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戰後文學史上，除了海因裡希·伯爾和君特·格拉斯這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之外，最負盛名的恐怕就是馬丁·瓦爾澤了。這位現年92歲高齡的文學老人，在德國是國寶級作家，被稱為“文學君主”。曾有一位德國作家調侃說：“沒有文學君主的德國和沒有衝突的中東一樣難以想象。馬丁·瓦爾澤是我們當今的文學君主。有一陣他不在位，在位的是君特·格拉斯，格拉斯登基之前瓦爾澤在位，瓦爾澤登基之前又是格拉斯在位。”
馬丁·瓦爾澤
馬丁·瓦爾澤1927年生於德國博登湖畔的瓦瑟堡，父母經營祖傳下來的餐館兼旅店，父親在他十一歲時病逝。他很早就幫忙經營餐館，做過賬，也運過煤。1944年他應徵入伍，1946年上大學。他在大學期間開始寫作，1953年參加堪稱聯邦德國文學家搖籃的四七社活動。1957年，瓦爾澤發表處女作《菲城婚事》，從此成為職業作家。他的代表作品包括《驚馬奔逃》
（1978年）
、《迸湧的流泉》
（1998年）
和《批評家之死》
（2002年）
等。其作品因對反英雄形象內心矛盾的塑造而著稱。他曾獲得國內外多項文學大獎，包括著名的德國書業和平獎
（1998年）
、畢希納獎
（1981年）
等。
德國書業協會在向他頒發書業和平獎時稱：“瓦爾澤以他的作品描寫和闡釋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德國現實生活，他的小說和隨筆向德國人展現了自己的祖國，向世界展現了德國，讓德國人更瞭解祖國，讓世界更瞭解德國。”
瓦爾澤的小說主要反映德國的現實生活，主人公大多是中下層知識分子，作者揭示他們尋找個人幸福以及在事業上的奮鬥，側重於描寫人物的精神生活和感情糾葛。他擅長描寫人物的內心世界，往往通過人物的自我內省反映社會生活的變遷。
馬丁·瓦爾澤的寫作依舊在繼續，對德國二戰歷史與自我人生的內省也尚未結束。在今年最新翻譯引進的小說《逃之夭夭》中，瓦爾澤反思自己在二戰時期作出的選擇
（他曾加入納粹德國防空部隊）
，反思作家與語言的關係。歷史與身為作家的指責讓他長期無法認同自己的生活。“我的日子有點太美了”，書中的一切反思都以此開始。《逃之夭夭》在2017年於德國首次出版，它幾乎融合了瓦爾澤過去寫作生涯中留下的所有思緒。這本書也是我們的年度閱讀推薦120本入圍書目。
《逃之夭夭》，[德]馬丁·瓦爾澤 著，黃燎宇 譯，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9年9月版
採寫 | 柏琳
和亦敵亦友的同代人君特·格拉斯迥然不同，瓦爾澤的寫作在涉及歷史問題時，幾乎不用政治性或群體性的公共語言，他認為寫作是個人化的表達。在德國，曾有人批評他“把良心私有化”，他不予申辯。在瓦爾澤眼中，如果寫出了《鐵皮鼓》的格拉斯是一個熱衷於教育大眾的人，那麼他就只是一個表達信仰的人。
然而，即使寫作對於瓦爾澤來說是私人化的，他的一生仍然經歷了諸多風浪。“瓦爾澤是製造政治雷陣雨的作家，”德語翻譯家黃燎宇這樣評價他。瓦爾澤不僅在2002年出版的《批評家之死》因涉及“猶太/種族主義”敏感禁忌話題在德國媒體及文化界掀起軒然大波，更多的人記住他，則因為他在1998年獲德國書業和平獎時在保羅教堂的一場演講。
在那場演講中，他不僅承認自己至少有20次遇到集中營畫面時“扭頭不看”——此舉違背了“正視”歷史的道德律令——他甚至明確反對在柏林市中心修建猶太大屠殺紀念碑的計劃，因為這無異於“把恥辱化為巨型藝術”。講話結束後，包括聯邦總統在內的現場聽眾起立鼓掌，但德國猶太人中央理事會主席指責瓦爾澤是“精神縱火犯”。瓦爾澤對奧斯威辛被“工具化”表示不滿，他認為個人對歷史應該自發性反思，“奧斯維辛”這個字眼，不應成為別有用心之人的“道德大棒”，否則人們無法自由思考。但他百口莫辯。
瓦爾澤在朗讀《一個尋死的男人》。（歌德學院供圖）
時間過去近20年，瓦爾澤已不再和當年那樣怒髮衝冠，在德國文壇經歷了長期戲劇化的鬥爭後，他越來越相信，要為自己寫作。2008年，受歌德學院
（中國）
之邀，瓦爾澤首度訪華，與中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作家莫言就文學創作進行了長達兩個小時的激烈討論。2009年，他因其小說《一個戀愛中的男人》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再次造訪中國。2016年九月，瓦爾澤攜帶新著《童貞女之子》和《一個尋死的男人》第三次來到中國。
瓦爾澤變得更溫柔了，他在2002年以後的寫作重心，移向了人性中更柔軟的部分，關於愛情和背叛，關於衰老和死亡，關於信仰。這些看似遠離公共性的命題，柔軟外殼下包裹的卻是某種穩健的內核——“除我自己之外，我不想讓任何人信服什麼。如果我能信服我自己，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們相愛，並不一定要具備相愛的知識
新京報：你在2011年寫成的小說《童貞女之子》即將迎來中文版，這本書在德國被評價為“一部狂野而包羅萬象的小說”，你如何看待這部作品？
瓦爾澤：《童貞女之子》探討了一個人整體性的存在，只是故事的發生限定在多瑙河-博登湖區域。這部小說中代表了我人生中的一切，難以概括。它涉及對基督教信仰的看法，對語言價值的看法，對愛情和背叛的看法等等，所有我生命中重要的主題。
新京報：《童貞女之子》的主人公珀西被母親告知，不需要男人就生了他，他就像一個“現代耶穌”。然而他的一生都在尋找父親，但最終可能是他父親的三個男人都死了，這悲劇性的結尾是有怎樣的寓意呢？
瓦爾澤：我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耶穌在我的潛意識中就存在了。這部小說並非要表現耶穌在現代社會遭遇的危機，事實上，後來出現了可能是他父親的三個男人都死了，這三個男人都沒有讓他信服。
我創作這個形象的關鍵是：主人公珀西問芬妮媽媽，他的父親是誰，媽媽說我懷上你是不需要男人的。這樣一句荒謬的話，珀西就相信了。他覺得自己不需要解釋也不需要懷疑。長大以後，他並沒有因為掌握了普遍性常識而放棄母親給他灌輸的想法，堅持自己是個沒有生父的孩子。他不願意傳播自己的信仰，但他希望能夠保留自己的信仰。
新京報：傳播信仰需要依賴語言和文字，而語言和文字代表著知識，這本書裡表達了很多對於知識和信仰關係的思考，在這方面，我知道你深刻地受到了哲學家克爾愷郭爾的影響，能否具體談談？
瓦爾澤：這個問題我可以說一輩子
（笑）
。克爾愷郭爾是我需要的人，我花了十年來閱讀他。洞悉一切事物的克爾愷郭爾說過，“我們得到的知識太多，對知識的用途又知之甚少。我們還沒有開始真正的行動。所有人的存在都需要實踐，不然存在就沒有意義。”他一生用了很多筆名來寫書，教導大家怎樣去實踐，告誡眾人不要總做一個思想者，而應該去體會真正的存在。
克爾愷郭爾有自己的一套哲學方法來闡述宗教信仰，宗教永遠不是一種可以直接體會的存在，而需要一種間接的感知。比如他說過：我們永遠是在一種對立的形式中去體會存在。這句話又把我導向了我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神學家卡爾·巴特的一句話：“神學在任何狀況下都必須有敘述性。”
在《童貞女之子》裡，信仰問題並沒有糾結於神學家的推理，而是藉助於生活經歷的敘述。珀西有一個尊敬的導師法茵萊茵教授，對於信仰的表述更多來自這個人。法茵萊茵曾說過一句話，可以看做這本書裡探討信仰問題的基礎：“我們信仰的，比我們知道的多。”這句話適用於日常生活各個方面，比如說，我們相愛，並不一定要具備相愛的知識，而是你相信我愛他，就可以去愛。
另外一句話，也是法茵萊茵說的：“信仰就是攀登並不存在的山峰。”信仰是一種天賦，就像樂感。而如果每次都企圖尋找詞語來表達信仰，一定以失敗告終。現在的詞語都上過學，學校裡全都破壞了信仰的能力。知識者的知識都來自他人，而信仰者可以立足自身。
《尋找死亡的男人》， [德]馬丁·瓦爾澤 著，黃燎宇 譯，可以文化·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8年10月版
壞小說才會去改良社會
新京報：談到用語言來表達信仰的不足，你似乎一直對語言的價值有懷疑，並且不認為謊言是不道德的，是這樣嗎？
瓦爾澤：我曾有過一個不嚴謹的表述——認為謊言只是語言學的問題，這裡我需要重新解釋。在真實生活中，很多人是出於愛才去撒謊，為了愛而犧牲真相。但為什麼大家對謊言都有負面看法？因為上層建築，無論是國家政權或是教會，他們害怕失去統治權，所以想讓所有的臣民都如實說出想法，以此來鞏固統治。他們之所以會這樣，是為了刻意掩蓋其本意，並把謊言看做是一個與道德有關的概念，但謊言其實只是一種統治形式的產物而已。在實際語言中，真實和謊言並非是非黑即白的對立，而是相互交融的。說謊言是如何敗壞了道德，是一種廉價的道德宣判。對於作家來說，謊言是一種生產力，我們可以把謊言作為真話的對象去描述，而不做道德判斷。
新京報：那麼對於作家而言，小說的用途是什麼呢？你曾說過“烏托邦是小說的命根子”，你認為小說可以有改良社會的功能嗎？
瓦爾澤：壞小說才會去改良社會呢。我永遠為自己寫作，不為別人寫作。作家怎樣認識社會？說到底，在於怎樣認識自己。每一個作家首先需要描繪自己，在歷史中尋找自我肖像，建立與歷史的關聯。小說的功能大於社會批判。任何一本以社會改良為目的的小說，都是一個“善意的錯誤”。
我寫作，是因為我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模樣，生活中的“匱乏”是我的繆斯。為什麼我要發表？因為我想知道自己對於生活缺陷的這種體驗，究竟是個體認識，還是大家都能感同身受？發表之後從讀者的反映來確信，我並不孤獨。
新京報：你說自己的寫作受到尼采非常大的影響，這是指什麼方面的？
瓦爾澤：我從15歲開始讀尼采，之後從來沒有終止讀他。我的床頭櫃上永遠擺放一本尼采的書。我認為尼采是最偉大的德語作家，所有的作家都應該向他學習。在我看來，尼采作為一個作家，語言表述尤其準確，他在嘗試做一種努力——描寫我們如何獲得一種對社會問題的認知，他運用語言的準確性，可以成為別的作家使用語言準確性的標尺。
尼采在哲學理念上沒有表現得比其他德國哲學家更優秀，他並沒有創建自己的哲學體系，卻是哲學語言精準性方面的天才。比如德語裡有一個詞表示“良心不安”，尼采說：良心不安是指你的性格配不上你的行動。就是說你的性格太弱了，配不上自己的舉動。尼采不是要創建一個體系，他對哲學的描述極度貼近個人生活。我希望自己也能具備這樣的特性。
2002年6月，《批評家之死》在德國出版後暢銷，並引起一場風波，被多數人當作“反猶小說”來讀。君特·格拉斯出來為瓦爾澤鳴不平，稱該書“絕無反猶傾向”。
德國現在是世界上最沒有危險性的民族
新京報：作為一個和聯邦德國共同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你曾明確反對把奧斯維辛當做“道德大棒”，很多人說複雜的德意志歷史讓當代德國人來揹負，是過於沉重了，“正常化”是一個迫切的問題，你是否認為而今德國人的精神狀態不正常？
瓦爾澤：你需要小心自己提的這個問題哦
（大笑）
。我的家族1722年之前定居在瑞士，1722年搬到德國，之後就是正宗的德國家庭了。我對於德國人的瞭解，首先來自閱讀。荷爾德林、席勒、布萊希特、尼采、黑格爾……我對德國的體會是通過文學和哲學來獲得的，而非來自一首民歌或一場戰爭。像康德、荷爾德林這樣的德國人，大家看他們的作品，怎麼會覺得德國人思想不正常，精神不自由呢？從我的家族經歷和知識分子的傳統來說，我認為不存在這種精神不自由的問題。
新京報：對於一個先產生了歌德和尼采，後來又產生了希特勒和戈培爾的民族，一個既有瓦格納又有希姆萊的民族，德意志又有“詩人和哲人”，也有“行刑者”，你如何理解當代的德國人？
瓦爾澤：的確，在20世紀德國人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所以我們現在面對自己的時候沒有從前那麼自信。但是我們又非常清楚地意識到，德國現在是這個世界上最沒有危險性的民族——可以不用製造出很大的聲響，就獲得平靜的生活。
在世界盃足球賽期間，如果你觀察賽前演奏德國隊國歌的場景，你就可以看出，他們在唱國歌時很害羞，低一點頭，嘴唇輕輕蠕動，不會大聲唱出來，這就是德國人現在的狀態。當代最典型的德國人就是安格拉·默克爾，我是默克爾的崇拜者。
本文刊載於2016年10月1日《新京報·書評週刊》B01/B03版。
採寫丨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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