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的謀略不僅表現在對兵權的掌控上，而且還表現在對大臣，特別是對持不同甚至相反觀點的大臣的態度上，歷史上睿智的帝王總是能聽進不同意見的。在古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睿智、開明的帝王，他對著名諫臣魏徵的態度被廣為讚揚，史書上記載，李世民曾問魏徵：“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魏徵回答說：“兼聽則明，偏信則闇。”（《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二年》）
魏徵畫像
魏徵的這一說法成了名言，表達了帝王只有多方面聽取意見，才能明辨是非，而如果只聽一方面意見，就容易作出錯誤的判斷。
其實，關於“兼聽則明”的說法並非是魏徵首先提出的觀點，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就講過關於“片言”的事，《論語》記述：“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論語•顏淵第十二》）對此，唐孔穎達疏解道：“此章言子路有明斷篤信之德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者，片猶偏也，折猶決斷也。凡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決斷獄訟者，唯子路可。故云其由也與。偏信一言，則是非難決。唯子路才性明辨，能聽偏言，決斷獄訟，故云唯子路可。”（《論語•顏淵第十二•孔穎達疏》）此疏中強調的就是偏信一言，是非難決，後來魏徵所說的“兼聽則明”的意思與這一說法意思是相通的。漢代王符也說過：“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王符：《潛夫論•明暗》）這說得更清楚了，帝王聽進不同意見，便能明事理，能辨是非；而若偏信自己喜歡聽的意見，就是不明事理，是非不明。
在春秋時期，“兼聽”主要指的是訴訟上的事，訴訟人員要廣泛聽取意見，然後查明真相，才能更全面地瞭解案情，斷案才能更準確，判案才不會失誤。
後來，“兼聽則明”便用於指帝王要善於聽取大臣的意見，王符所講的“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說的就是帝王必須以虛心、寬容的態度聽取大臣們的多方面意見，掌握儘可能全面的消息，才能夠明辨是非，做出正確的決斷；而如果帝王高高在上，自以為是，傲慢無禮，則只能聽到單方面意見，聽到的都是奉承吹噓、胡編亂造的話，到頭來是被群臣矇在鼓裡，無法辨明是非，所做出的決斷也必然是錯誤的。這樣的帝王自然也不會是個明君，只能是昏庸的君王。
魏徵與唐太宗
魏徵在解釋“兼聽則明，偏信則闇”時舉例說：從前帝堯開明地向下層民眾瞭解實情，因而對於三苗作惡之事能仔細掌握；帝舜耳聽四面，眼觀八方，所以共、鯀、驩兜沒有能矇蔽他；秦二世偏信趙高，被矇蔽了，最終在望夷宮被趙高所殺；梁武帝偏信朱異，被矇蔽了，在臺城被軟禁而餓死；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被騙了，最後死於揚州彭城閣的兵變中，所以，為人君者需廣泛聽取大臣意見,如此一來，貴族大臣才不敢矇蔽他，下層民情消息也可以上達天聽。唐太宗對魏徵如此之看法非常滿意。（參看《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二年》）
難怪魏徵去世後，唐太宗悲痛萬分，它感嘆說：“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史為鏡，可知興衰，以人為鏡，可知得失。”（《貞觀政要•君道》）唐太宗一直把魏徵當成是一面鏡子，聽他的諫言，權衡得失，保證決策儘可能正確。
魏徵（劇照）
從實質上看，“兼聽則明”實際上是皇權專制的一種有效的糾錯機制，這對於以獨斷決策為主體的古代專制決策方式來說，其意義是重大的，這大大有利於提高決策的正確性。
帝王的決策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獨斷決策，即帝王日常理政時，批閱臣王的奏章，而後降旨給有關衙門貫徹執行；二是兼聽決策，即遇到重大問題時，帝王召開有關大臣會議，聽取大臣意見，而後做出決策。本來，在皇權專制體制下，帝王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帝王有權做出獨斷決策，所以，第一種決策方式是帝王統治的決策主體，但是，當帝王遇到重大問題時，以他的知識、閱歷、經驗，常常是很難馬上做出決策的，於是，帝王就必須兼聽大臣們的意見，通過閣議、廷議、御門聽政、王公大臣會議、九卿會議等，對所遇大事進行議論，由大臣提交解決問題的建議，然後再由帝王做出決斷，最後頒旨下發給有關衙門執行。王公大臣們的議政建議，常常能幫助帝王起著糾錯作用，避免帝王因為理解的片面性而做出錯誤決斷。
帝王的“兼聽”途徑其實並不少，以明、清兩朝為例，至少有五種途徑：
一是中央各部院及全國封疆大吏上呈給皇帝的奏疏。這是帝王獲取信息最重要的途徑，內外大臣的奏章經通政使司傳達給皇帝，皇帝批示下旨後，再經通政使司抄送給有關衙門和官員執行。
二是皇帝接見和考察官員中時獲取信息。如朝覲，即每三年一次，各省布政使、按察使及府、州、縣的正職官吏，皆要入京朝覲請訓，皇帝當然可以由此獲取很多各地信息；再如陛辭，即新任督撫提鎮，於正式就任之前，皆要進京陛見請訓，此亦是獲取信息之途徑；又如引見，即一般中下級文武官員，在入任選拔、升遷調補過程中，由吏部、兵部尚書帶領引見，皇帝在接見中可瞭解下面情況；還有“召對”，即遇有軍國大事要務時，或皇帝心血來潮時，可隨時、隨召對臣工，詢問下情，讓下臣們提出建議。
三是言官的奏報。明、清王朝都設有都察院，以糾察百官、整飭風紀，都察院的監察御史及六科的給事中，設朝廷言官，對事關國家政令得失、官員貪贓枉法、軍民利弊、社情民隱等，皆可直言無隱，密封上奏，皇帝藉此可得很多真實奏報。
四是特務機構的密奏。如明朝設錦衣衛，其鎮撫司以及後來的東廠、西廠，皆是由皇帝身邊的親信太監掌控，他們秘探消息、刺探情報，密報皇帝；再如，清朝設有江寧織造、蘇州織造、杭州織造“三織造”，表面職責是承辦皇室及官署所需的緞紗細綾及紡織布匹等物，而實際上，“三織造”的織造官皆由內務府郎中或員外郎派任，皆是皇帝親信，可專摺奏事，他們是皇帝派住江南的耳目，皇帝通過他們瞭解江南的政情民隱、官員好壞等。
都察院與特務機構，是皇帝一明一暗的兩條獲取信息的渠道，皇帝之所以能瞭解很多機密消息，這兩條途徑起很大作用。
五是皇帝巡幸途中察聽到的消息。皇帝走出宮廷，到外面視察，即是“巡幸”，皇帝“巡幸”既是遊玩取樂，又是體察民情，這也是獲取宮外、城外信息的重要途徑。清代皇帝似乎很熱衷於“巡幸”，康熙皇帝六次南巡，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既是遊玩，又藉機瞭解了很多各地的狀況，是很好的“兼聽”行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各種途徑中，奏疏對於“兼聽”特別重要，皇帝對於重要的奏疏，常召集大臣議論，而後再做決策。
例如，在清代，皇帝硃批奏摺時，經常出現“另有旨”“即有旨”及未奉硃批的折件，這一般是涉及一些重要的軍政事務，皇帝沒有馬上獨自做出決斷，而是召集軍機大臣商量，讓軍機大臣對相關要事提出建議，而後再由皇帝做出決策下發諭旨。這就是一種“兼聽”機制。所以，清代自雍正皇帝始，軍機大臣和軍機章京每日都必須于軍機處值班，以便皇帝隨時召對。皇帝就奏摺中相關要事和軍機大臣商議，軍機大臣提出建議，皇帝酌定後，當面授旨，軍機大臣承旨後，即刻回軍機處面授軍機章京記錄，照章擬寫諭旨，諭旨擬好後，經奏事處呈報皇帝閱定，而後再發下軍機處。軍機處將接奏摺、所奉諭旨，登記入冊，再下發給京內外各衙門執行。
此外，皇帝還通過一些重要會議來聽取建議，比如，清代的九卿會議，就是皇帝非常重要的“兼聽”機制。九卿會議是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的領銜大臣和六部尚書組成的朝中重要會議，皇帝對於重大案件的審理也還是比較慎重的，各省督撫關於死刑案件的本章送達朝廷後，皇帝先是將案件交由“三法司”核議，提出審理意見，之後，皇帝再與閣臣核議，而如果對案件還難以決斷，便展開九卿會議複審，秋審時，有時皇帝還召開內閣大學士、學士、起居注官等進行廷議，對重大案件進行研討，避免錯判，避免造成冤案。
帝王的“兼聽”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途徑，那就是聽身邊的謀士的建議，明智的帝王都知道僅僅靠帝王自己的智慧是不足以處理複雜朝政問題的，所以，帝王經常物色、聘請才智出眾的智者作為自己的謀士，及時聽取謀士的建議。智者有謀略，能為帝王提出各種謀略和決策建議，帝王可以根據他們謀略來決斷軍政事務。
明代著名謀士劉伯溫
其實，帝王也只有藉助於謀士的智慧和謀略，才能成就大事。謀士可以在多方面為帝王謀劃，比如，“謀人”，即謀劃人才策略，提供關於物色、選拔和重要人才的辦法；再如，“謀兵”，即謀劃兵事，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兵法》）兵權的掌控是皇權鞏固的基礎，謀士為帝王謀劃，當然應該謀劃關於如何掌兵權，如何馭將，如何用兵等問題，這是帝王謀略的重要內容；又如，“謀國”，即謀劃國之大事，這當然是帝王重點關注的大問題，如國家資源、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國家的戰略問題、治國的方略等等，都是需要謀士為帝王出謀劃策的，事關國家命運，不多謀難以做出合理決策。俗話說：“老成謀國”，經驗老到的大臣，值得帝王與之共商國是，其實，大智者，有大胸懷，有開闊的眼界，更值得帝王與之“謀國”。
最後，“謀天下”，謀人事，謀兵權，謀國事，從實質上看，也只是為君王在謀劃如何用人、用兵，如何謀劃治國戰略的問題，而真正胸懷坦蕩、心憂天下的傑出智者，不僅為帝王謀大事，而且，更是為天下人謀大事，雖拿的是君王的俸祿，但卻沒有忘記為天下蒼生謀福祉，沒有忘記政治角逐、軍事爭鬥中廣大民眾的生存和發展的問題，這才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大智者，是謀士謀劃大事的最高境界。
中國古代的大多數帝王，能容得下也很需要謀士為他“謀人”“謀兵”“謀國”，但是，一般是很難容得下“謀天下”的大智者，為天下蒼生謀福祉，往往與帝王的皇權專制是矛盾的，而只有少數的帝王，如李世民等，才會接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絕大多數專制君王，是不會接受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章句下》）的道理的，也是容忍不了大智者胸懷天下、心繫百姓的氣度和見識，畢竟，帝王所能堅持的“兼聽則明”主要是為了更有效地鞏固皇權專制集權體制，“兼聽則明”只是皇權專制體制下的一種採納建議、策略的方式，是帝王權謀的一種智謀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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