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
我在南京第一次採訪蘇童。當時採訪的地點，大約在鼓樓和新街口之間的一個茶館還是咖啡館，我記不清地點了。時間是下午兩三點的樣子，蘇童穿著Ｔ桖衫，短髮，濃眉大眼，身材魁梧。我採訪了一個半小時，把他的中短篇小說代表作，還有他當時的長篇小說，都問了個遍。
那時，我正在復旦大學讀書，一邊讀書寫作，也給《新民晚報》、《羊城晚報》和《作家》、《山花》雜誌撰稿，謀生養活自己。那一次的採訪，是應《作家》雜誌編輯李健君的約稿。那次的蘇童採訪，完全根據錄音整理出來，一字一字寫成稿件，寄給了《作家》。
再後來，圖書策劃人石濤出版了《重述神話》中國項目，在引入版權翻譯出版了幾本外國小說後，他請請蘇童、葉兆言、阿來、李銳等作家，分別創作了幾部長篇小說，加入這個國際寫作項目。蘇童選擇的是《碧奴》，寫了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
那一次，我已經到《南方週末》工作。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１日，在上海的一家酒店裡，我先後採訪了蘇童和石濤，主要話題圍繞《碧奴》展開。此後，應美國《滾石》雜誌中文版創刊，應主編郝舫邀請，我電話採訪蘇童，文章《我是一塊不滾動的石頭》發在了創刊號上。可惜這本雜誌出了一期就停刊了。
此後是２００９年，蘇童的長篇小說《河岸》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在潘凱雄的陪伴下，我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家老公館裡，一邊看足球，一邊圍繞《河岸》和寫作轉型，做了一個採訪。
最後一次採訪，是２０１３年８月的上海書展，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黃雀記》。那天，本來主辦方安排在籤售前有個座談會，可惜排隊的讀者太多，從一樓排隊到二樓，座談會取消，最後只能電話採訪進行。
以下內容，根據前幾次的訪談內容，系首次發表。
張英：我看你近些年的精力，都放在了長篇小說創作上。
蘇童：是的。我現在大部分人的精力，都花在寫長篇小說上。我的寫作速度很慢，醞釀的時間很長，寫作中反覆，推翻的頻率很高，有時候會倒過來倒過去，寫不順感覺不對的時候，苦不堪言；寫順了感覺對了，又樂在其中。
但是我出門，人家老問我為什麼不寫作，好象你不出版長篇小說，沒有小說改編成電影，就沒有寫東西，是不顧正業。其實，寫到現在，我已經出版了九部長篇小說了。但是我出門，人家老問我為什麼不寫作，好象你不出版長篇小說，沒有小說改編成電影，就沒有寫東西，是不顧正業。
但我其實也在堅持寫短篇小說，每年我都會寫幾個，大部分發表在文學雜誌上，也會出版短篇小說集。我聽到的對是一幫子作家對我的誇獎，非常滿足。我這麼熱愛短篇小說創作，雖然不是自娛自樂，想讓這些作品產生一個反映。我要的是什麼反映呢？就是這麼幾個作家的這麼幾聲誇讚麼？當然不是，我希望聽到讀者的反饋。
張英：和餘華一樣，蘇童也開始回憶了，題材也與文革有關。他的《兄弟》是“正面強攻”，你呢？
蘇童：我覺得，七十年代是我跟餘華的一個共同的天堂，也是共同的一個夢魘。我跟他年齡相仿，也跟他生長環境也差不多。我在蘇州，他在海鹽，蘇州大概比海鹽要大一點。但是基本上，我覺得我跟他有一個共同的生長背景，我們都是七十年代的街頭少年，我們成長經歷大體相似。
我第一次跟餘華見面，是在北京朱偉家裡，那時朱偉在《人民文學》當編輯，跟我們幾個青年作家關係比較密切。所以我到他家去的時候，我說，哎，把餘華找來玩玩兒。餘華就來了。他一來，我當時就有種非常親近的感覺，什麼呢？我們街頭的一個少年來了，說我們街上的一個人來了。所以從某種的意義上來說，我們有共同的記憶，甚至關於那個時代和人物的這種情感寄予相通。在寫作上，我們有很大不同，他寫《兄弟》，我寫《河岸》。因為創作手法、目的大相徑庭，小說呈現的內容和風格也不大一樣。
張英：你們小說主題還是一樣，南方小鎮，少年視角，成長主題，殘酷青春，政治和人性、人的浮沉，這是那個時代的顏色嗎？
蘇童：說到七十年代，其實是個非常值得探討的東西。因為我記得餘華在回答一個外國記者提問時說，“你為什麼要寫暴力啊，你這個暴力是為了吸引讀者眼球，還是你自己本身是這樣呢？”餘華的回答就非常好：“我問你一個問題，什麼叫暴力？這在我們七十年代，當我們是孩子的時候，這是家常便飯。就是日常生活當中非常普通的一個內容。”
如果換作我回答這個問題，恐怕我也會是這樣回答。在那個年代，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我從來沒有認為它是一個暴力，我只是忠實於小說想表達的這個東西而已。
所以，七十年代也有它的特殊性，那麼一個非常瘋狂、極端的一面比對，七十年代也有它非常正常的一個社會外衣。他也有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里都有的，青春、愛情、暴力、性 這些東西不管在什麼民族什麼國傢什麼年代，都有。
非要說我跟餘華有什麼共同之處，我覺得我自己總結不出來。我不好替他說他的努力，我只好說自己的努力。不管上世紀六十年代也好，七十年代，我一直覺得一個荒誕的年代之荒誕，不用你去揭露，歷史書、政治書都有它的存在，你自己所擁有的認識和理論，都能夠幫你做出這個區別，但作為一個作家，一個小說作品，我必須要寫清楚荒誕年代當中，人的貌似不荒誕的處境。
這才是我所關注的。一個荒誕的年代，我用一個比較輕的筆法去表述，但是所有重的筆法，我都在寫人的故事，人的命運，人的命運是不同的。
張英：中國當代文學正再進入一個經典化的歷程，怎麼看這個過程？
蘇童：文學經典化需要時間驗證，當下是浮躁的，不光是指現實，當下的藝術審美，沒有經過時間沉澱，沒法解釋什麼是經典。
經典對於作家的創作來說，永遠是一個嚮往一個口號，但是他沒法評價當下的作品。
張英：寫了這麼多年，你在寫作上有焦慮麼？很多作家的焦慮來，自對社會現實的無從把握。
蘇童：作家這種焦慮是真實的。每個作家心裡都認為自己有一個版圖，這個版圖來自於哪裡？這個版圖跟文學有關，跟其它什麼有關，是關乎記憶。
我是有鄉土的，因為有了這個版圖，我覺得我是有依靠的。但一旦這個版圖，被各種各樣的原因改變了，每個人都會有焦慮。因為這個世界變化很快，速度越來越快，一切固有的都在消失，社會現實越來越複雜。
至於為什麼變化很快，沒有詩意，沒有理由，而且誰也不知道這個世界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對於一個作家最神秘的傷害，是對於作家內心這張版圖的傷害，它是讓你感覺到某種東西在消失，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我其實不太主張一個作家，用非常文學化的態度去看待這個世界，甚至包括全球化。我並不主張用一種非常知識分子的態度去看待這種事物。但另外一方面，它對於你自己的內心確實是有逼迫的，這種逼迫可能加快讓你提前去看待這個社會，提前去挽留記憶。
也許以前的情況下，我到七十歲，我才開始回憶，我再修復這個版圖。但現在這個情況下，我覺得時間是到了，我寫作就該啟動修復過程，這個動作提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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