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的中國，“傳播”既是需要殷切關注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特殊的研究對象。相比於其他學科，在格外西化、形式主義的傳播學方面，我們有更多的中國化、本土化的經驗積累，可以從中看出二十世紀曆史文化經驗的線索。
原文 ：《觸摸二十世紀的基層傳播文化經驗線索》
作者 |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 張慧瑜
圖片 | 網絡
著名版畫家徐匡的木刻作品“學習”創作於1960年，從中我們會思考“誰在學習”“在哪裡學習”“如何學習”及“為什麼學習”的問題。版畫等藝術作品使得工業生產場所變得可見——這也是20世紀中國文藝中的特殊經驗：讓工業、工廠、勞動者變得可見。我們聯繫當時“把生產和學習結合起來”的說法，專業技能固然必要，培育有文化、會思考的主體亦是緊迫的時代要求。這幅作品的標題“學習”，是中國共產黨（下文簡稱“中共”）延續至今的社會文化經驗，強調自我學習、社會教育的重要性。
基層傳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當中，政治與文化是不變的主題，兩者間存在著錯綜複雜的辯證關係，可從三個方面進行理解。其一，“文化的政治化”。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文學、藝術是媒介，是政治動員和社會教育的手段。其次，“政治的文化化”，即政治理念需要藉助文化、藝術來表達，讓政治入心入耳，變成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最後，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核心之一是“人民/群眾/大眾/普通人”的生成，即將非現代的群眾社會化、主體化，使其成為理性的、現代的主體。中國的精英和大眾都是二十世紀政治、革命的產物，是“新鮮事物”，尤其是在戰爭和革命年代，對大眾進行廣泛的社會教育和思想啟蒙，就像版畫《學習》所呈現的，隨時隨地進行一種半正規的、自我組織化的教育。
在現有傳播學的學科框架下，與基層傳播比較接近的是西方傳播理論中的“社區傳播”，其前提是強調自主性、社會性的社區自治，它的構造是扁平化的、去中心化的。其實，六十年代想象“互聯網”就是一種理想的虛擬社區，是去等級化的、權力分散的網狀結構。而“基層”的概念則有著濃厚的中國特色，在城市它指的是街道、社區、各種國有企事業單位，在鄉村則是鄉鎮和村莊，同社區相比，基層更有組織性，也更加強調因時、因地制宜。
基層傳播並不拒斥與國家或政黨的關聯，相反，它本身正是基層組織、動員與治理的方式，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社會革命的特徵是深入基層。
中國最早出現“基層”的概念大約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相比控制大城市、東部地區的國民黨力量，中共因1927年大革命失敗而進入鄉村、偏遠地區，以在軍閥勢力薄弱的縫隙地帶建立武裝根據地的方式圖生存、謀發展，為了在敵佔區、前線地帶發展抗日根據地，動員基層、組織基層成為共產黨立足、發展的根本。根據地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空間，是一種特殊的空間地理學，是去空間化的空間和去主權化的空間。與此同時，只靠軍事上的游擊戰是無法取得勝利的，根據地的鞏固需要依靠深入基層、組織群眾，依靠社會改革和文化動員。在這個過程中，以報紙為代表的基層傳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當時，藉助由代辦所、鄉郵站、報站等組成的農村通訊網，《人民日報》深入村莊和連隊，利用“讀報小組”等方式“組織人民，特別是幹部普遍閱讀和學習人民日報”（1947.05.15《人民日報是人民的報紙 紀念人民日報一週年》）。
二十世紀曆史文化經驗的線索
毛澤東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說道：“黨報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作為地方性的黨報，晉冀魯豫《人民日報》中包羅了中共在根據地的諸多基層傳播實踐。
用基層傳播手段構建基層社會的有機性。從晉冀魯豫《人民日報》中呈現的大量內容來看，中共十分擅長就地取材，基層傳播的手段多樣靈活，黑板、幻燈、快板、音樂、戲劇、文學等等，都是常見的傳播形式。1947年4月29日的報道《前線部隊的新創造——門板報》就較為詳盡地對“門板報”這一新形式的製作、內容、成效進行了描述：一是“誰來寫”，是“每個戰士、幹部”，也就是能寫、會畫的都要參加，群眾性要強；二是“寫什麼”，門板報的主要內容是表揚，同時也有批評意見；三是“為誰寫”，其讀者和作者均是連隊內部的幹部和士兵；四是“通過什麼寫”，即利用門板這種最方便得到的“平臺”；五是講究“時效性”，理論上要求每天都寫；六是達到的“效果”，文中提到，“官表揚兵，兵表揚兵，兵表揚官的群眾性的表揚方法，使部隊換了一個樣子”。
這篇報道是一篇典型的工作經驗而不是剛剛發生的事情和消息。類似服務於基層的門板報還有很多，如前沿陣地裡的火線報等。
改造舊形式，打造跨媒介融合平臺。在根據地建設中，社會治理是關鍵，這就包括把現代的、啟蒙的理念帶入鄉村，讓群眾接受現代觀念。在1947年4月15日的報道《黎城東關騾馬大會群眾買了四百牲口》中，傳統牲畜交易的“騾馬大會”變成了具有多重社會職能的“現代展覽會”。其中聚集了多種宣傳手段——街壁上描畫著四大家族的醜像、美軍在華暴行的大漫畫，牆上刷寫著時事大標語，小花戲、廣場劇、扭秧歌等文藝活動也融入了宣傳內容。展覽會本來是19世紀西方殖民主義文化的產物，被搬用至農村集市轉化為衛生館和生產館，成為教育普通群眾使其瞭解現代防疫知識和提高紡織技術的手段。
可以說，騾馬大會承擔著政治動員、社會教育等職能。利用牲畜買賣的舊形式，把現代理念鑲嵌到農村的日常生活中，把舊集市改造為跨媒介的、媒介融合的宣傳平臺。
通過寫稿，塑造群眾主體性。晉冀魯豫《人民日報》中的很多稿件來自群眾通訊員，通訊員是一種實現黨報群眾性的重要制度。這種去職業化的新聞生產方式，不是由市場化的線人提供新聞線索，而是生活在基層的群眾通訊員承擔著報道基層、反映基層的任務。如1946年5月17日的《〈新大眾〉發行增至八千餘份》所記，“其最大特點是‘讀者就是作者’‘做什麼寫什麼’。給雜誌寫稿的人有小學教員、區村幹部、農村劇團團員、戰鬥員、勤務員、交通員、理髮匠等。”“讀者就是作者”“做什麼寫什麼”，這是互聯網時代的“用戶生產內容”，如果換成黨報傳統，就是“群眾辦報”。
社會主義文化強調生產和工作倫理
晉冀魯豫《人民日報》中有大量關於生產競賽、節約運動、增產運動的報道以及群眾運動、翻身運動等工作經驗的報道，使得工作經驗、地方經驗和衛生、農業技術廣泛傳播，也表明這是一種不是“新聞”的新聞，是一種參與政治、社會和文化實踐的新聞。
與資本主義的消費邏輯不同，社會主義文化強調生產和工作倫理，生產本身成為一種可見的空間，農村生產、工業生產是社會主義文化表現的重要對象。《如何組織起來解決勞力困難》《經過精確計算徐家後克服勞力困難》等報道就敘述了精確計算管理在互助組、合作化農業生產中的重要性。這種生產性的文化，一方面與勞動者的主體相關，另一方面是因為生產本身帶有一種對工業、現代的崇拜。這種服務於生產的傳播，與美國傳播學建立在現代化和發展主義基礎上的發展傳播學不同，是一種在地條件、技術創新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產物。
比如大生產運動中，動員婦女、孩子、老人參加紡織運動，就涉及到婦女解放、家庭與集體的關係等社會治理問題。
因此，根據地新聞治理的三條關鍵經驗是“不是新聞的新聞”“為了或服務於生產的傳播”和“作為社會治理的傳播”。在今天，通信基礎設施、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乃至學習強國APP的推廣，作為基層傳播的新興形態，仍然可以從中看出二十世紀曆史文化經驗的線索。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93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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