝会更难堪。高宗的母亲韦贤妃也在被掠人员中，并被金人强行嫁给他人，据传生育有生育。高宗皇帝母子情深，通过和金人谈判迎回了母亲，但这段皇室丑事已被世人熟知，而且被迫改嫁金人的皇室女性不在少数，虽然是被迫但也绝对是赵宋家族的丑事。一旦实现直捣黄龙，这些事情就会公诸于众，堂堂天子之家，出现这样的事让皇帝如何以堪。岳飞是在揭宋高宗和赵家的伤疤，高宗如何能够接受。
第三，对金战与和是最高决策者说了算，作为武将有越权之嫌，让高宗和秦桧痛下杀手。岳飞是英雄，也爱大好河山，更希望替主子收复河山，但是他必须会揣测主子的意思，好比现在的员工根据自己的想法非要上马一个新项目，不顾领导的真实感受，甚至和领导对着干，这样的项目领导会同意吗？再者，就实力而言金国还是比南宋要强，收复失地都成问题何况要直捣别人的老巢，难度非常大。而且南宋后来也组织了几次北伐都没有成功。在南宋建立之初，苗刘兵变让宋高宗痛失爱子，自己的皇位差点没了。对于武将的举动，宋高宗天然是有防备，因此岳飞的举动多多少少有点太着急了，皇帝还不能完全消化的了他的想法。
综上，经过分析，笔者认为岳飞直捣黄龙的想法犯了武将干政的忌讳，也让皇帝很难堪，影响宋高宗的正统地位和秦桧宰相的地方。因此其出现了奇葩的武将想收复失地，皇帝和宰相极力反对甚至杀掉武将的想法。以上纯属个人观点，欢迎关注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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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和宋高宗，杀了岳飞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当时政治现状的，也是符合他们一己私利的。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岳飞当时可以说是权倾一时 ，拥兵自重，宋高宗和秦桧必须高看一眼，毕竟是把握兵权的。岳飞战果不断扩大，使宋高宗变得更加恐惧害怕。他的担心与日俱增。而秦桧也揣摩到了宋高宗的这种心态，他的心也和他是站在一起的，因为毕竟是一朝君子，一朝臣。
二岳飞没有在意这些的原因是精力毕竟有限，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光复中原上，迎回二帝雪耻靖康。他一心筹划和设计如何打败金兵？如何直捣黄龙府？因此，当他全力进攻黄龙府而节节胜利的时候，他没有想到皇帝和秦桧会带来这样的阻碍，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因此而被陷害，身陷囹圄而被杀害。
三是内外勾结。当岳飞节节胜利的时候，也是金国恐惧害怕的时候，他们派权臣秘密勾结，给秦桧创造了卖国的机会，重金买下的秦桧，于是他的精力放在了如何策划宋高宗陷害岳飞上。因此他的阴谋得到的成功，是因为里通卖国的行为，既受到了金国政府的强力支持，也得到了国内最高统治者宋高宗的支持，所以达到了一己之私的目的。
岳飞被害是一个时代的政治产物，是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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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子都知道，老皇帝一回来，儿皇帝和跟班都得下课。岳飞不懂事，象征的讨伐下，做给天下人看就行了，就可保地位，保小命。那他为什么还要抗圣旨呢？其实是有个人原因的。
其实岳飞虽然是个武夫，不懂政治，但在江湖官场混了几十年，也决知老皇帝若救回来，儿皇帝就没戏了。若救行老皇帝回来必丈功一件，跟着老皇帝混比跟着儿皇帝混，权利必更大。所以岳飞敢抗圣旨，就是拿生命在赌明天。
说白了，岳飞他也有私心想立大功，若救回老皇帝自己的地位决比现在高，权利更大。
所以岳飞想断儿皇帝的地位，也就是断了儿皇帝领导班子官员的政治前途，皇帝想杀岳飞，群臣更想杀岳飞，可以说拿岳飞是全票通过，没有一个愿帮他说话的。
江湖社会也好，商场也好，官场也好，你不要我好过，我也不要你好过，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先下手为强才是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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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有三:一，康王赵构是宋徽宗第九子，本来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只是因为在靖康之乱中，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掳走了，别的皇子皇孙们也被金人抓去了，他这个不受宠的皇子正好在外地，才侥幸逃过一劫当上的皇帝，实在不容易啊，如果徽宗和钦宗被救回来了，赵构的皇位还能坐稳吗？而岳飞一上朝就经常说:臣要直捣黄龙，迎回二圣……，赵构听了能不反感吗？你天天这么盼着我父亲和哥哥回来当皇帝，难道我这个皇帝做得不好吗？他们两个回来了我这个皇帝怎么办？二，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南宋也岌岌可危，赵构便派人与金议合，秦桧是朝庭委派的议合大臣，双方议合的内容大概是:南宋向金国称臣(高宗自称:儿皇帝)，岁岁上贡，金国便不再侵犯南宋，但金国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南宋必须拔掉岳飞这个刺儿头……，所以赵构要想偏安一隅，必须要全部答应金国的条件啊！三，绍兴十年（1140年），各路宋军在对金战争中节节取胜时，宋高宗担心将领功大势重、尾大不掉，而且朝廷财政不支，于是下令各路宋军班师，绍兴十一年（1141年），解除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兵权，向金表示坚决议和的决心，大家知道，两宋是出了名的重文抑武的朝代，因为他们的老祖宗赵匡胤就是靠陈桥兵变、皇袍加身当上皇帝的，所以皇家对那些功高震主的主帅们是很忌讳的，而岳飞的军队呢，号称岳家军，作战能力连金兀术都自叹不如，传言岳家军军令如山，一旦他们倒戈相向，那后果是很严重的，这也许就是秦桧所谓的“莫须有”的罪名吧！
荒村钓叟
首先要纠正一下，岳飞并没有差一步就直捣黄龙，只是收复了北方部分领土。
宋高宗和秦桧杀岳飞在他们看来合情合理，原因有三点。
1.岳飞功高盖主，不知进退。岳飞北伐胜利后，威望极高，宋朝一大半的军队掌握在岳飞手里。这已经对当时的皇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但是他不知进退，执意继续收复失地，对宋高宗的奖赏不以为意。试问哪个皇帝能够容忍这样的臣子？
2.岳飞和宋高宗的政治理念不和，宋高宗只想偏安一隅，安心做他的皇帝，而岳飞一心想收复失地，迎回宋钦宗，宋徽宗，并且经常把迎回二圣挂在嘴边，试想你真把这二位迎回来了宋高宗怎么办？是退位还是将这两位送到地下去？你这不是给皇帝出最难的题吗？
3.岳飞政治觉悟太低。在古代不管你多么的厉害，如果你不能和皇帝保持在一个阵线上，结局往往很惨，而且是能力越厉害结局就越惨。岳飞的政治纪念和宋高宗完全不同，对皇帝的拉拢又不以为意，这样的人，皇帝注定是不能留的。
而秦桧妒忌岳飞的才能，怕岳飞取他而代之，所以前方百计的想除掉岳飞，这能保住他的政治地位。
正如电视剧《精忠岳飞》里面宋高宗的话“卿不忠，非朕不明，你的理想在这里，朕的江山也在这里”。在岳飞和江山之间，宋高宗选择了他的江山，杀掉了岳飞！
以上，望采纳！
清石茶馆
我来回答。首先题主的“岳飞差一步直捣黄龙”的一步是非常大的一步，是南宋朝廷不能再前进的一步。理由如下:
军力。南宋并没有足够的军力北伐，吴阶守陕西，凭的是黄河天险，采取的是守势。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守长江，凭借的长江天险，金人又不习水战。因此，金.宋最多是相恃局面。在南宋的几大战役中，岳飞其实是没有参战的(可能不好听，但可以查宋史)岳飞在偃城大捷前取得的最大战功是平定杨幺农民起义。但偃城大捷在正史上并不是大的战斗，因此，岳家军的真正战斗力存疑。
经济。打仗，打的是钱粮，高宗时期，南宋朝廷因为战乱，根本没有足够的钱粮支持远程作战。守长江还可以，因为是背靠家门口，并且是守，比进攻要省很多力气。金人把大宋过长江以后，金人等于是从北→西→西南把南宋三面包围，南宋的对外贸易只能从海上，而海上的日本.东南亚小国没有多大的贸易量。
政治。高宗时内政局不稳，境内农民起义频繁，朝廷不能全力北伐，岳飞的主要任务就是镇压国内叛乱。
总上，和谈，在那时的时代背景下不失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杀岳飞，绝对是宋廷的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