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臺灣地名中的閩南方言文化要素看閩臺地緣關係

臺灣社會作為一個移民社會, 早期由於傳播手段和媒介相當有限, 大陸傳統文化的傳播始終離不開人口這一載體。大陸人口遷移臺灣, 實質上也是一種原鄉文化的遷移運動。而語言作為一種空間符號, 是這種文化的重要表達載體。在早期移民流動過程中, 那些原鄉文化要素又總要將其具體內容烙印在方言上, 其中很明顯的就表現在臺灣早期的地名上。

早在宋元之時, 福建漳泉沿海地區的人民就曾遷移過臺。如南宋周必大《文忠集》記載了當時晉江縣附近移民到澎湖島上耕種謀生一事: “海中大洲號平湖, 邦人就植粟、麥、 麻 ”; 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裡也提到了大陸人民在臺生活的情景: “島分三十有六, 鉅細相間, 坡壠相望, 仍有七澳居其間，......泉人結茅為屋居之 ”。到了明代, 漳泉之人遷往臺彭的人數更多, “屹然一大部落”。順治十八年 ( 1661年 )鄭成功收復臺灣, 隨帶水陸官兵及眷口達三萬多人; 其後鄭經入臺又帶去官兵及眷口約六七千人, 這些人大部分都是閩南人。迨至清代, 大陸人民渡臺仍源源不斷, 其中又以福建漳泉兩地為主。據1905年日本殖民當局所做的第一次臺灣戶口調查顯示, 臺灣人口已達 304 萬人, 其中漳泉兩語系共有 230萬人, 約佔 80% 。可以說, 這一大移民群體的存在, 對閩南方言文化要素在臺灣地名中保持穩固性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基於此, 本文擬將臺灣地名研究置於移民背景下, 探討清代臺灣地名中閩南方言文化要素的形成和積澱過程, 並對日據時期臺灣地名中這一文化要素的變化作一分析, 以此來探討閩臺間的地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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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臺灣地名中閩南方言

文化要素的形成與積澱

臺灣早期地名, 絕大部分是以原住民語為語源的, 這些地名沒有文字可記錄, 多以口承的方式流傳。大陸移民在臺開墾中遇到此類地名, 多以方言譯音。由於渡臺的人口中閩籍移民佔絕大多數, 其中尤以閩南人為主, 因而移民在音譯或命名時主要以閩南語為基礎。

如臺北市北投區舊名為“北投社 ”, 原為凱達格蘭族內北投 K ipatauw 社址, 清代屬淡水海防廳, “北投”系用閩南語音 Bak-tau音譯 (該詞的凱達蘭語讀音為 Patauw)；桃園縣大溪鎮, 位於大漢溪東岸, 平埔族霄里社稱大漢溪為 Takoham, 清代大陸移民音譯成“大姑陷”, 後改名“大嵙崁”，系用閩南語 To -khe-kham 音譯而成; 臺中縣大甲鎮, 清初“大甲社”為蓬山八社之一, 屬淡水海防廳。“大甲 ( To -kah)”乃得名於平埔族道卡斯族名 Taokas之音譯; 臺中縣豐原市舊稱葫蘆墩, 閩南語音讀 H-tun, 系音譯巴宰海族 Huluton社; 彰化縣北斗鎮舊稱“寶鬥”, 康熙年間開拓, 舊名為東螺堡, 又名寶鬥。移民以“寶鬥”閩南語 Bao-tu音譯巴布薩族東螺社Baoata , 後改為“北斗”；二林堡清代分為二林上堡、二林下堡, ”二林是以閩南語 Nng-lin音譯巴布薩族G ielim 社而得名, 現為彰化縣二林鎮; 臺中縣大肚社, 雍正年間以福建漳州府趙、王、 陳三姓移民為開拓主力, “大肚”一名乃以閩南語 To-to音譯平埔族拍瀑拉族大肚社Tatuturo。1897年日本人類學家伊能嘉矩在臺灣埔里六社原住民住地作調查時就曾指出該地“古來至今, 語言已完全中國化......他們連小孩、婦女都已能用流利的臺灣中國話”, 可以肯定的是, 這裡的“中國話”即指閩南方言。埔里一地尚且如此, 其它地方用閩南語音譯臺灣早期地名的情況猶可信也。

在開墾過程中, 移民常常用原鄉的方言文化要素來命名新墾地。在這些民間地名中,“閩南語語源的地名佔絕大多數, 這類地名是隨著閩粵墾民赴臺開拓的進展而增加起來的”, 它凝聚著移民從原鄉帶來的多種文化要素, 如地名命名習慣、地方性的地名慣用語、 生產和生活習俗等, 其中閩南方言文化要素對臺灣早期地形地物、 經濟活動的地方性習慣用語表現尤為突出。下面以清代閩南方言常用地名“厝、 寮、 埔、 坑、陂、 崎、 墘、 尾”等為例, 從清代府志、縣誌等史料中對比分析此類地名命名在大陸閩南、 臺灣兩地的具體用名情況，如表 1所示：

表 1 清代閩臺地名命名慣用語對照表

以“厝”為例，閩南方言稱房屋為“厝”, 如南安縣的內厝、後厝等; 廈門的吳厝、張厝、黃 厝、呂厝等。大陸閩南這一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地名命名, 在臺灣也具有同樣的方言和命名習慣, 而且帶“厝”的地名多與房屋數目、位置、構造及祖籍地、姓氏等相結合, 如清代苗栗縣的六塊厝、頭厝、頭前厝、泉州厝、同安厝、劉厝、張厝等, 尤其是冠籍、冠姓地名的存在, 更是體現了大陸移民對祖籍地深厚的情感。這種相同的方言地名命名習慣, 在其他慣用語 (如寮、埔、坑等 )裡也隨處可見。

此外, 清代臺灣地名中還留存著許多富有閩南方言特色或專用意義的地名, 如恆春縣的沙尾堀、涼傘兜；淡水廳的桶盤嶼、茇林、烏樹林、烏眉崎、 松仔腳、樟樹窟、查某旦、大水堀；苗栗縣的風空吼、泉水空、牛相觸，還有 萊宅、豬厝、檨仔腳、苦苓腳、烏山頭、 大滾水等地名。其中“茇、 萊檨仔

臺灣文化屬於移植型文化。移民在命名新墾地時, 也會將原鄉地名文化直接移植至臺灣, 以此來表露對原鄉的懷念情感。如晉江縣羅山鄉林口村, 據《林口柯氏族譜》記載，康熙年間三房柯生英、 柯惟英兄弟入臺開墾繁衍, 在今臺北縣林口鄉留下了與祖籍地同名的林口一村；另據《楓樹林氏族譜》載，雍正元年泉州南安縣楓樹村三房第六世孫林景迪, 前往臺灣花蓮一帶拓墾，為懷念故土在新墾地沿用祖籍地“ 楓樹 ”一名。

以上閩南方言地名的分析主要藉助於清代閩臺兩地府志、縣誌等史料的記載，這也表明了政府對大陸人民在臺灣所創造和傳播的移民方言文化的一種肯定態度, 但政府有時也對某些地名進行易名。以“噶瑪蘭”為例, 蔣毓英 《臺灣府志》最早載其舊稱“蛤仔灘”是“三十六社土番之地”，蛤仔灘 (Ha -thoan)乃音譯平埔族人 Kavalan。劉良璧《重修臺灣府志》裡易為“蛤仔難 ( Ha-á-lan)”, 嘉慶十五年四月改譯為“噶瑪蘭 ( Ga-m-lan)”。“蛤仔難”與“噶瑪蘭”寫法雖不同，但用閩南語讀起來卻非常相近。另據《淡水廳志》載: “靈潭陂, 在桃澗堡, 距廳北五十里”。官府取“靈”的閩南語同音字“龍 ( Li ng)”代替, 改稱“龍潭陂”, 成為今日桃園縣龍潭鄉之地名。同樣的, 臺灣“濁水溪 ( L -chi-khe)”在民間稱為“勞水溪”、“撈水溪”, 《臺灣府志》載有濁水溪“所出之水不清，流至溪亦濁”, 在閩南語發音中, “勞”、“撈”的讀音 L與“濁 ( L) ”一樣, 表達的意義也相同。又如，《臺灣府志》記急水溪；“從大武籠山北，西過大排竹之南，又過下茄冬，經倒咯嘓之北，西迤而與嘓溪會, 同入於海”, 而道光元年姚瑩在《東槎紀略》卷三“臺北道里記”裡提到的“汲水溪”, 就是“急水溪 ( Kip-chi-khe)”的同義詞, 且“汲 ( Khip)”與“急 ( Kip)”在閩南方言裡是同音字。

可見，清代臺灣地名中閩南方言文化要素的形成和積澱, 雖有政府因素的影響, 但地名中的文化要素內涵基本上得到了保留。至清末, 那些入臺經營貿易的洋商在記錄臺灣地名時更是吸收利用了大陸移民所創造出來的閩南方言文化要素。關於這一點，筆者特別查閱了1867- 1895年的清末臺灣海關貿易報告一書, 從地名索引裡出現的 160多個臺灣地名 (非重複)中整理出 69個具有代表性的地名。如海關稅務司H. O. BROWN(博朗)在1875年提到的 “番薯寮”、“火燒嶼”兩地名，閩南語發音分別為 Hoan-chi-liu、He-sio-s，與其英文名讀音非常相似。另外, 1892年署理海關稅務司 F . H IRTH 在報告中指出了兩個主要出口樟腦的地區: “大嵙崁( Takoham ) ”和“三角湧 ( Sankoyung)” ，通過與這兩個地名的閩南語發音 ( To-khe-kham 和 San-kak-ying)相比較, 可以發現其中緊密的方言文化聯繫, 這也是閩南方言文化要素在臺灣地名中得到很好保存和積澱的一個有力證據。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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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期臺灣地名的變更

1895年, 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戰敗, 被迫簽訂《馬關條約》 , 臺灣也被割讓給日本。日本統治臺灣後, 行政區劃變動頻繁, 不僅將州轄市的城市街道名改成町名, 更是對臺灣早期地名進行變更, 特別是 1920年 9月 1日至 10月 1日, 日本在臺灣實施了大規模的地方行政區域改革, 對臺灣早期 100多個民間地名或簡化, 或蛻變為日式地名。

應該說，日本統治臺灣前期, 殖民者在記錄臺灣地名時有不少地名仍需要藉助於當地住民的日常發音, 如 1896年伊能嘉矩在臺灣淡北原住民北投社做調查時, 對該詞的記錄為 Patao , 與其閩南語 Bak-tau讀音非常接近；此外還有蜂仔峙 (Pangsie)社、 八里坌 (Palihun)社、搭搭攸 ( Tatayu)社等 地名也是如此。尤其是 1920年殖民者蛻變臺灣地名，許多地名也只能在承認閩南方言讀音的基礎上進行的。其蛻變原則乃根據地名的閩南語讀音，再以日語近音漢字 (以日語“音讀”為主 )來代替。

例如彰化縣花壇鄉, 清代舊稱“茄苳腳”，1920年蛻變為“花壇”。“花壇”日語“音讀”Kadan即模仿“茄苳”的閩南語發音 Ka-tang；新竹縣竹東，清代稱為“樹杞林”, 1920年日本人在承認“樹杞林 ( Chhi -ki-nà)”閩南語讀音的基礎上, 以“竹東 (日語發音 Chikutou)”代替之；臺北縣三峽鎮在嘉慶初年形成市街, 名 “三角湧”, 1920年改成“三峽”, 蓋因“三峽”的日語“音讀”Sankiyou近似於“三角湧”的福佬話 San-kak-yiong ;

花蓮縣瑞穗鄉, 原為高山族阿美人聚居地, 清代稱為“水尾”，1920年利用“水尾”的閩南語讀音 Chi-be , 改為“瑞穂 (日語“音讀”為 Zuiho)”；屏東縣滿州鄉舊稱蚊蟀, 是漢人墾民對排灣族原住民住地的稱呼, 1920年改成“滿洲”, 其日語讀音Mansyuu仍利用舊地名“蚊蟀”的福佬話 Bng-su; 南投縣草屯舊稱“草鞋墩”, 1920年取“草鞋墩”的部分閩南語讀音 Chháu-tun, 改為日語“草屯 ( Souton)”。具體變更如表 3所示。

此外, 臺灣地名中蛻變為日式地名的，也有根據閩南語讀音, 以日語“訓讀 ”發音來變更的, 如高雄, 日語訓讀(Takao), 與閩南語“打狗 (Tan-kau)”讀音相似；民雄，日語訓讀(Tamio), 乃利用“打貓 (Tan-niau)”的閩南語讀音變更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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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從橫向時間段來看, 閩南方言文化要素隨著早期大陸移民在臺開墾活動牢牢紮根於臺灣土壤中, 並通過地名的方式成為了歷史的文化沉澱。雖然這一文化要素有時會受到政府因素的影響, 但地名中的文化要素基本上還是保留了下來。至清末, 那些入臺貿易的洋商在記錄臺灣地名時, 往往也要攝取蘊含其中的早期閩南方言文化要素, 由此體現了該文化要素在臺灣地名中的穩固性與延續性。

日據時期, 特別是 1920年的臺灣地方行政區域改革, 殖民者強制性地將日本文化要素滲入到臺灣地名中, 並對臺灣早期民間地名進行變更 (包括簡化、 蛻變等 ), 企圖抹煞原有地名中的歷史文化價值, 以此淡化臺灣與祖國大陸的歷史聯繫。但由於早期臺灣地名中的閩南方言文化要素經過長期的使用、 積澱, 已為人們所普遍接受, 日本人將臺灣地名蛻變為日式地名, 許多地名也只能承認和利用該地名的閩南語讀音, 並以日語的近音漢字 (以“音讀”為主 )來代替, 這也從一側面反映了 閩臺間緊密的地緣關係。

來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0年第 1 期

選稿：常宏宇

校對：陳汶靈

審訂：楊肖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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