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楔形文字，不能不說“貝希斯敦銘文”。它位於名為貝希斯敦的大崖石上。巖壁上有一巨型浮雕，上面雕有一個國王的形象，國王對面是十個僕從、被征服者或俘虜，國王的一隻腳踏在第一個躺在地上的人的胸部，其他人被捆綁著，脖子上拴著一根繩子。浮雕的周圍是大量的銘文，是三種不同種類的楔形文字，其中之一是古代波斯文。
貝希斯敦銘文
1844年，英國學者羅林森將古波斯文本拓片全部完成，並獨立地釋讀出《銘文》古波斯文本的全部內容。1845年8月，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從巴格達寄往倫敦《皇家亞洲學會雜誌》，震動整個西方考古界。從此，古波斯文不再是人們眼中的天書了。通讀“貝希斯敦銘文”之後，人們發現這是一篇波斯帝國國王大流士一世刻寫的銘文。毫無疑問，浮雕上那位趾高氣揚、高懸眾人之上的波斯國王，正是大流士一世本人。
古波斯楔形文字的釋讀成功無疑使得釋讀《貝希斯敦銘文》中的其他兩種楔形文字成為可能。其中的第二種是知名度不高的埃蘭語，而第三種楔形文字的破譯讓人大為吃驚。愛爾蘭著名語言學家愛德華·興克斯通過與銘文古波斯文部分中出現的大量專有名詞相對照，在1846年讀出了第一個單詞：人稱代詞“我”（anaku）。考慮到猶太人使用的希伯來語的“我”讀作“anoki”，顯然與其同源，興克斯因此確信，第三種楔形文字——也就是亞述與巴比倫兩大古國使用的語言（阿卡德語）是閃米特語的古老成員，與屬於印歐語系的古波斯語截然不同。
不久，羅林森發表了“貝希斯敦銘文”的全部譯文（1851年），包括三種楔形文字原文、音譯、翻譯和完整的符號表，這標誌著阿卡德語的（基本）成功解讀。
羅林森
距離發現“貝希斯敦銘文”，這才過去短短几年時間。宛如天書一樣的三種屬於不同語言的楔形文字竟然如此順利地得到了破解，即使在今天看來，這個速度也堪稱神奇。因此在當時，許多學者仍對解讀方法和由此取得的成果表示懷疑。其中最令當時的歐洲人不能理解的是阿卡德楔形文字“一字多音”和“一音多字”的特點（中國人對此倒是很容易理解）。
終結這一爭議的是一個戲劇性的場面。英國著名的數學家，攝影術的先驅，同時也是業餘的楔形文字愛好者塔爾博特堅信欣克斯和羅林森的解讀方法是科學的。於是他將自己對在亞述發現的一個楔形文字銘文的研究結果封起來，寄給了倫敦的“皇家東方學會”（1857年3月17日，），建議他們不要馬上開啟他的譯文，要等羅林森翻譯完這個銘文後，再來比較他們二人分別獨立完成的譯文，以檢驗結果正確與否。“皇家東方學會”欣然接受建議，給羅林森和興克斯和另一位楔形文字研究者，法國人歐佩爾特（Jules Oppert）寄去了同樣的楔形文字測試稿，請他們翻譯成英語後放到密封的信封裡再交回給學會，並安排由五位專家組成的專門委員會對這四篇譯文進行評議。
這場別開生面的的“考試”結果令持有懷疑態度的一方大跌眼鏡。羅林森和興克斯不愧志同道合的“戰友”，兩人的譯文最為接近；歐佩爾特的譯文與之稍有出入，但註釋詳盡；而塔爾博特的譯文有些地方則比較含糊和不確切——這與他的“票友”身份相符。總的說來，四人的譯文大同小異，殊途同歸。如果說四個人都是在猜，這樣的結果未免太巧了。所以這場離奇的“測試”常被人看作新興的“亞述學”誕生的標誌，證實了楔形文字破譯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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