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世界歷史研究是一項與構建"

吳於廑教授在書庫中：在世界史研究方面多有建樹

一、唯物主義史學：中國的世界史學科發展歷程

什麼是"世界歷史"？吳於廑在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曆史》所撰總論中寫道："世界歷史是歷史學的一門重要分支學科，內容為對人類歷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發展為全世界成一密切聯繫整體的過程進行系統探討和闡述。世界歷史學科的主要任務是以世界全局的觀點，綜合考察各地區、各國、各民族的歷史，運用相關學科如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的成果，研究和闡明人類歷史的演變，揭示演變的規律和趨向。"

如果按吳於廑的論述，"外國曆史"和"世界歷史"非為一事，"外國曆史"是世界各國的國別史，與中國歷史相對應，而"世界歷史"則是超乎其上的一門獨立學科。然而，在中國學界，通行的"世界歷史"概念，與"外國曆史"概念，並無明顯分別。

吳於廑也說："在中國，約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主要由於歷史專業的分工，人們習慣於把中國史和世界史對舉，幾乎把世界歷史作為外國曆史的代稱。"

雖然這樣的"世界歷史"概念確有其問題所在，沒有中國史的世界史和沒有世界史的中國史，都是不完整的歷史。同樣，按照西方一些史學家如雅斯貝爾斯的論述，"世界歷史在時空上囊空全球。"因此，應當說今天盛行於中國的全球史研究，可以看作嘗試將過往區域國別史聯繫起來的一種嘗試。作為全球化時代的世界史從20世紀中期興起以來在眾多學者努力下已經發展為廣受矚目和重視的歷史學研究實踐。本文旨在從介紹全球史的興起，破除西方中心論同時警惕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中國中心論角度進行闡釋，指出新時代中國世界史研究任重道遠，需要始終堅守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指導，積極吸取西方全球史有益成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野下的中國世界史研究體系。

《全球史是什麼》：康拉德著，杜憲兵譯

二、全球史的興起與破除西方中心論的神話

全球史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流行於世界史壇的一種提倡從全球整體出發審視人類歷史活動的史學理論與實踐。全球史的最大突破是從學理上顛覆了世界史學界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16世紀前後，歐洲殖民者通過征服與擴張成為人類中最先認識和接觸自然地理意義上的"世界"的人，因而"天然"擁有解讀世界及其歷史的"優先權"。為使其經濟和領土擴張合法化，他們極力利用這種特權創制普世性話語，在此後的不同時代，或以上帝福音的傳播者自居、或以文明的化身自命，或以現代化的標杆自詡。

不管是使用什麼名目，在這個話語體系中，歐洲/西方總是代表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代表世界歷史的創造者，而其他民族和群體只能扮演追隨者的角色。更為可悲的是，西方長年的文化侵略還造成"記憶的殖民化"，許多非西方民族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歐洲/西方的這種世界歷史觀，以致歐洲/西方中心論在全球的世界歷史學界長期瀰漫，即或政治上受到批判，在學理上也不曾遭遇真正的挑戰。但全球史徹底顛覆了這一理論的根基。

隨著殖民體系的崩潰，在日益加快的經濟全球化進程推動下，"歐洲中心論"無法解釋全球各種複雜進程的演變，西方一系列歷史學傳統觀念受到反思和批判。相應地，歷史研究全球視野的建立，獲得了物質條件和思想觀念等方面的切實支撐，其表現就是全球史的興起。全球史研究在發掘各種地理空間和多重社會交流網絡的基礎上，探討人類各種群體之間的互動和交往，擴展了史學研究的地理空間範疇和社會空間層次，為歷史學與其他學科的合作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作為全球化時代的世界史，全球史從20世紀中期興起以來，在眾多學者的努力下，從國際範圍來看，已經發展為廣受矚目和重視的歷史學研究實踐。

西方全球史興起之初就努力將長期被西方歷史學忽視的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的歷史納入其研究視野，這尤其體現在對世界通史的重視上。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斯塔夫裡阿諾斯、麥克尼爾、巴勒克拉夫、約翰·A. 加拉第等人都在通史編撰方面進行了探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史》也屬於此類嘗試。學界很快意識到，世界通史編撰面臨兩個主要問題：首先，通史編撰需要依靠堅實的實證研究提供豐富的專業基礎知識；其次，如何將專業基礎知識組織在一個適當的體系內，則需要通史理論框架。

在此背景下，專題性的全球史研究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迅速湧現。例如，現代世界體系、跨文化貿易、"哥倫布交流"、生態帝國主義、技術轉移等主題成為全球史學者關注的重點。總的來說，全球史發展至今已經成為了一種獨特的視角，即使對於非歷史學學習者來說，全球史同樣是全球化時代的一種必然接觸的話語——全球貿易、跨國公司、互聯網和全球移民流動等都是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而為了認清這個時代，我們比以往更需要全球取徑。

許多人認為，反全球化浪潮和近年來盛行的保護主義、限制移民措施必將讓全球史的盛景不復存在，同撰寫《全球史是什麼》的康拉德先生一樣，我認為這種觀點缺乏遠見過於片面。許多全球史研究指明瞭市場一體化和殖民主義的社會成本，以及世界各地發展不均的歷史起源，這些同樣在比較政治學研究中佔有很大比重。以民粹主義為例，儘管從字面上來說民粹主義意味著決然孤立，但是我們更應當看到世界各地的民粹主義同樣在相互影響。再提保護主義，特朗普上臺後的政策被稱作"新門羅主義"，但是實質上他遠不是當代第一個將反對移民、"某國優先"這樣的口號提出來的政客，這些政治口號和舉措都是在全球經濟政治趨於一體化的大環境下相互影響產生的。

《希臘偽史考》：被深深打臉

三、警惕神話中國的"中國中心論"

在中國全球史蓬勃發展的同時，我們卻能看到許多異樣的聲音，他們援引西方加州學派以及全球史家的觀點，卻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學者"，在破除西方中心論口號下又高舉起了"西方偽史"和"中國中心"的旗號，甚至召集會議、舉辦講座，可以說扭曲了一批未曾深入學習世界歷史的聽眾的觀念，本文意在指出，在破除西方中心論的同時我們應當警惕陷入中國中心論的陷阱，否則我們與全球史興起前鼓吹西方優越論的西方人又有何異？

帶頭提出西方古史不存在的是撰寫了《希臘偽史考》的何新，此後董並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 歐洲"古典歷史"辨偽》（2015年）、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複製中國"考論》（2017年）以及杜鋼建的《文明源頭與大同世界》（2018），堪稱成為了一個學派。

這些書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希望通過對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的證偽，來襯托中國文明的古老及先進！

何新在《希臘偽史考》一書的序言中開宗明義："古代希臘文明至今並沒有任何可信的文獻學或者考古學的可信的系統歷史作為證明。""偽造古希臘是一場文化運動。這個運動是從14世紀前後的'文藝復興'時期開始的。"

浙江大學教授黃河清為《虛構的西方文明史》所寫的序言，更直接題為《推翻西方偽史，扶正中華文明——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回來》。他稱諸玄識此書，"提供了國內學界聞所未聞的西方史料，全盤徹底地推翻了'西方文明史'，全盤徹底地為中華文明正名，具有空前的學術意義。

諸先生直探要害，整體地否定西方偽史——當今國人文化自卑的主要原因，將極大地有助於提升國人的文化自信。"

筆者在此不可能將所有荒謬內容全部舉出

於是，並不精通的希臘文的薄伽丘，將《荷馬史詩》手抄本"編譯"為拉丁文本。

按照何新的理解，由於《荷馬史詩》希臘原本失傳："後人根本很難知道這部荷馬史詩的內容中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屬於古希臘可信歷史的內容……但是，近代西方和當今中國講述希臘歷史的著作，竟然都以這樣一部完全不可信的杜撰作品為信史編寫出來，然後讓信眾們頂禮膜拜。" 以上推斷看上去頗合邏輯，事實上全屬臆斷。

北京大學的高峰楓就曾撰文指出，現存《荷馬史詩》殘篇極多，它們被寫在古埃及從2世紀至7世紀的"紙草"上。

比如大英博物館編號126的《荷馬史詩》寫本，內容包括《伊利亞特》第二、三卷，加起來有1000多行。要想知道現在各種《荷馬史詩》譯本是否準確，只要和以上所說殘篇對照，立刻就能得到答案。何新指控薄伽丘"偽造"《荷馬史詩》，是完全無法成立的。至於《荷馬史詩》所記的英雄故事，更是從未有學者將之視為"信史"。

值得注意的是，倘若有人把"偽史論"挪移到埃及、印度、中國等其他文明古國的歷史上，那這些文明古國曆史的真實性甚至其是否存在都很成問題了。這涉及古代希臘半島上族群、文化、語言的來龍去脈，以及如何認識和評價西方文明的起源和傳承等一系列錯綜複雜的問題，很有必要認真梳理，正本清源。可以說，這是筆者目前看到的學術界的第一份聲明式回應。

另外，近來在對北京大學羅新教授的採訪中他也提到要走出民族主義史學，他指出"歷史學不應該為了某一個現實的政治目標服務"。

這也正是筆者在這裡想要強調的。如果歷史學徹底淪為了政治宣傳的工具，它也就喪失了最後一份本真，然而直至今天這些"學術戰狼們"仍然活躍在網絡和大學講壇，其中一些人更是中國名校的教授，想來真的是可悲的。

費孝通先生：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獲赫胥黎獎、《大英百科全書》獎

四、編造歷史，貽笑大方

這種現象在我國國內的出現可以說是令人痛心疾首的！

首先，我們並不需要通過否定他者而肯定自我，這才是真正意義上對我們自身文化極端不自信的體現。如費孝通先生所說，"和合與共，天下大同"，目前國內不斷推進的"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是對中國古代文明源自何時的科學考證，而否定西方文明，使用堪稱荒謬的論證來稱其"偽造"反而會讓人貽笑大方。

黃河清在自己的講座中打著"破除西方中心論，樹立中國文化自信"的口號，然而若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論我們可以通過完善自身世界史全球史學科體系，更深入地去了解西方文明的發展脈絡來實現，而不是大肆宣稱其為"偽史"，這種貶低他者文化來抬高自身文化的行為就是文化自卑的表現。其次，我們始終呼籲和堅持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那麼何為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

吳英老師指出，唯物史觀既然是一門實證科學，就要求它一方面必須不斷擴大自己的研究範圍，擴大自己從經驗研究中抽象出結論的適用範圍；另一方面要求它隨著經驗研究的深入和範圍的擴大，不斷修正或完善原來的結論。

而這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從理論上予以論述，並從實踐中予以踐行的。而如今出現的"學術戰狼"提出的"中國中心論"恰恰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科學性的抹黑和褻瀆。他們無端臆測西方文明為偽造，大量複製中國文化等等，甚至有學者提出英文源自漢語這樣讓人貽笑大方的論點，完全不符合唯物主義實證科學的求真求實本質，是最為令人不齒的另一種歷史虛無主義。

最後，要想破除西方中心論的同時建立中國自己的話語權，我們就需要構建中國特色的世界歷史書寫體系，但是這種體系絕不是抹黑任何一種文明的，而是始終秉承著實事求是原則的。今天我們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野下的世界史研究就是在向著建立中國自身世界史話語體系的目標發展，而且也是要在世界歷史重大問題上發出我們自己的聲音，但是要想發聲就要不斷深入學習瞭解讓自己不遜色於西方史家對自身的研究水平，絕不是以一兩個零星線索就大加推斷，這種當代"義和團"式研究是每一個世界史學人所應該摒棄和不齒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

五、結語：和合與共，天下大同，走中國特色世界史研究道路

最後簡單小結一下，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文化的話語權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全球史正是在二戰後西歐史學家隨著意識到自身此前歷史認識論中的不足而產生的。如今全球史作為史學的新路徑、新視角在中國蓬勃興起，其發展本身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但是在去除西方話語體系——西方中心論的同時我們也要警惕國內的"民族主義史學"書寫，無論是"西方偽史"還是"起源崇拜"都恰恰是自身文化自信不足的表現。我們永遠不能為了眼前的目的去講歷史，歷史就是歷史，一旦它的性質發生了變化那就不再是遵循馬克思主義科學唯物史觀了。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我們自己的概念，它強調的就是各個文明之間不應帶有優劣之分、先後之別，而應該以平等的視野去看待從人類誕生以來直到今天的整體歷史。

綜上所述，在新時期我們更應當重新思索中國世界史編撰體系，創建出中國自身話語體系下的客觀的、遵循實證主義和馬克思唯物主義史觀的中國特色世界史研究路徑。

參考文獻：

董欣潔，《全球史研究打破“歐洲中心論”》，杜鋼健，《文明源頭與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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