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延第(1823-1886)，字子上，號槐西居士，江蘇山陽（淮安）人。清道光三年生於新城。父士魁(1792-1866)，字映鬥，號紫峰。道光己丑（1829）年進士，1832年以知縣補用，攜家赴四川，至蜀。代成都府辦科試提調事，補官丹稜縣，署簡州。升任蓬州知州。
高士魁為官實心任事，關心民間疾苦，興利除弊。親自管理平糶米糧出納，防止吏胥侵蝕，捐廉興學，自為生員講授，四境風從。辛亥(1851)冬謝病歸裡，次年二月自閬中登舟，四月二十四日抵淮，住西長街與丁儉卿(晏)相鄰。咸豐乙卯(1855)主講奎文書院，教授生徒，諄諄以治經學為重，晚清淮安著名學者徐嘉列門牆受業，段朝端也常登門問學。徐嘉《賓華叢筆》：“師以獎進人才為己任，扶植善類，煦如陽春，士林鹹樂歸之。《虛靜齋詩草》一卷，風度衝曠，不事矯飾，《南城蘆葦歌》俯仰今昔，論者比於顧亭林《淮東詩》，吳梅村《臨淮老妓行》。”“師無書不讀，學術純粹，而不以學名，無意為詩而甄錄最夥。”(段朝端《椿花閣文存·書衣題記》)丙寅(1866)八月病卒，終年七十五，祀於奎文書院。
高延第幼承家學，十歲時同兄延恩隨父入川，十八歲上，鴉片戰爭的爆發對他震動很大。他曾想從戎報國，“馳驅疆域，生死非所計也”。是年冬，兄延恩病逝，延第以侍親無人，遂改變其志。“入塾讀書即求實用，不屑屑於帖括章句。凡治亂源流，學術正偽，究心搜討，無稍模稜。”(邱崧生《高先生行述》)在川從成都人範竹坡先生學，同學有範偉臣、範惕南(二人乃竹坡之子)、李範堂(字延模，丹稜人)、鮑餘豐(華陰人)，他們常在一起議論時局，探求救世之道，寫了不少針砭時弊的文字。
咸豐元年(1851)春，由於“蜀水程險阻，不得歸應郡縣試”，高延第由川赴京，“援例(入太學)應京兆試”，不售。“往返萬里，所過山川興亡古蹟必流連憑弔而後去。”有詩載於《湧翠山房詩集》。高延第性狷介，都中有位“貴人將有主試之命”，聞延第名，派人“招之至”，但高延第卻說：“讀書人自有其分，以布衣千謁顯者，是越分也。”婉辭不往。
1852年，高士魁解職離川，延第亦隨之歸裡，不久又去北京太學讀書，於1858年秋與徐嘉同行回淮。其時太平天國革命烈火，迅速燃遍江南數省，江北捻軍活動亦異常活躍，清政府借“剿寇”，窮兵黷武，增加賦稅，百姓遭殃，地方頗不安寧。“未見大敵勇，徒然騷里閭”。(《軍興雜詠二首》)他在《續續小娘歌十首》中寫道：“聞說將軍破賊回，金戈鐵馬殷晴雷，雖然未縛吳元濟，載得河西鵝鴨來。(原注：鎮軍龔耀倫出師運河西，遍掠鵝鴨而返，時有‘不打長毛打扁毛’之謠。)”其詩形象地刻劃出清軍官兵借“破賊”為名，行掠搶之實的醜惡行徑。
1864年仲冬，應江寧“收復”後鄉試，仍不售。
1866年父高士魁病逝，高延第“益深閉不出，銳意著書。家藏書萬卷，丹黃甲乙，辨訛訂偽。……先生持身涉世，孤行特立，得力於漢儒經術者為多。”由於高延第一心治學，成為遠近聞名的飽學之士，地方官員常常登門造訪，向他求教。他“遇可言者，盡言之”，而那些無學識的乎庸官吏，不論職位多高，一概拒之門外。漕督吳棠與之交往甚密，吳調任四川總督時，請與隨行，“聘入幕，不就”。淮安知府孫雲錦請其出山任麗正書院“主講席”，高曰：“今世多亟功利，學校不興久矣。居主講之名，而不能輔世立教，何為也。”仍然力辭不就(邱崧生《高先生行狀》)。
1872年，漕督張兆棟延丁晏綜理撰修山陽縣誌事務，分纂吳昆田、高延第、丁壽恆、王琛、楊鼎來、何其傑、魯蕡、王賓。次年刊行。段朝端《淮著收藏記》有：“……實則高子上(延第)、吳稼軒(昆田)、魯仲實(蕡)三人為之，餘人列名而已。總纂何子貞(名紹基)於修志之事絕不一問，柘唐(丁晏)師年老健忘，亦未嘗屬筆也。其書體例簡潔，敘次雅飭，自較舊志為勝。”
光緒八年(1882)漕督黎培敬、淮揚海道桂嵩慶、淮安知府孫雲錦議決修淮安府志，延聘吳昆田、高延第為總纂，段朝端、陳遜之任分纂，於十年刊印行世。段朝端又在《淮著收藏記》中寫道：“……予分得數門，以塵冗牽率，稍有編纂，遜之亦僅編就職官一門。時稼翁(吳昆田)老病，餘皆子上一手考訂。體例視舊志為潔。”
是年高延第又與盱眙王錫元修纂盱眙縣誌。
光緒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逝世，享年六十四歲。
高延第一生功名科第頗不得意，僅為“監生”。然他的學識為仕宦、學者所欽服，學使黃漱蘭(名體芳)侍郎以他的學行上奏朝廷，高延第方得“欽賜翰林院待詔”的虛銜。其著述有《淮安府志》、《山陽縣誌》、《盱眙縣誌》、《老子證義》、《廣韻重文補註》、《湧翠山房集》八卷、《論文要旨》、《五朝近體詩選》、《山陽耆舊詩選》、《孫吳司馬法補註》(未成)。
高延第先生是淮安的著名學者，他編著的《淮安府志》、《山陽縣誌》遍及海內，筆者就僅見之《湧翠山房集》、《老子證義》，對其著作，作一概略介紹。
高延第一生未得一官半職，然他以詩文名噪鄉里，一時為人傳誦，即使現在讀起來也不乏有現實意義。他經歷了清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個朝代，眾所周知，這是中國封建社會行將最後崩潰的時刻。清王朝政治腐敗，外侮日亟，雖國力匱乏、技術落後，民不聊生，統治者仍在做“東方帝國”的美夢，虛驕自大。英國的大炮轟開了封建帝國的國門，隆隆的炮聲卻未使他們清醒。面對外族入侵，林則徐輩雖有“攘夷之志”，但受到各方面的掣肘，無力迴天。生產力的落後，生產水平的低下，註定了清王朝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命運。高延第對此有較深刻的認識：“東南夷禍一發而莫之御，糜爛數省，歷年而後定，豈不哀哉!原其始，中國之人狃於承平，耽於驕逸，又習聞華夷貴賤之陋說，虛驕自大，以為區區島夷，終不能越重洋與我為難；及聞輪舟火器之迅利，又莫之或信，略不討論敵情虛實，以為備禦。……中國之情勢，外人瞭若指掌，彼中領要，此間若無聞見，一二大吏負當世物望，慨然有攘夷之志者又不熟察乎此。以曲為之防，而欲以氣凌之，……不知偷安渙散之人心，不足當兇焰；朽鈍糟粕之器械，不能敵堅利。”(《記王邑丞語後》)清王朝盲目的樂觀，妄自尊大，“偷安渙散之人心”、“朽鈍糟粕之器械”，確實是戰爭失敗的關鍵所在。昏聵的清廷統治者只能以割地賠款“以善其後”，接著高延第痛心地寫道：“嗚乎!……金幣會盟適足以自偷自惰，而非久安之方。觀古鑑今，非有深沉奇偉之人，烏能勝其任乎!”《湧翠山房集》文四卷，計六十四篇。高延第的古文上學唐代韓愈、柳宗元，下承清初顧炎武、黃宗羲，“學貴施諸實用”，他抱定“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之志，默默地走完人生旅途。清康乾時，由於主政者的引導與提倡，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埋頭訓詁，八股文之風漸盛，“學以致用”的風氣日趨衰微。高延第“不屑於帖括章句之學”，繼承了我國古代“學以致用”的優良傳統，是十分可貴的。其文的內容，上有“漢唐之經訓，伊洛之名理”，“下至兵農庶政，皆言之洞澈。”其代表作《名實論》、《吏商論》確實是不可多得的傳世佳篇。
《名實論》開篇提出“何謂名?曰工也、商也、農也、士也”，“何謂實?曰工必能規矩，執繩墨，運斧斤，制器械宮室；商必能度貴賤，居奇贏，通有無，應趨市者之求；農必能辨土宜，識五種，知早晚，疾耕數耨，早穡而多獲；士必能立行誼，通古今，達治體，以任事而立功。”一個人不論從事何種職業，必須“名”與“實”相符合，“事業不同，歸於有用”。高延第通過對當時社會的清醒觀察，認為從事工、農、商者，“冒濫鹵莽於其問者”，“十人中有一、二人”，而讀書人卻不是如此，一味鑽營為官之道，士習糜爛，沈湎於八股文中，一旦求得一官半職，則忙於“網利”，“若夫所謂士者，吾惑焉，問其所業，自應試詩文外……無有也；問其所讀，自坊刻《五經》《四書》外……無有也；以言乎立身，義利之不辨，是非之不知，賢不肖之不分。求其言為範而行為則者無有也。”讀書人中“冒濫鹵莽”者，十人中就有九人。然而世人“見工商農之為偽，則訶而斥之，見士之為偽則優而假之”，此風盛行，必“貽患天下”。
接著高延第論述了中國歷史上“名”與“實”不符的現象，闡明自己對“功”與“過”、“邪”與“正”、“賢”與“不肖”的觀點，企望能以此改變當時的社會風氣。當然，高延第的良好願望是不可能實現的。
高延第的《吏商論》對清王朝官吏的醜惡面目給予深刻的揭露和無情的鞭撻。據云；此篇原題為《仕商論》，高去世後，其子承裕請徐賓華先生整理其遺著，刊集行世，昔日友人以此文怕刺痛“在位之人”而引來“禍患”，提出不刊入《集》中，在吳涑(吳昆田之子)的堅持下，改題收入，(見吳涑《抑抑堂札記》)使這篇針砭時弊的佳作得以傳世。
高延第在《吏商論》中直言不諱，“吾觀今之為吏者，乃真所謂商也，而且小吏不能為，為之者必出於大吏”。這些“大吏位高多金”，千方百計撈錢，“及其衰且老”時，“財多不能無耗減”，“恐蹈危機，而喪失其所有”，於是利用自己的權勢餘威“交歡商賈”，以“逐倍蓰之利”，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撈取更多的錢財，供自己享受揮霍，“以財自娛”，同時也r為了“將以貽其子孫”。而原為商者則“樂竊公卿貴人之積威餘勢，以籠利權，且時時輸其贏餘”，買個官來做做。“於是商也又儼然官矣”。“商”一旦為“官”，則變本加厲。這樣官、商相互勾結，“通緩急，寄財賄，與之交互隱蔽”，“吏以商為師，商倚吏為庇”。這種腐敗的吏商現象日盛，其結果“滂洋天下，擇踞壟斷，使天下之財，所以上佐軍國，下贍萬民者，胥歸於吏商之一途；而負擔轉販之貧民，求升斗之利以為仰事俯蓄之資者，反致於喪失而得罪。”高延第對吏商深惡痛絕，他對吏商的醜惡面目，揭露得何等的淋漓盡致，對於吏商的危害剖析得何等深刻入微!
然而高延第仍感意猶未盡，他又寫下了《吏商餘論》，他指出：在道光初年，“吏治雖弛”其貪黷的官吏以權謀利，尚“不敢張目放手”，“公為盜竊”，是在遮遮掩掩的情況下進行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吏道益雜，人情如鬼”，以權謀利則明目張膽地公開為之，“無所愧恥”，“甫蒞一官，必多方羅掘以求贏；甫治一事，必百計侵冒以網利。”這些吏商“儼然以行商坐賈為利國之亟務，聽其言若有成效，實則明有開銷，暗有侵蝕，入公家者十之一二，入私橐者十之八九。”最後作者感慨地指出，這些吏商還敗壞了社會風氣，使得人心不古，“以今日之人心積習觀之，雖天雨粟，地出金，終無給足之一日，而萬事且益隳焉”。只有肅清這些吏商，百姓才能安居樂業，否則“又將安歸也”?
高延第的古文鋒芒銳利，慷慨激憤，如果沒有對封建社會深刻的認識，當然是不可能寫出如此尖銳痛斥時弊的皇皇文字的。應該指出，高延第對時弊的抨擊，雖痛快淋漓，但仍站在維護清廷封建統治的立場上的，在他的文章中，涉及到農民起義軍時，稱之為“寇”、“賊”，我們不能苛求一百年前的古人。
《老子證義》刊刻於光緒丙戌(1886)，高延第去世之前，他在《自序》中說：“夫無為之說，孔子嘗言之，修內以治外，執簡以御繁，帝王之道不過如此。”高延第對《老子》的研究，亦出之於“學以致用”。老子是我國上古偉大的哲學家，老子學說具有自發的辯證法因素，老子主張“無為”，指出國家不安定是統治者造成的，主張“損有餘而補不足”，使農民生活得到一些改善，國家就易於治理了。高延第於諸子百家中，情有獨鍾，這是因為老子的學說與其思想有共鳴的緣故。但老子被奉為道教的“祖師”以後，“神仙丹經之說興，而老子之旨晦”，老子被披上了神秘的色彩。高延第作《老子證義》，即在於還老子本來面目。他把《老子》逐章進行詮釋，闡述其真正含義。晚清學者段朝端評價該書：“注老子者無慮數十家，非失之空虛，則失之穿鑿，鮮有明其微意者。今子上先生盡摒諸家，重為疏正，於老子痛抑貪競偽薄之旨，末世君民之失，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蓋先生持身涉世，深有得於老子之學。”此評頗為務實中肯。
高延第詩亦四卷，詩風近蘇東坡，豪放直率。其內容以記遊、即景、弔古、懷友、倡和為主，當然也不乏觸及時勢的詩章，如《軍興雜詠》、《續續小娘歌》、《庚申記亂》等。僅錄幾首，以觀一斑。
高延第先生“優幹濟博，通載籍，練習掌故，屯田、築堡、兵革、韜略之要無所不瞻。”(張兆麟《湧翠山房集·序》)一生治學，“毀齒厲志，頭童不衰”，贏得了海內莘莘學子的尊敬，他雖未設館授徒，“後生秀髦或藉君考道而問業”者，為數日眾。晚清淮安學人邱崧生雲：“崧生遊先生門晚，每月必數謁，謁則必教以修身為學之道。”高延第就是這樣一位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令人崇敬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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