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5 唐駁虎:“零號病人”?這是網絡販賣的最大狗血

唐駁虎:“零號病人”?這是網絡販賣的最大狗血

上兩篇用事實和邏輯把謠言澄清,在事實與法律的震懾面前,別有用心的造謠滋事者不敢繼續公然傳謠,只好轉為不滿地嘟嘟囔囔、裝瘋賣傻了。

正如網友所說,造謠者居心不良,信謠者無知。要查處造謠者,教育信謠者,為打好這場戰“疫”,獲得全勝而努力。

還有做科研的網友專門留言,“生為中國的科研學者,我們沒有時間去計較他人的流言蜚語,我們要集中精力為我們的百姓搶救生命,辦實事。用實力說話,用證據說話這才是屬於中國人的辦事風格。等到國家真正強大了,好過了,他的陰謀就是徒勞無功。”

說得太好了。

讓我們在各方學者、醫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來真正徹底揭秘,新冠病毒真正傳入人間的過程細節。

唐駁虎:“零號病人”?這是網絡販賣的最大狗血

0號病人究竟是誰,很重要嗎?

現在,有些人把搞清病毒傳播渠道的要求,寄希望於找到“0號病人”——也就是第一個被動物感染的病例。

有些文章聲稱,新冠肺炎的零號病人“消失了”“找不見了”,然後以此展開了一個個巨大的陰謀論。

唐駁虎:“零號病人”?這是網絡販賣的最大狗血

現在,在各新聞網站、社交媒體的評論裡,到處可見“找到0號病人!”“不惜一切代價,把他找出來!”“只想知道0號到底在哪裡”的指點。

對這些洶湧狂躁的人頭,我只想冷笑和嘆息著說——真是一堆最容易被煽動的人群啊,傳銷植入控制的最佳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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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普通公眾與從業者之間,差著一條知識鴻溝。至少要用一塊又一塊基礎知識接連鋪成的橋板搭接過去,才能有基本的共識視野。

而講清這些知識又是比較累人,不可能短短几句話就能說清的。但既然我是公共媒體的主筆,有責任簡明扼要地大致講一講——

為什麼在大規模傳染病調查裡,“0號病人”究竟是誰,其實並不是多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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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課,先得從專業術語開始

首先,在流行病學專家的口中,其實不存在“0號病人”的說法。他們使用的是“指示病例”或“原發病例”這兩種稱謂。

所以各位“鍵盤病毒學家”們,要裝也請專業一點。

指示病例(Index Case),指在一起暴發疫情中,最先被發現和報告的病例。

指示病例的意義,一是在於由此拉開了公共衛生控制與調查疫情的帷幕。二是為追蹤疫情傳播鏈、分析疫情暴發原因和提出控制措施等,提供了最直接和最關鍵的線索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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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的結尾,我們已經知道新冠疫情的指示病例(Index Case),是去年12月29日新華醫院報告的7例、武漢市中心醫院報告的6例,以及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武漢市第11醫院,去年起由協和醫院託管)報告的若干例。

這三所醫院全都位於華南海鮮市場附近,也是距離海鮮市場最近的三所公立綜合性醫院。而大部分病例與市場有直接關聯。

所以,12月30日,武漢市衛健委接報後發出的第一份通知,就直接把疫情和華南海鮮市場連接起來。

第二天,也就是年末的最後一天12月31日,武漢市衛健委發出的第一份通報,證實在病例搜索和回顧性調查中,已發現27例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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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發病例(Primary Case),是指在疫情被發現後,在流行病學調查中,所能追溯找到的最早病例。

因為暴發疫情調查受到環境、人員和社會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尋找原發病例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最好在疫情暴發早期、患者人數極少時完成。

原發病例是整個疫情能追蹤到的起點,但不一定就是疫情的最早傳染源。

即便是真的找到了所謂的“首發病例”,在很多情況下也很難確定,他就是第一個被動物或者自然環境感染的人——

這些天來,潛伏期、無症狀感染者的概念已經被科普很多遍了。我就沒必要重複了。

所以,你找到“首發病例”,你能證明在他之前的1~2個最長潛伏期內,就沒有疑似病例、沒有無症狀感染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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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過境遷,這些在當時就已經潛藏沉默的無症狀感染者,又如何去尋找呢?如何去證明或證否呢?

另外,所謂爆款文章裡提出的幾個意義——“鎖定傳染源”“鎖定傳播方式”“找到對病毒免疫的秘密”,也根本不成立,根本是偽託專家在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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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專業術語裡,英文不用Zero、0、No.1、First,中文不用第一、首發、零號這樣斬釘截鐵的形容詞,而是英文用Primary、中文用“原發”這樣相對含糊的語言,就是出於這樣的考慮。

所謂的“零號病人”(Patient Zero),根本上就是一個流行文化創造的概念。

那麼,自然有人會問,那麼就不找了嗎?找出來難道沒有意義嗎?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更透徹地理解現代意義的流行病學、病毒研究與大規模疫情調查,我們就必須去了解,現代史上從自然界新傳入人間的最著名傳染病——艾滋病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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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以為找到艾滋病“0號病人”,用了3年

1980年夏天,在美國的“白左”重鎮加利福尼亞州,幾位男子患上了考波希肉瘤(KS)、卡氏肺囊蟲肺炎(PCP)、黏膜白色念珠菌病、隱球菌腦膜炎和播散性鉅細胞病毒感染等這些噁心的疾病。

醫生們發現,他們的共同特點:第一,是免疫系統全線崩潰,第二,便是全都是同性戀男性。

後來美國其他地區也相繼發現了相似的病人,美國疾控中心(CDC)評估後,認為這是一種新的疾病在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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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的1981年6月5日,CDC在《發病率與死亡率週刊》上最先報道了這一事態,這一天也就成為艾滋病進入人類視野的起點。

最初,完全懵圈的醫學界給這種疾病起了個名字——同性戀相關免疫缺陷症(GRID,Gay 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美國民眾更是直接叫它“同志癌”(Gay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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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正處於同性戀轟轟烈烈爭取平權的時代,公眾對同性戀話題本來就敏感。“同志癌”的出現,更是被作為同性戀罪不容赦的證據,大肆宣揚。

在這樣氣氛中,29歲的病人,“空少”蓋爾坦·杜加(Gaetan·Dugas,法國籍)主動站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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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裡的蓋爾坦·杜加形象

杜加生於1953年,20歲起便成為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男空乘。

他長相不錯,在同性戀圈子裡很受歡迎。職業的便利又讓他每到一處就會去各個城市的同性戀聚集地結識新歡,如gay吧和桑拿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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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爾坦·杜加(Gaetan·Dugas)真實的生活照,是金髮

同其他患者的緘默和記憶模糊不同,杜加十分配合。他不但專程從加拿大趕到亞特蘭大(CDC總部所在地),接受詳盡的生化檢查。

此外,還以驚人的記憶力自爆出了讓人驚訝的性史,他估計自己每年大約有250位性伴侶,1979~1981年總共有750位性伴侶。

他向CDC提供了他能記得起名字的72人的名單。根據這份名單,CDC也順藤摸瓜地找到了這些人。

檢查結果顯示,至少8人已經患病,其中4個在南加州,4個在紐約城。

正是因為杜加的積極配合,使得人們研究認識艾滋病及其傳播途徑的進程大大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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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發表在《美國醫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上發表了這篇論文,說加州最早的4位艾滋病感染者都是被一名代號“Patient O”的同性戀空少所傳染。

流行病學家假設,是全球飛來飛去的杜加,把將病毒帶出非洲,並將其引入西方同性戀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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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隨後的傳播中,很多人把字母O看成了數字0,所以“Patient 0”、“Patient Zero”(零號病人)這個詞就這麼流行起來。

(這裡也許還受到區分男同性戀者角色的1和0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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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眾所指與陰謀論

而專職報道艾滋病的記者蘭迪·希爾茨(Randy Shilts),正在寫一本關於美國艾滋病的書,想要解釋艾滋病是如何席捲美國大地的。

同時,他也敏銳地感覺到,可以在這位“0號病人”上大作文章。隨後,作為“圈內人”,他很快搞到了“Patient O”的真實身份——蓋爾坦·杜加。

這時,剛滿31歲的杜蓋,已經在病魔與輿論的雙重摺磨下離開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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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迪·希爾茨(Randy Shilts),1951~1994

基於為自身群體辯護的需求,蘭迪·希爾茨把艾滋病在美國流行開來的原因,一半扣到CDC的“行動遲緩”“栽贓男同群體”,另一半則扣到蓋爾坦·杜加頭上。

剩下他還指責了里根政府、媒體不重視、公眾歧視我們同性戀者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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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僅沿用“0號病人”的說法,還把蓋爾坦·杜加指責為惡意傳播艾滋病的反社會分子,指責他故意散播身上的艾滋病病毒,危害他的性伴侶。

在《紐約郵報》的頭版頭條裡,杜加斯還成為了“那個把艾滋帶到我們身邊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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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0號病人”的錯誤標籤,社會輿論各種的歧視、謾罵、誤解、憤恨全部發洩到杜加的身上,甚至連杜加的家人、朋友、性夥伴都沒能倖免。

後來,希爾茨又將自己的報道整理成書《And the Band Played On》(直譯為“樂隊依然演奏”,其實這是一句歌詞,譴責人們無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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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1987年出版,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提名,被紐約大學新聞系評為“美國20世紀新聞作品100強”第44位,也被《時代週刊》列為“百大非虛構經典”,入選紐約公共圖書館“世紀之書”。被譽為宏大史詩,又成為爆款暢銷書,可謂是讚譽爆棚。

1993年,HBO又將這本書拍成電視電影,獲得1994年艾美獎20項提名、9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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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裡的蓋爾坦·杜加

在爆款書籍、爆款影視、頭條報道的推波助瀾下,“0號病人”、“艾滋病第一人”的帽子,於是緊緊扣在了已逝的蓋爾坦·杜加頭上。

杜加自然也成了世界傳染病傳播史中,最臭名昭著的替罪羔羊,被認為是第一位將艾滋病帶到美國,併到處散播病毒的艾滋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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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1987年的第一版與2019年才出版的中文第一版

去年底的12月31日,幾乎與疫情同步,這本書被翻譯為中文在國內出版,書名為《世紀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

在全民禁足的春節疫情期間,這本新書恰逢其時,被廣大文青追捧、影射、感嘆,寫下了長長的感言、筆記、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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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要我寫書評,我就想寫這麼一句——再有“良心”的疫情報道,缺乏科學的有力支撐,最後可能與真相偏差萬里。

這本書,當成一本早年寫就,冗長細碎、走馬觀花的艾滋病早期史料,隨便看看可以。但要記住,裡邊的依據、乃至脈絡主幹,早就過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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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同為男同性戀者,蘭迪·希爾茨才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

1981年6月之前,全世界都不知道艾滋病的存在。蓋爾坦·杜加“惡意傳播”根本不成立。

相反,蘭迪·希爾茨作為專職報道艾滋病的記者,一直“深入”男同群體採訪,但他卻一直刻意迴避HIV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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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寫書期間,他終於接受了HIV檢測,並要求醫生在他寫完之前不要告訴他結果,以免影響他的“客觀判斷”。

在把稿件交給出版商的當天,他被告知HIV病毒陽性。在服用抗艾滋病藥物幾年後,希爾茨1994年死於艾滋病併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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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找到艾滋病真正的“0號病人”,用了35年

隨著調查的深入,CDC發現,不只是同性戀,吸毒人群、性工作者、甚至家庭婦女、血友病患者也有類似症狀。

1982年9月,美國CDC正式以“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徵(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為該病命名,簡稱為AIDS。

1983年,科學家分離出致病病毒,命名為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病毒。由此開始了病毒溯源、防治攻關的漫漫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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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早期,這種來源不明的病毒,直接摧毀人的免疫系統,再召喚各種各樣的病毒病菌滅絕宿主。

當時的醫學完全束手無策。在巨大的恐慌面前,無助的人們只能把原因歸咎於陰謀論。

陰謀論,又分為幾種觀點,最主流的認為HIV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製造的生物武器,不慎洩露。

次要一點的則認為,這是納粹的殘渣餘孽或者某個瘋狂的科學家企圖進行種族滅絕、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產物。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與東德的解密檔案證實,“CIA製造”,這是老對頭克格勃與斯塔西(東德情報機構)主導的輿論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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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基因科技的進步、非洲野外調查、流行病學追溯的深入,科學家們終於一步一步地逼近真相:

(篇幅所限,這裡主要只說HIV-1,不深入討論HIV-2)

1999年,科學家終於在基因層面證實了長久以來的猜想——這種病毒來自非洲的猩猩,非洲多種猴子、猩猩體內都攜有不同但類似的猿類免疫缺陷病毒(Simi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簡稱SIV)。

研究人員在一隻黑猩猩體內發現了SIV的一種分支SIVcpz,這種病毒和人類體內的HIV病毒非常相似。可以判定在非洲,與人類發生了跨物種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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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科學家們進一步溯源,再往前追蹤SIV的來源,研究人員發現黑猩猩會獵食另外兩種猴子,一種是紅冠白眉猴,另一種是斑鼻長尾猴。

這兩種猴子有帶兩種不同的SIV病毒(相對無害),黑猩猩在捕食這兩種猴子的時候就有可能分別感染這兩種SIV病毒。這兩種SIV病毒結合起來會變成第三種病毒,叫做SIVcpz。

SIVcpz可以再黑猩猩之間互相傳染,也可以傳染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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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突破在於2010年之後,隨著基因測序成本的飛速下降、速度的提升,科學家們可以展開更大範圍、更廣人群的基因測序。瞭解到HIV病毒的諸多亞型,從而具備了進化樹逆算推演的條件。

進而推演出,SIVcpz病毒從猩猩傳入人類,大約在1908年左右(置信區間為1884-1916年)。而且不是孤立途徑,通過亞型分析估算至少有7次主要傳入。

另一路,科學家們開始在非洲、美洲的醫院檔案庫早年保留下來的歷史血樣、人體器官採集樣本上,用擴增技術也展開了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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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驚訝地發現,早在1959年民主剛果首都金沙薩的一例血樣裡,就發現了最早的人的HIV陽性。

而在1968年的美國血樣裡,一個當時年僅16歲,叫Robert Rayford的青年,也留下了HIV病毒。

但是這個青年從沒離開過美國中西部,這說明在1968年之前HIV病毒就已經在美國廣泛流行了。

科學家們檢驗了2000多例70年代樣本,估算在1980年,美國實際上已經有5~10萬艾滋病毒攜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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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這些研究成果在2013~2016年間出現了大爆發,讓人們徹底搞清了HIV病毒傳播的全過程:

1924~1930年從剛果叢林的部落傳到金沙薩,主要通過性工作者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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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的金沙薩

1950年代剛果獨立後,大量海地人前往金沙薩尋求工作機會,又把HIV病毒跨越大西洋帶到了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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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美國參與越南戰爭,對血漿的需求驟增。海地人通過賣血,把載有HIV病毒的血漿送到了美國。

接下來,這就是在美國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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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路“骨骼清奇”的科學家,直接溯源到了HIV病毒真正的“0號病人”——

大約一百萬年前,有隻黑猩猩連續與兩隻不同的猴子搏鬥並受傷。這兩種猴子本身各自攜帶著在自己種群中流行的SIV病毒。

本來這些病毒單獨進入黑猩猩的身體都會被最終摧毀,但是在“0號黑猩猩”體內,這兩種病毒的片段發生了重組,並開始長期生存繁殖,導致一種新的SIV病毒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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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吧,從1981年的蓋爾坦·杜加,到1950年代的剛果金沙薩,再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剛果雨林中的黑人部落獵人,再到100萬年前(有爭議)的一隻黑猩猩。

真正的“0號病人”溯源,差出了多麼遙遠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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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力的武器

而基因測序,正是揭秘病毒來源的最根本最有力武器。當然,光憑基因測序,不結合流行病學調查,也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這兩天,不少朋友給我發來一篇新發表的論文,說與我的推論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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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說吧,近一個月來,各國學者在NEJM(新英格蘭醫學雜誌)、Lancet(柳葉刀),還有重要的生物論文預印BioRxiv、醫學論文預印MedRxiv網站上所發表的大部分重要論文,我都看過。

知道哪些是重要論文,哪些提供了新的證據,哪些則是跑過來搞笑的——

比如印度學者的那篇論文,說發現新冠病毒有4個鹼基序列在艾滋病毒上也能找到——4個鹼基相同就想來搞個大新聞?太能譁眾取寵了!

我在這裡可以提前給出結論:這兩天風傳的那篇論文,論據、推論、結論並不準確。因為沒有結合臨床與公衛方面的事實,在某個環節推演錯誤了。

明天,我將來最終推演新冠病毒傳入人間的關鍵細節,也就是最終揭秘。一切尚存的疑惑、問題,將最終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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