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
武王克商以後，為了統治東方秩序，加強對殷貴族的監管，提出了在洛邑創建新都的計劃，並把這項任務交給了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平定了三監之亂之後，周公就開始著手完成武王的遺命。據後來的考古發現的何尊銘文記載：“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銘文中首次出現了”中國“的字眼。當然當時的天下絕對不是叫”中國“的。其實早期的中國的含義更多的意思是”天下之中“的意思。說的更具體一點，就是武王克商以後，創建東都洛邑，並以此作為天下之中，統治天下的人。也就是說當時的”天下之中“更多的是指”洛邑“這個地方，即以今天洛陽為中心的伊洛之地。
如果說，以上銘文對於“天下之中”的解釋多是政治層面的含義，即洛邑的創建是用來監管殷民，統治東方的。那麼從《史記·周本紀》也同樣證明洛邑就是天下之中。即“（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當時周公贊同洛邑是天下之中的一個原因，是”四方入貢道里均“，也就是天下進貢的路程是平均的，是大致相近的。後來成王在洛邑親政，並讓周公以“四輔"的身份治理東都的事務，這個”四輔“也就是是統治四方的意思。因為洛邑處於”天下之中“，確實能夠更好的治理四方。這些記載就更傾向於洛邑在地理上同樣具有天下之中的地位。
以當時西周的統治區域和勢力範圍來看，北面大致可以到今天的燕山南北，東面可到泰沂山脈以東或者膠萊河以東，南面大致在江漢通道以北，西面則可達今天的天水一帶。以洛邑為中心的伊洛地區作為地理上的天下之中也是說的過去的。
西周時期，鎬京仍然是國家的首都，洛邑的身份是輔助的作用。但是很多時候它的作用絲毫不亞於鎬京。平王東遷以後，洛邑成為周王朝唯一的都城所在地。雖然這個時候的周王朝已經日漸衰落，諸侯對他們也是愛理不理，但是絲毫不影響洛邑的政治中心地位。就像楚莊王稱霸中原的時候，就發生了“問鼎”的事件，王孫滿一句“在德不在鼎”使楚莊王自知“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於是就撤軍了。即便到了戰國時期，秦惠王、秦武王兩朝對“窺周室”仍然是慎之又慎。可見一直到這個時候，洛邑都是政治上“的天下之中”，雖然只是名義上的了。
公元前249年，東周文公與諸侯密謀攻打秦國，被秦莊襄王知道，就命呂不韋率軍攻滅東周國。秦國雖然把洛邑收歸己有，但是山東六國尚在，他們並不會接受秦之“洛邑”的號令，也不會承認他的象徵地位。至此洛邑作為天下之中的政治使命成為歷史。至於這時候哪裡才是天下的政治中心？答案是沒有，有的只是和當時戰場一樣混亂的政治格局。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咸陽從此以”天下之中“得政治地位登上歷史舞臺。
相對於洛邑長期作為政治上的“天下之中”的穩定性，地理上的“天下之中”卻因為諸侯版圖的擴張時常變化。西周時期，周王朝天下的外沿並沒有太大的變化，所以“洛邑”得以保留自己天下之中的地位。
到了春秋時期，諸侯的兼併和對戎狄的擴張開始了。這個時候，鑑於楚、吳、（於）越對中原文化的認同和對華夏的的歸屬感，我們應該把他們作為天下的一部分的。
以周定王時期（公元前606年～前586年）來看，當時正是晉楚爭霸的時候，楚莊王最終問鼎中原。這時候版圖最大的變化是南方到了洞庭湖一帶。由於陝北、晉西北戎狄環伺，關中有點被華夏民族孤立的感覺。此外晉北、冀北也是戎狄遍野。天下的中心自然向東向南偏移，大概在今天的河南省鄭州市南部。
春秋戰國之交，楚國在南方的擴張大致到了衡山一帶，東面隨著齊國的統一山東半島（狹義），越國吞併吳國，繼續向東延伸，北面晉國兼併了大量的戎狄，使整個版圖更加清晰規整，西面沒有大的變化，所以天下的版圖繼續向東向南偏移，這時候的天下之中大概在今河南省周口市到商丘市之間。
到了戰國中後期，楚國在南方的擴展達到了廣西的北部，甚至有莊蹻入滇的局部擴張。秦國也在西面佔有了巴蜀地區，兼併了今天的川西平原和川東丘陵。北部趙武靈王則兼併林胡、婁煩等部落，使趙國的領土擴張到今天鄂爾多斯高原以南地區，雖然沒有燕國在東北的擴張更向北，但是卻使北方的疆域更加飽滿了。這時候的天下之中“大概應該在河南省漯河市到駐馬店之間。
秦國統一六國後，全盛時期疆域東起遼東、西抵高原（雲貴高原保山一帶）、南據嶺南、北達陰山（呼和浩特以北），天下之中大致位於今湖北省武漢市到荊州市之間。
當“洛邑”被周王室選為“東都”，並讓他治理天下的時候，它的政治中心的地位就已經落地生根。這種政治上的認同感不會輕易被更改，直到新的帝國建立，新的首都的建立為止。從地理角度講，地理中心的變化卻是時常發生的，因為當時處於中國版圖的整合前期，諸侯國多元發展，蠻夷戎狄遍佈大地，擴張性就非常明顯。從總體來講，西周、春秋和戰國的地理中心呈現出向南遷移的傾向。
先秦史
周人的興起與發展過程，是一個不斷尋找立足點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不斷遷都的過程。《大學衍義補·都邑之建》說：“周家自後稷居邰，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始營鎬京，至於伐崇又作豐邑居之，武王又於豐旁近地二十五里製為鎬京，蓋其所以遷者以勢大人益眾不足以容之故也。蓋當強盛而為遷都之舉，非若後世衰微而後遷也，是故自邰而豳而岐而豐而鎬而洛，此周家所以日盛也。至於平王東遷，則淪於衰微矣。”[1]周人都城的遷徙路線大致為自西徂東，沿渭河而下，直達黃河之濱的夏、商故地洛邑（今河南洛陽）。這便使夏商周三代都城的發展在時間上前後相繼，空間上彼此重合。洛邑建都是一次經過周密規劃、具有明確政治目的的建都活動，在西周歷史上具有開創意義，對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關於洛邑建都問題，學界已有廣泛討論，但對洛邑建都問題的爭論焦點及建都意義仍有深入討論的必要，本文擬就此作一探討。
一、洛邑建都及其象徵意義
考古發掘表明，洛邑一帶曾為夏、商故都的所在地，洛邑所在的河洛地區曾是華夏民族的主要發祥地之一。西周洛邑建都是三代都城的合理發展，也是新王朝重建統治秩序，確立其統治地位合天性與合理性的重要措施。營建洛邑的計劃始於武王克商之後，其直接政治目的就是為了加強對廣大的東方版圖的控制。周人由西隅小國突然入據人口眾多、繁榮富饒的廣大東方，無論如何都是一個新的挑戰。如何鞏固新王朝的政治統治？加強對廣大殷商舊地的控制？無疑是西周王朝必須面對的首要問題。這也就是周武王罷兵西歸鎬京後夜不能寐的原因。《史記·周本紀》載：“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2]據楊寬先生解釋，“定天保”即確定順從天意的國都，“天室”是指祭祀天神的明堂。“依天室”即在新都建築明堂舉行殷禮。[3]未“定天保，依天室”，就無法建立起代表天意的國都，也無法在天室宣佈符合天意的法令。
洛邑建都具有明顯的象徵意義。所謂“定天保，依天室”，就是要確立新王朝“符合天命、代表天意”的統治中心，以“天命”的莊嚴神聖和“天意”的不可違背性來證明周王朝統治的合天性與合理性。何處建都本是由現實需要決定的，但它卻被賦予神秘的天命解釋。在這裡，洛邑被認為是“天下之中”，是最接近“天室”，最能代表“天意”的地方。“天室”或“天邑”之所在，則對應著“天之中”的北極帝星位置。在上古文化觀念裡，天空亦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王國，在天國的“三垣”、“四象”、“二十八星宿”中，北極星所處的拱極一帶是天球眾星環繞的中心。北極星帝為“天之中”，地上的人君既然代表天意統治世間，則亦應如“天帝”擇中而居，這樣“天之中”與“地之中”方能相互溝通，天子方能受命於天，以“天帝”代言人身份統治世間，從而為王權統治披上神聖外衣。這便使都城地址與自然力聯繫起來，與支配一切現象的人格化了的力量聯繫起來。[4]《何尊》銘文中亦記載說：“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或（國），自之（此）乂民”。[5]“宅茲中國”，“就是在天下四方的中心，即洛邑營建新都，並以此為中心治理天下民眾。“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營”作何解？作“規劃”解，還是作“營建”解？這關係到營建洛邑的時間問題。不少文獻如《史記·周本紀》、《左傳》、《帝王紀》等記載說，周武王伐紂後營洛邑並遷九鼎於洛邑。而王暉先生則考證說，《史記》、《左傳》等文獻所說武王營建並遷鼎的“雒”(洛)應是“櫟”字的聲近而訛，其所選並初步營建的應是櫟邑（即河南陽翟）並把九鼎遷於此地，因為只有這裡才稱得上天下之中。[6]但普遍觀點認為，洛邑的實際營建者不是武王，武王僅對東都洛邑作了初步的規劃，大規模營建東都的活動是在武王之後的成王之時。武王去世後，周公攝政，營建洛邑，遷移殷貴族，都是在執行武王的遺志。《逸周書·度邑》就記述了武王要在伊洛地區建立新都，並將此事託付給周公的經過。可見武王之世確有在洛邑營建新都的規劃，而這一規劃的落實，則是在成王之世。
武王滅商後二年病逝，成王年幼，周公攝政，發生了三監和武庚叛亂。周公東征，歷時三年，最終平息了叛亂。經過這次政治危機，西周王朝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加強東方統治的重要性，於是成王和周公遵照武王遺願，開始在伊、洛河谷地區大規模營建新邑。《史記·周本紀》載：“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7]《春秋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洛邑），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尚書·召誥》和《尚書·洛誥》詳細記述了營建洛邑的過程。據《召誥》記載，召公奉成王之命，先於周公前往洛邑“相宅”，等得到吉兆後，就開始勘察規劃城邑，並使用眾多殷商遺民在洛水入黃河處營建地基。《洛誥》中對周公考察、勘定洛邑城址的情況亦有記載：“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8]即所卜地望在澗水以東至瀍水之東、西兩岸而近於洛水者皆得吉兆。可見洛邑的營建事前經過了周密的勘察、設計和規劃。另有《逸周書.作雒》載:“周公敬念於後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 又載，“設丘兆於南郊，乃立五宮：大廟、宗廟、考宮、路寢、明堂。” [9]《通鑑地理通釋·歷代都邑考》亦載：“周公相成王，以豐鎬偏處西方，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即土中，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為王之東都洛邑。”[10]
從上引文獻可知，成王之世確有營建東都洛邑的活動，問題是周公所營建的洛邑究竟為一城還是分為王城和成周兩個城邑，長期以來學界爭訟不已，自漢代以來，就有兩城說為多數學者所認同，但現有考古成果尚不能為兩城說提供充分證據。李民先生的考證頗具啟發意義，他認為，周武王時已有洛邑之名，周公營建洛邑時，亦稱“新大邑”、“新邑洛”，成王親政後稱成周，終西周之世，洛邑、成周二者併名。及至春秋，“王城”之名起，但開始並不獨立於成周，而是居於成周之西偏。析言為王城、為成周，統言則仍為成周。直到戰國年間，東西兩週分治，王城與成周遂分為兩地。[11]若李民先生所說為事實，則西周洛邑確為一城。杜勇先生亦考證認為，周初營建東都,始稱洛邑,複稱成周。地在洛北澗東瀍西一帶,亦即春秋時王城所在地。平王東遷,成周漸有王城之稱,然二者兼用無別,長達二百多年。
洛邑又稱成周。成周者，“周道始成而王所都也”。新建的東都洛邑，表示王業已經成就，故稱“成周”。成周與宗周相對應，宗周之得名，皇甫謐《帝王世紀》指出：“武王自豐居鎬，諸侯宗之，是為宗周。”[13]武王、成王、周公“封邦建國”，廣封同姓諸侯和有功勳的異姓諸侯，建立一整套以宗法血緣關係為紐帶的政治統治機構，以便鞏固已取得的天下，周天子為天下大宗，同姓諸侯為天下小宗，小宗尊擁大宗，維護王室，故有“宗周”之稱。
二、洛邑的都城功能
洛邑的營建在西周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在古代政治史上亦是一個創舉。武王、成王營建洛邑“居九鼎”，分設東西兩都，這對於加強對中原地區以及對四方的管理和統治，創建強大的西周王朝，起了重大作用。
洛邑作為豐鎬功能的延伸和統治東方的據點，發揮了都城的政治、禮儀中心職能。《尚書·詔告》說：“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於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14]周王受命於上帝，在中土洛邑統治天下的土地和人民。顯然，營建成周的政治目的，就在於按照上帝“成命”在中土治理好小民。洛邑建成後，將象徵國家的九鼎重器置於此,成王在成周大廟中舉行朝會諸侯及貴族的“殷見”大禮，在考宮中舉行祭祀盛典，慶祝成周大邑的建成。誠如《尚書大傳》所說，“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15]舉行“殷見”大禮，慶祝周王朝一統大業的成功，目的就在於宣佈建立一種新王朝的統治秩序。自成王“肇稱殷禮”以後,這種政治活動便在成周延續下來,《士上禾皿》所說“殷於成周”,《小臣傳卣》所云“殷成周年”即此例證。這種集合四方諸侯以及群臣百官大會見並對上帝、祖先大獻祭的殷禮，既對群臣具有督促考核的作用,又是檢查諸侯是否盡忠述職的重要手段。《逸周書·王會》說:“成周之會,……天子南面立”,[16]諸侯前來覲見,亦見成周非政治、禮儀中心不足以當其位。周孝王時，成周八師征討南夷，凱旋而歸，俘敵四百人，周孝王在成周南郊大廟裡舉行慶功大會，嘉獎有功將士。周宣王時，曾以“會獵”為名，朝會諸侯於成周，為發動討伐外敵的戰爭做準備。《國語·鄭語》記史伯與鄭桓公語云:“當成周者。
成周因其位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又成為西周王朝的東方財賦集中地。在整個西周社會經濟生活中也佔據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它不僅是對周圍“郊甸”徵發人力物力的中心,而且是對四方諸侯及被征服夷戎部落徵收貢賦的中心,在穩定西周王朝經濟基礎方面起到了超過鎬京的作用。因為歧周、豐鎬位處西土，距東部廣大地區路途遙遠，且有崤函之險與東方相隔，四方貢物週轉十分不便。洛邑居於天下之中，是四方貢物彙集的理想地。如西周銘文《兮甲盤》載：“王命甲徵司成周四方責（積），至於淮南夷。淮南夷舊我帛賄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責、其進人，其各，毋敢不即次，即市……”[22]兮甲受周王之命居成周，負責徵收管理成周及其周圍地區的糧草委積，範圍包括淮南夷地區。《頌壺》銘文載，成周有儲存物資的倉庫，囤積有大量東方與南方的委輸。可見成周在西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中樞作用，是岐周和豐鎬所不能比擬的。
三、成周與宗周的地位及兩者之間的關係
關於成周與宗周的地位及關係，亦是一個長期爭訟的問題。成王是否確曾遷都成周？成周與宗周是兩都並恃？還是一主一輔？至今沒有定論。
一般認為西周王朝實行的是以豐鎬為首都的多都並用制度或主輔都城制度。宗周豐鎬始終居於全國政治統治中心地位。岐周作為周人的發祥地,是文王受大命之所在，許多重要祭祀活動在此舉行，被認為是周人的“聖都”，在整個西周時期都保持著崇高地位。洛邑成為都城是在周公成王以後，成王在洛邑以成功祭告祖廟後仍歸鎬京，而命周公留守洛邑，未曾遷都。正如司馬遷所說：“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23]至於遷鼎於洛，並非遷移都城，“至多是政治中心的暫時轉移，原都邑仍然存在”，“西周的大多數時期，成周的地位甚至不如豐鎬宗周和周原岐周”。[24]在傳統觀念裡，西周時的洛邑只是一個陪都，在以宗周為主的主輔都城制中一直處於輔都地位。
周武王滅殷後建都於洛邑，而且把作為國家政權象徵的“九鼎”放在洛邑。成王、周公都在成周執政，這既有文獻可鑑,亦有出土實物可證。可見這時的西土鎬京只是作為他們的老家(宗周)，而成周洛邑則是他們統治中國的真正政治中心。[25]《何尊》銘文的發現及其不同的解讀，似乎又為“成王遷都說”提供了有利證據。《何尊》說“:惟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豐）禮,裸自天。”說明成王確曾遷都成周。[26]更進一步說，成王既然即位於成周，就沒有理由捨棄東都再把首都遷回關中。只是西周中葉之後國力漸衰，無力顧及東周，只能看守“老家”罷了。所以終西周之世，鎬京(宗周)、洛邑(成周)是兩都並存的。[27]以上兩種觀點針鋒相對，足見兩都關係問題的複雜性。王健先生對兩都關係的論述頗有見地。他認為，即使成王遷都，也並不一定放棄舊都，因為從史實看夏商周一直是數都並存，遷都之後並不一定放棄舊都。當時的確在東方新建了一個都城，可能是政治中心在某一時期（如周公主政時期）的暫時轉移。王的某個時期轉換居住地點，導致政治中心的暫時轉移應是經常發生的事。周公營建洛邑，成王並沒有長期居住於此，洛邑實際上是周公統治東方的軍事基地。[28]周公之後，其子君陳繼續居成周鎮守。王健先生又引述日本學者伊藤道治的話說：“或許成王也曾一度決意永遠居住成周，但是有一時期回宗周去了。從金文可以知道成王以下的諸王有時在成周逗留，但其根據地還是在宗周。這個事實可以說明，雖然西周王朝的人們知曉成周在政治、經濟上的重要性，但作為生活基地的宗周對他們更具有吸引力。”[29]由此他得出結論：西周沒有放棄宗周而遷都洛邑成周，洛邑成周也不是天下唯一的都城，整個西周的主要都城至少有西土的宗周、岐周和東方的成周三座，它們都應是天下的政治統治中心。[30]應當說，這一結論是正確的。營建洛邑並不意味著放棄其它都城，大量文獻、金文及考古材料都表明，整個西周時期，至少有三座都城都在發揮著統治天下四方的政治中心作用，即宗周、岐周和成周。但對於成周在西周政治地理結構中的重要作用，似估計不足。誠如王健先生所說，在早期國家時期，由於地理環境在政治軍事中的重要作用，一個都城是不能控制廣闊疆域的，所以在最重要的地點，建立幾個都城，王輪換巡視居住在這些都城中，以強化對四方疆域的有效統治。[31]就西周疆域形勢而言，洛邑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顯而易見。所謂“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