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專欄作者，南都觀察特約作者
為了避免疫情擴散，武漢實施了空前嚴格的封城措施。於是，“團菜”作為一種新的物資流通手段應運而生。
“團菜”起初是鄰里之間自發組織的。人們在微信群中互相聯絡，提出需求，再聯繫買菜的志願者，由他們將分裝打包好的菜，在安全的地方通知大家領取，通過微信在線支付，可以實現安全的無接觸交易。
團菜解決了需求、結算、交流、無接觸收發等幾個難點，在疫情的特殊形勢下有著顯而易見的優點，於是迅速在武漢各社區擴散，超市也隨之採納，再後來，政府也出面協調，要求原先自發的團菜活動，變成社區統一組織團購。日前出臺的採購方案規定：大型超市只對社區，不對個人，且不送貨，必須讓社區去取貨。
這乍一看是好事，但落實下去，卻會遇到各種意想不到的問題。大型超市要大幾十份菜品才配送，那麼老、舊、小的小區居民有時會面臨“湊不齊、買不到”的局面。更棘手的是，指定社區對接，偏偏社區幹部並不都那麼自覺自願地承擔起這一職責，事實上，基層社區和街道已經完全無力應對。有些社區負責人直接說自己不管，也不願意當“團長”，畢竟沒有防護服，他們也怕出門被感染。
我的武漢朋友說，雖然家門口外不遠就有三家大型超市，但現在居民自助自願團菜已被阻絕，根本別想在附近超市買到菜，有人呼籲社區來組織超市團購，但“社區一如既往的不發一言”。他們的社區有一兩千戶，一天至少團100-200份，每份算25公斤，平常“無為而治”的社區幹部，根本不願意在此時做這個勞力。事實上，社區主任早就宣稱，有社區工作人員的家屬確診新冠，說他們都是危險人群，不宜出門。超市要求社區去提貨，哪怕是小區安排的對接人員也不行；而社區則回答說“我們絕對不做代購這類事”。
這就造成了一個困境：政府、超市、社區都有自己的難處。居民也不是不體諒，可問題就砸在他們手裡，沒法解決，最後只能自己承擔。而只要沒到徹底“斷糧”的地步，大家也就都忍著，最多隻是在群裡罵幾句。實在不行，大型超市不能對接，還有各種五花八門的團菜活動，居民仍可以直接零散地自己對接小商販賣家。
社區不做，總得有人來做。最後，小區終於出了個志願者和超市對接上了，開了兩個團購，隨即志願者發現自己無力應付，又另外組建各棟樓的“團長”群，“團長”協調居民，並與其對接。這樣團菜也有很大的弊病，就是居民採購量很少。每買一樣東西，就得去小區門口取一次，這樣居民在小區內上下樓的次數相當頻繁；而且每次來了貨，“團長”也不敢在外面多待，會催居民馬上下樓提取。
有些門棟是有過確診和疑似病人的，小區的消毒也未必徹底，如此樓上樓下地跑，不少人都怕隔離的工夫又白做了。不僅如此，一系列的問題還擺在眼前：有些團菜的地方是無法退款的，小區有人選錯地址，團菜的賣方不作理睬；先付款，你的東西可能被人偷拿，團長還可能被賣家坑；後付款，可能有買家反悔不要，而一群人要等在領取點排隊掃碼付款，現場難控制。更現實的是，物價差不多是封城之前的一倍。
此外，即便是這樣的消息，也都只有在特定的群裡發佈。一個微信群的上限是500人，很多人又不知道究竟是哪個群，結果有些人竟然加了數十個群，而有些不會使用微信的老人就變成了無處求援的信息孤島。
儘管如此，在不斷交互幾個回合之後，團菜終於還是逐漸走向秩序化：雖然大超市不肯再和社區打交道，拒絕送貨，但最終同意各棟樓自行招募一個志願者，和“團長”一起去自提貨物。可選的團購菜單日益增多，團菜中違規的行為會遭到大家一致譴責，步驟也一天天規範。
不同的小區儘管都在執行封閉措施，但“自上而下”管理的居委會往往表現得機械，而“自下而上”的業委會、志願組織就比較靈活一些。至於物業，不同小區的表現不一，有些在虛張聲勢，有些則真正為業主提供服務。這些平常不在意的細小差異，在危難之際就真成了影響人生死存亡的關鍵因素。
武漢市委書記在2月18日明確表態：物流配送要完善，如果不繫統不配套，不能滿足市民的需要，封閉執行起來也很難；要多渠道，有堵就要有疏。這意味著政府也意識到，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不能只靠單一渠道。居民自發的組織只要切實有效，“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何樂而不為？在這之後，近日物資供應已經逐漸好轉。但其中折射出來的問題則令人深思。
自疫情爆發以來，政府從封城到禁行，再到封閉小區的決策都非常緊急，且執行快速到位，但居民生活物資誰來保障、如何保障，則沒有清晰的說明，只是默認大家要克服困難，自己解決。當團菜這樣的形態出現時，初期確實難免零散、混亂，也不能確保覆蓋到所有弱勢群體。因此政府要求社區對接，組織協調，至少出發點可以理解，然而落實起來卻困難重重，社區幹部本身不願、不能或無法承擔起這樣的職責，最終還是回到市場化的機制上來。
從某種程度上說，社區工作人員現在和醫護人員一樣衝在一線，他們同樣承受著各種壓力，而且絕大部分還並非國家公職人員，合同工佔了大多數，沒有編制，收入也低。隨著住房商品化，一般只有在基礎條件較差的小區，居委會等組織還能刷點存在感。好一點的小區實際管理者都已經變成了物業公司，社區幹部大抵形同虛設。
受到疫情衝擊，治理方向的要求又是不斷“網格化”、往下壓行政任務，基層組織能夠發揮自己的特色和積極性的空間一直在被壓縮，這份工作能夠帶給人的“意義感”也是越來越低。結果，有些社區工作團隊頂不住壓力，已有一半人辭職不幹了。
所以也能理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臨陣脫逃”了：社區工作人員撐死算個“民兵”，事到臨頭卻拿人家當“特種兵”用；上峰又沒給到相應的支持，那人家為啥要拿自己的命去搏？社會學者周沐君認為，這些現象表露出一些問題：治理手段往往會產生非預期性後果，越是急不可耐把觸角伸向基層，把所有組織都納入自己的管理網絡，到最後越是會發現這些組織都變得派不上用場；但如果把所有“網格員”都轉成事業編制，又將大大增加財政負擔，可以說“網格化”管理是成本非常高的管理方式。
當然，必須要承認，完全自發、自願的市場化形態，在疫情面前也有其難以解決的問題。這不僅是由於很多人不會利用各種工具獲取信息，還因為完全市場化有一個現實困難：如果居民付配送費，那麼配送費將是天價。此外，社區還能靠組織分配，而居民志願者往往是沒有後援補給的。
正因此，我們應該清醒認識到：基於有效調配物資、保障居民生活的前提，也為了卸下過高的治理成本，讓市場化的社會自發機制充分發揮其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政府“有形之手”的角色應當是通過監管、確保公正，但越俎代庖或干預過多，則既無必要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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