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興藏書錄》，鄭元慶錄，範鍇輯。成書於嘉慶五年（1800），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記載藏書家的專著。
鄭元慶，字芷畦，浙江歸安（今浙江湖州）人，“自幼通史，覃思著述”。湖州自古以來就有尚學蓄書的傳統，但或是因為年代久遠，或是因為兵革戰亂，著錄之書目散佚大半。鄭元慶生長於湖州，對家鄉著述的亡逸深為惋惜，於是潛心收集鄉邦文獻，“竭十數年之力，稿凡六易，成書百卷”，是為《湖錄》。可惜其書未得刊刻，鄭元慶便不幸病歿，書稿散失大半。
隨著鄭元慶的中途病殂，這部我國最早的藏書家專著面臨著散佚的危險，幸好這時候心繫家鄉著述的範鍇及時站了出來，接過鄭元慶手中的接力棒。範鍇“過友人楊拙園明經夙好齋，獲見鄭芷畦先生手訂《湖錄》殘本，亟假歸讀之。中載自有代以迄明季藏書者一二十家，並採收藏事實以附其後。餘讀而驚喜，復為綴輯各家傳略，匯鈔一卷，題日《吳興藏書錄》”。在原有的基礎上，經過潛心收集、整理、匯抄，歷經兩個人的努力，這部專著終於展現於世人面前。
關於《吳興藏書錄》，範鍇在書中說得十分清楚，其書主要記載的就是“有代以迄明季藏書者一二十家，並採收藏事實”，簡而言之，就是湖州自古以來的藏書家及其事實。書中收錄了湖州自南朝至明代的十六位藏書家的事蹟，在浩瀚的文字記載中，為我們探尋湖州一地的藏書之源提供了清晰的脈絡。
《吳興藏書錄》把邱深列為湖州最早的藏書家，說“《吳興藝文補》雲深有《文章新集錄》，載《世說》劉孝標註，僅記名氏，無復事實，故不述。裴松之《三國志注》別有文章敘，多清綺之辭，以不著深之名，恐別出荀勗摯虞手”。根據上述記載，只能說明邱深有所著述，實難看出其有藏書之實，不知出於何種原因，範鍇在最終定稿的時候，沒有把邱深剔除出去，或者說最終將邱深增入，且列為藏書之始。對於《吳興藏書錄》的這一論斷，後人沒有采納，而是將湖州藏書之始指定在了沈約身上，王國維先生說：“西吳藏書，蓋有端緒，自宋初沈東老夫子，始以收書知名。”
但這一瑕疵顯然無法從整體上掩蓋《吳興藏書錄》在湖州藏書史甚至是我國藏書史上的貢獻。它既是對湖州歷代藏書傳統的一個小結，也是其後湖州一地藏書流韻的發端。《吳興藏書錄》的出現可謂是為湖州根植了藏書的基因，把藏書和湖州更加緊密地聯繫起來，使藏書成為湖州的一個文化現象，深深地影響了湖州的文化傳統。
當一個地方的文化現象被塑造為文化傳統時，便被賦予了強大的生命力，感召著這一地方的文人自覺地肩負起傳承重責。梁啟超先生認識到了這一現象，其在《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佈》一文中對此作了詳細的闡述。他說：“吾為此文，欲舉國青年讀之而知所興焉。各自按其籍貫以尋起鄉先輩之遺風。其在鬱郁之鄉，則思如何而後可以無慚於先達，續期緒勿使墜也。又深察乎一時之盛不可以恃，各鄉邦固有昔盛而今衰者矣，引以為鑑而日兢兢也。其在昔盛今衰之鄉，則夙夜圖所以振之，使先輩心力燻鑄於吾之潛意識者迅奮復活也。其在夙未展拓之鄉，則知恥知懼，愈加努力，毋使長為國中文化落伍之區域。而又思夫他鄉之所以先進，亦不過一二仁人君子心力之為。”如其所說，地域文化的傳統是能深刻改變一地學人的文化品格的。
湖州因為有了對文化景仰的先賢，偶然的一次藏書之舉，便開啟了後世如火如荼的藏書之風，經由《吳興藏書錄》的整理，這星星點點的微弱火光，逐漸有了照亮一方之勢，斷斷續續的涓涓細流，逐漸有了匯聚之態。
《吳興藏書錄》的出現無疑強化了湖州藏書的地域特色，使後來者愈加努力，不致先輩遺風墜也。雖然因社會動盪等原因，這股藏書之風時隱時現、或明或暗，但卻從來沒有中斷過。
有清一代，湖州的藏書事業迎來了一個高峰，藏書家、藏書樓不斷湧現，如陳焯湘管齋，丁傑小酉山房，劉桐眠琴山館，嚴可均四錄堂，許宗彥鑑止水齋，嚴元照芳淑堂，朱步沆五三樓，汪日楨玉鑑堂，沈閬蓖來青軒，凌霞癖好堂，金桐可讀廬，俞樾春在堂，凌奐飼鶴亭，姚覲元咫進齋，沈秉成鰈硯廬，丁寶書月河精舍，戴望謫麟堂，沈家本沈碧樓，孫志熊誦清芬館，龐祁、龐祉琴言樓，董蠡舟夢好樓，章綬銜讀漢書樓，吳雲二百蘭亭齋，包虎臣天祿閣等。當然，這其中最為著名者當屬陸心源的醑宋樓，因其收藏超過兩百種宋版書而得名，與杭州八千卷樓、常熟鐵琴銅劍樓、聊城海源閣並稱海內四大藏書樓。
到了陸心源的皕宋樓，湖州的藏書事業已然是高峰中的高峰了，無論是其藏書的數量，還是其藏書的質量，都可以和當時最著名的藏書樓相提並論。可以說，醑宋樓是湖州藏書史上的一座豐碑。
隨著革命運動的風起雲湧，清王朝也走到了歷史的終點。這期間的社會動盪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也給藏書事業帶來不小的衝擊。在動盪面前，看似穩固的藏書樓還是難以抵擋現實的衝擊，失去經濟來源的藏書家們在萬般無奈之下終於將目光轉到了他們最不願聚焦的地方——藏書樓。理想在生活面前敗下陣來，除了悲憤、無奈和不捨，藏書成了他們度過眼前困境的唯一籌碼，於是，一座座藏書樓也一步步走向了荒蕪。
本來，政權的更迭、社會的動盪是藏書的一個嚴重阻礙因素，然而在清末民初，事情的發展顯然沒有按照既定的路線行進。動盪在吞噬著原有藏書樓的同時，顯然也蘊藏著新的生機。
得益於上海的開埠，湖州以絲綢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尤其是湖州的水鄉南潯，憑藉優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水路交通迅速發展起來。一時間，南潯“闐閱鱗次，煙火萬家：苕水流碧，舟航輻輳。雖吳興之東郡，實江浙之雄鎮”。富裕起來的南潯人繼承了家鄉藏書的傳統，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藏書中去。民國初年，以劉承幹、張石銘、蔣汝藻為代表的南潯藏書家群體異軍突起，成為一個在我國藏書史上十分引人注目的現象。在這一藏書群體中，劉承幹憑藉著雄厚的財力博收廣取，無求不給，斥資數十萬，聚書六十萬卷，其收藏之富，張石銘適園、蔣汝藻密韻樓也難望其項背，成為其中的翹楚。
南潯藏書家群體能夠崛起，與上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上海開埠，為南潯的優質生絲提供了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機遇，南潯人也抓住了這個機遇，資本的積聚使他們有了與文化聯姻的可能。上海在動亂中獲得了畸形的繁榮。隨著人口的大量流入，鬻書度日成為文化人的日常，催生了上海巨大的古籍流通市場，“四方衣冠舊族，避兵而來者日益多，遂為中原文獻所聚”，上海已然成為當時古籍流通中心。此時的南潯絲商接續了藏書的傳統，因寓居上海，佔盡了天時地利，憑藉著雄厚的經濟實力，在短時間內崛起於藏書界，成就了我國私人藏書史上最後的輝煌。
湖州的藏書流韻因上海得到了發揚，是歷史的偶然，上海以其特殊的環境給了湖州藏書家一個展示自我的機會。但也因為移居上海，湖州藏書家遠離了肥沃的土壤。缺少了傳統的滋養，湖州的藏書事業也逐漸地式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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