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漏偏逢連夜雨，用這一句話形容疫情之下的書店再恰切不過。
新冠疫情爆發之初，書萌曾經做過一個 ，發現85.84%的書店關店後沒有任何收入來源，如果疫情繼續，77.62%的書店堅持不到三個月，73.94%的書店認為即使恢復營業，收入也到不了之前的一半。
在房租、人員、貸款等多重壓力之下，許多書店在第一時間展開自救。無論是直播逛店、朋友圈薦書還是乞靈於抖音，向線上謀出路幾乎是唯一選擇。這對於平日未有私域流量運營意識的書店無異於“趕鴨上架”。
直到昨天，背靠資本的文青標杆——單向空間的求救信刷屏，人們才意識到了實體書店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泣血呼救之前，單向空間並非沒有嘗試其他自救手段。
只不過，“儲值優惠、在線直播、建群秒殺等促銷在巨災之下，收效甚微，每次推廣僅能帶來幾百元的收入，連值班店員一天的工資都不夠”，就連單向空間這樣有百萬線上流量的“網紅書店”尚且如此，其他書店的線上自救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就像去年讀庫搬家成為文化事件一樣，也只有網紅體質的單向空間求救信能夠得到群起響應，各界解囊。無論是粉絲效應還是收割情懷，都會幫助它順利渡過難關。
對於更多生聲不響名不振的書店來說，這一關恐將難以逾越。單向空間得到的關注值非但無法溢出到它們身上，反而提前透支了文青的錢包，畢竟他們的情懷充值是有額度限制的。
這場疫情對於所有的線下商業都是一場“大考”，對於書店這樣商業模式一直曖昧不明的業態來說更是如此。
過去，書店猶可以通過混合業態、網紅概念、政府補貼勉力維持復興的幻象，單向空間的求救信無疑撕開了這層隱隱約約的面紗（單向空間大悅城店的整體客流量每天只有平時的十分之一，書店平均每天只能賣出 15 本書，可以推算平時的營業狀況）。
我們不妨以此次疫情為契機，拋棄腦中根深蒂固的“書店必須存在”的觀念，徹底思考一下書店存在的意義。
首先，讓我們破除對所謂混合業態的迷信。在書萌的調查中，98.02%的書店主業仍是圖書。因為似乎一切文化活動都可以和書店發生關聯，很多書店為了拓寬財路，淪為業態相互疊加又彼此衝突的“四不像”文化空間，既不會是一家好的咖啡館，也不會是一間好的livehouse，更難稱得上是一家合格的書店。混合業態的天生悖論在於：越不像書店的書店越可能是一家成功的書店。
在書萌的調查中，文具文創是大多數書店的第二主營業務，然而文創卻註定無法拯救書店。因為，書這層無形的文化包裝的溢價能力畢竟有限，且隨著同質化文創書店的遍地開花不斷遞減，文青家中的帆布包和本子也已經氾濫成災。
然後，讓我們拆穿“書店線上化”這個偽命題。在互聯網上，一個人就可以是一家書店，微博、抖音、朋友圈的每一位薦書人都是一家虛擬書店，微信讀書的書架就是“單人書店”的書架。在線上，拖著“沉重肉身”的線下書店無疑是客場作戰，毫無優勢。
我們不妨問一下許知遠，既然單向街目前的當家產品是單向歷，撬動文化界的是單讀雜誌、單向街書店文學獎，既然單向空間只剩下了4家店苦苦支撐，何不乾脆脫去“沉重肉身”，成為一個純粹的文化機構？
單向街圖書館在求救信中所說的 “履行一個公共空間的義務，更加緊密地和你們團結在一起，創造一個熱忱、開放、自由的精神共同體”，為什麼一定需要實體空間？
在我看來，看理想App更接近這樣的精神共同體，因為每天真的有數萬人在虛擬的圖書館、博物館、演講廳、美術館中探索流連，學習新知。
相比之下，單向空間更多隻是象徵意義而非實際意義上的公共空間，一種“哦，還好有它在”的情懷附著物。無論是半年逛一次還是因為一封求救信而打錢，無非都是刻意為之的情懷充值，並不會扭轉日常的文化消費習慣。
所以，我們固然需要象徵意義上的精神地標，更需要的是看理想這樣真正融入日常生活的文化空間。甚至可以說，唯有脫離了對於實體的執念，才能有更“開放、自由”的文化心態。
相比於單向空間這樣開在一線城市商業中心的書店，我更關心那些開在城市社區中的獨立書店，那些二三四五線城市中的“沙漠綠洲”。
不同於單向空間這樣的“象徵性地標”，它們根植於本地社區與城市文脈之中，像磁場一樣將周圍的文化分子、創作者聚集起來，探討、激辯甚至介入當地公共事務，保留一盞本地文化的燈燭。
然而，我理想中的這種公共空間只能在香港、臺灣的一些書店中找到。逛過那麼多內地城市的書店之後，我悲哀地發現，近年來內地城市的“書店熱”非但沒有成為滋養本地文化的據點，反而成為小清新、網紅文化橫掃各地的先遣部隊，加速了全國城市的同質化進程。那些在本地堅守多年的書店則紛紛消失不見。
不僅如此，各地的書店成了一線城市文人學者全國巡講的分會場，而不是本土聲音的陣地。書店角落中不滿一格的本地作品，成為自欺欺人的“本地標籤”。
雖然《島上書店》中一家書店介入社區生活程度之深接近於童話，但《書店裡的影像詩》中那些幾十年的老書店，無一不是與本地社區血脈相連。在內地，也只有萬聖書園這樣開在高校周邊的書店，才深深介入了本地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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