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相信古史嗎？
我們有幸邀請到北京大學歷史考古學家韓巍老師分享對這個話題的見解。
韓巍老師的研究領域包含先秦古史、商周考古（青銅器及銘文）以及秦漢古文獻（簡牘）等諸多方面。直播中，韓巍老師為我們梳理了近代以來，依託中國本土出現的「信古」與「疑古」思潮，進而為我們呈現出國內學界有關「古史」爭議完整的發展脈絡，助人思考。
韓巍老師
01.
走進疑古時代
韓巍老師談到，1923年，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顧頡剛最早且系統性地提出了他的古史觀念：
其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
顧頡剛指出，在西周時期，當時人們心目中最古老的帝王是禹；到了春秋晚期，根據《論語》的記載，我們可以知道，在孔子看來，最古老的帝王是禹之前的堯和舜；到了戰國時期，在堯、舜之前又出現了黃帝神農；到了秦朝，更古老的「三皇」開始出現；一直到漢以後，最古老的盤古等人才最終出現；
其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在此，顧頡剛以舜為例子進行闡述，在孔子生活的時代，舜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但在之後的《堯典》中，舜的形象得到豐富，成為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一直到孟子生活的時代，舜的形象得到進一步豐富，在孟子看來，舜顯然還是孝子的典範；
其三，「我們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是我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在顧頡剛看來，我們即便無法知道記載於東周時期的東周歷史，但是我們至少可以知道記載於戰國時期的東周歷史；同樣，即便我們無法知道記載於夏、商時期的夏、商曆史，但是我們至少可以知道記載於東周時期的夏、商曆史。
對於歷史，顧頡剛的觀念可以總結為「層累造成的古史觀」，層累的過程大概從戰國時期開始，到了秦漢愈累愈厚，最後到西漢晚期形成一個龐大且整齊的古史體系。
歷史學、民俗學家顧頡剛（1893-1980年）
在韓巍老師看來，日後影響深遠的古史辨運動，其實在這個時候就已經開始了。
至於顧頡剛的疑古思想，則主要來源於三個方面，即以《新學偽經考》（康有為著）為代表的清末今文經學、以清代的姚際恆和崔述為代表的古書「辨偽學」，以及在新文化運動中，以實證主義方法為代表的西方進化史觀。
1926年，隨著顧頡剛主編的第一冊《古史辨》的出版，古史辨派逐漸形成。轟轟烈烈的古史辨運動，正式拉開序幕。
從1926年到1941年，《古史辨》陸續出版了七冊。其中，第一、二冊的討論中心是「古史」；到了第三、四、五冊，討論的中心由「古史」轉變為「古書」；到了第六、七冊，討論的中心又回到了「古史」上。
作為古史辨派的集大成之作，《古史辨》深刻地反映了古史辨派的思想觀念。在韓巍老師看來，古史辨派十分「較真」。
以《左傳》為例，顧頡剛認為《左傳》是偽造，所以，哪怕《左傳》擁有著非常高的史學價值，顧頡剛也認為不能相信與參考《左傳》中的任何史料。而這無疑對國內的學術界帶來了諸多的負面影響，比如，很多學者都因此而不敢去使用古史辨派眼中「偽書」的史料。
韓巍老師同時也指出，雖然從表面上來看，古史辨運動是一個學術上的運動，但實際上，顧頡剛有著更深層次，且已經上升到社會層面的訴求。而這在1923年，顧頡剛的《答劉、胡兩先生書》中有著明確的體現。
在這封回答劉掞藜和胡堇人的書信中，顧頡剛鮮明地提出了「四個口號」的打破，即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以及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韓巍老師認為，這「四個打破」，可以說把中國幾千年來在儒學的經典底下所形成的那種對於古代的一種想象徹底粉碎了。
02.
羅王之學
但是顧頡剛提出的疑古觀點，完全正確嗎？
韓巍老師提到，從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期的這幾十年間，隨著國內考古的地下文物、包括文字資料的紛紛出土，以「整理和研究新材料」為中心的學問開始興起，而這就是以羅振玉和王國維這二位先生為代表的「羅王之學」。
▲王國維（1877－1927），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並稱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著述豐富，學通中西。1927年6月2日，王國維自沉於圓明園昆明湖魚藻軒。
1925年，王國維在清華髮表了著名演講——《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見之學問》。在這次演講中，王國維開門見山地說到，「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此外，他在此次演講中也提到了中國學術史上的三大重要的新發現：
其一，西漢武帝時期「孔壁中書」的發現。這些在孔子舊宅中發現的古文經書，直接催生了「古文經學」派，由此也引發了長達數百年的今、古文經學之爭；
其二，西晉太康年間「汲冢竹書」的出土。雖然這些竹書到現在只剩下了一本《穆天子傳》，但是這依然是中國學術史上第二次大的發現；
其三，近代的「五大發現」，即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在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出土的簡牘、在敦煌千佛洞發現的六朝唐人所書卷軸、羅振玉搶救的內閣大庫中的書籍檔案，以及在中國境內發現的古外族的碑文。
在此，韓巍老師強調，在上世紀30年代之前學術界所研究的「五大發現」的資料，基本都是靠羅振玉的一己之力整理出來的，所以說，羅振玉對學術界做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至於王國維的很多研究，也是依託羅振玉所蒐集整理的資料進行的。
雖然在某些觀點中，羅振玉與王國維都是守舊派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們二人卻實實在在地開創出了一個與古史辨派針鋒相對的新學派——「羅王之學」。
以羅振玉和王國維為代表的羅王之學，和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處在相同的年代，兩派在思想上的發生諸多交鋒。
1925年，王國維受聘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並開設了一門課叫「古史新證」。
▲《古史新證》
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1994
在這門課中，王國維在開篇就說道，「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
在王國維看來，要想區分上古時期歷史與傳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相對古書上的資料記載，我們還應當關注考古出土的地下文物。只有地上與地下的資料相互印證，我們才能得到恰當的歷史結論。而這，便是二重證據法的最早內容。
對於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後世十分推崇。不過，韓巍老師在此也強調，王國維當年對地下出土文物的定義僅限於文字資料部分。因此，這才有了後人的三重證據法，即除了地上古書與地下文字資料外，還有地下出土的其他實物。
此外，國學大師饒宗頤又提出了四重證據法，饒先生在三重的基礎上又加入了第四重證據，即一些民族學的民族誌的材料。
在韓巍老師看來，像王國維這樣深受近代西方思想影響的中國文人，其思想深處還是有著「信古」的信念，而這也是古往今來「信古思想」的根源所在。所以，換一個角度來說，王國維在感情上仍然是「一個傳統的書生，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
03.
新史學之路
隨著疑古思潮的出現，韓巍老師以近代知名學者李玄伯為例，指出了當時學者普遍面臨的學術困境：「將來解決古史問題的唯一希望就是隻能寄託於考古學」。
就是在這一時期，考古學，這個對羅王之學產生了巨大影響的現代學科，也被引入中國，進而對中國的史學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此，韓巍老師提到了兩個人，其中一位是來自瑞典的學者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與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伯希和（Paul Pelliot）等西方探險家不同，1921年，安特生作為當時中國農行部地質調查所聘用的外國專家，他在安南澠池縣仰韶村進行了考古發掘，而這便是中國國內第一次現代化的考古發掘；另一位則是中國本土第一位考古學家李濟。
韓巍老師指出，1926年，李濟主持發掘了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這也是由中國學者獨立主持的第一次考古發掘。兩年後（1928年），傅斯年登上了歷史的舞臺，他領導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
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曾明確地提到了「材料」在建設新史學道路中的重要意義。他眼中的「材料」，不僅是古書上的記載，還包括地下出土的資料，以及民族調查的資料等。
也正是在這種理念的指引下，1928到1937年，傅斯年和李濟強強聯合，攜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對殷墟展開了前後共十五次的發掘工作。而由此取得的殷墟考古的巨大收穫，無疑奠定了中國考古學歷史主義的取向。
殷墟遺址
到了70年代，沉睡在中國大地下的簡帛古書，迎來了第一次大的發現。韓巍老師指出，有三批最重要的簡帛古書值得後人關注：
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漢簡。其中就有我們熟知的《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
1974年，在湖南長沙出土的馬王堆帛書竹簡。這批帛書的內容十分豐富，其中就包括《老子》的甲本與乙本、《皇帝四經》，以及大量的醫術類的文獻。
1975年，在湖北雲夢縣出土的雲夢睡虎地秦簡。這批秦簡數量眾多，記錄的主要內容是秦朝的法律文書，而這對於研究中國古代的法制史，以及社會史存在著重要意義。
04.
走出疑古時代
隨著現代考古學的發展與成果湧現，1987年，李學勤先生髮表了《對古書的反思》一文，並以70年代出土的大量簡帛古書為現實依據，對古史辨派提出了自己的反對觀點。
韓巍老師認為，李學勤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最出色、最優秀的古史研究的學者」。同時，韓巍老師也指出，李學勤在80年代提出的諸多想法，確實沒有在學術界造成太大的影響，而這與改革開放後西方思潮的又一次衝擊不無關係。
1992年，李學勤在北大中文系做了一個講座，其內容之後整理發表在《中國文化》1992年第7期，題目便是《走出疑古時代》。在這篇文章中，他強調了考古對我們重新認識古史的重要作用。
考古學、歷史學家李學勤（1933－2019年）
1993年，繼70年代簡帛古書的大量發掘之後，中國的考古界又傳來喜訊，在湖北荊門的郭店1號楚墓中，出土了大批生成於戰國中期的竹簡。
其中既包括《性自命出》《唐虞之道》以及《中性之道》等儒家典籍的抄本，也包括了《太一生水》與《凡物流形》等道家典籍的抄本。而由此引發的「簡帛熱」，至今還沒有過去。
1994年，李學勤以《走出疑古時代》為題出版了論文合集，此後隨著該書的多次修訂再版，在國內考古領域屢創佳績的背景下，李學勤的這本著作以及他的思想逐漸被學術界，乃至全社會所熟知，進而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進入21世紀，隨著盜掘的猖狂，因盜掘流散到全國的簡牘資料以一種「井噴」的形式出現在時人眼中。其中就包括清華大學收藏的「清華簡」、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收藏的「嶽麓簡」，以及韓巍老師曾親自參與整理、收藏在北京大學的「北大簡」等。
在此基礎上，李學勤提出「古史重建」。在韓巍老師看來，李學勤想要通過像「清華簡」這樣的材料重建古史。
2013年，李學勤在《光明日報》發表《出土文獻與古史重建》，並主持「清華簡《系年》與古史重建」的重大項目。不過遺憾的是，「清華簡」的項目也還未完成，李學勤便在2019年年初離世了。
對於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的說法，就像顧頡剛當年引領古史辨派時一樣，也引來了不少爭議。
裘錫圭與林沄二位先生是其中的代表性學者。在裘錫圭和林沄看來，古史辨派並非一無是處，對於顧頡剛等人的疑古態度，以及一些優良的工作方法，現在的學術界完全可以借鑑學習。至於學界對考古資料的過於信任，即「信古過頭」，也是一種不好的傾向，值得我們警惕。
雖然學術界對於「信古」與「疑古」的問題討論已經延續了百年，至今仍沒有定論，不過這絲毫不妨礙我們以一種更為包容的心態去面對這個問題。不論是「信古」還是「疑古」，其出發點都是為了還原一個真實的中國上古史。
至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歷史，正如韓巍老師所總結的那樣：
「我們不應該在歷史當中去取信，就是取得可信的東西，而應該去儘量還原歷史本身形成的一個過程......顧頡剛先生一個很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就是他實際上已經在有意識地去復原古史形成的過程，層累造成的過程。我們今天可以向他學習的地方還是非常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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