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領市民宣傳保護共享傳統建築。
他左手握著話筒，右手指著一座清代的老房子，給圍攏在身邊的百餘人講解著房樑上雕刻的故事，聲音從話筒傳出很遠。這群寧波的文物愛好者，是專程到楠溪江流域考察古建築的，其中近半是文保員。
講解人叫楊古城，今年81歲，聲音洪亮，體格硬朗，講到興起，配以手勢語言，起伏的聲調和高漲的情緒，彰顯了他外露強勢的個性。
深秋時節，由楊古城和文保愛好者組織的兩天考察，內容安排得豐富多彩，專業的分析和指導，讓觀賞者領略到古建築的精髓。大家知道，能聆聽這位浙江省優秀業餘文保員、“2008年度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年度傑出人物”的講解，是件幸事。
“拆”字下拯救的古鎮
楊古城的經歷始終沒有離開過“藝術”。早年做過寧波日報社美術編輯、寧波市十七中（甬江女中）美術老師，後到寧波市工藝美術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他大部分人生時光在工藝美術研究中度過，得天時地利之便，對本土文化中的木雕、石刻、竹雕、泥金漆、刺繡、傢俱、建築等均有研究。
他在文保方面所做的事，業內無人不曉。他有紮實的美術功底，所創作的竹根雕作品《釣翁》於1982年獲得中國工藝美術百花獎新產品一等獎，這在寧波算是早的。今日的象山被譽為“竹根雕之鄉”，而他早在1985年便到象山給竹根雕愛好者授課、點評作品，指導創作。他還帶去供仿製的樣品，後來象山的竹根雕受到上海外貿公司的青睞，打開了外銷渠道。
做文保，碩果累累。
對浙東地域的風土人情、民間文化，他關注有加，尤其在文物保護方面，不遺餘力，在國內有很高的知名度。一次，寧波的幾位文保愛好者到金華地區考察，老建築的關鍵部位受到嚴格保護，不對外開放。當地文保員聽說他們是從寧波來的，二話沒說，大開方便之門，理由是：“有寧波楊古城老師的呼籲，我們文保員才每人每年領到200元的補貼。”
文保員是個特殊職業，一般是業餘的、義務的，保護身邊的文物古蹟是職責所在，不分晝夜，沒有工資，沒有執法權，發現情況，及時報告。寧波最早的文保員是當時鄞縣的幾位同志，楊古城身在其中，既做文保員，又是他們的老師，經常給大家輔導文保知識。
20世紀90年代，他與曹厚德先生一道，對東錢湖周邊的古墓、石刻、石碑進行考察，研究其歷史價值，前後達七年之久，參與保護了四明史氏墓群及南宋石刻等一大批古蹟。從此名聲大噪，一提起楊古城，人們自然和文保聯繫起來。
現今旅遊業開展得如火如荼的前童古鎮和黃壇古村，曾經歷過一場生命攸關的“大考”。1996年9月，楊古城和曹厚德、張德和、陳蓋洪等人到寧海考察雕刻，想從民間工藝中尋求養分。可萬萬沒想到，這一行，有了意外的收穫。
在黃壇古村，雕樑畫棟的老房子比比皆是，尚屬於原始狀態，但也面臨著拆遷的危險。而此時浙江的諸葛村和西塘、江蘇的周莊等均已被列入保護範圍，旅遊業開展得熱火朝天。幾個人既興奮又擔憂，放下專業的考察，共同研究起該如何保護開發古村的問題。
到了前童古鎮，老房子的磚牆上一個個大紅的“拆”字，讓他們觸目驚心。一打聽，鎮裡已做出規劃，拆舊建新，讓老百姓住新樓房。由於資金暫時沒到位，尚未動工。幾個人懷著複雜的心情，走街串巷，拍照記錄，詢問房子背後的歷史。越看越急，一商量，決定住下來不走了。他們來到鎮政府。接待的人態度非常堅定：“拆！”幾人苦口婆心地講拆不得的理由，對方聽了，沉下臉來說：“拆老街是經過縣政府批准的，規劃圖紙都貼上了牆。你們是寧波人，關你們啥事？”
聽到這話，楊古城頓時火冒三丈：“前童不僅是寧海的，也是寧波人的，一切文化遺產都是全民的！你們要拆，我會帶很多人來阻止的。”
回到寧波，他們馬不停蹄地起草了《關於搶救和保護寧海黃壇、前童的建議報告》，分送給市文化局、寧海縣政府。在寧波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會議上，他向前來參加會議的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文保專家毛昭晰先生展示所拍的照片。毛先生很震驚，立即提出前去考察，並要求楊古城陪同前往。市裡及文化局領導也到實地考察。那次以後，楊古城又帶文保愛好者一次次地去前童古鎮考察呼籲，前後有上百次。經多方努力，以小橋流水、陋巷深庭面貌為特色的前童古鎮終得以完整地保留下來，成為後來的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
楊古城（左）與曹厚德先生在考察現場。
城改中的“危難搶救”
20世紀90年代，寧波迎來大規模的城市改造，人們對老房子、老街區存在著不同認識，導致拆舊建新一時成為趨勢。其中尤以月湖改造和中山廣場、天一廣場建設為重點，僅月湖一處就拆掉老房子近3000座，至今仍是市民議論的話題。
月湖庵，又名湖心寺，典型的江南古建風格，居月湖核心位置，規劃中也屬被拆範疇。得到消息，楊古城等人趕到現場，只見施工單位已搭好腳手架，開始揭屋頂的瓦片，情況十分危急。楊古城大聲呵斥工人停下來，可對方說：“我們聽上面的，你管不著。”同去的文保愛好者王介堂現場給毛昭晰先生打電話，要他出面干涉。毛先生馬上給市領導打電話，要求把古建築保留下來。
這期間，一幅出自“日本畫聖”雪舟等楊之手的《寧波府圖》起了關鍵作用，畫裡就有月湖庵。原作藏於美國，畫作的複製品現掛在楊古城家客廳的牆壁上，是日本雪舟畫研究會會長西尾真裡女士送給他的。西尾真裡聽說要拆除月湖庵，特地寫信給市領導說，在500多年前的古畫裡，有月湖庵的身影，希望能保留下來。楊古城說，這幅畫太珍貴了，是保護月湖庵的重要依據。在各方的努力下，月湖庵終於得以留存。
位於中山廣場的張蒼水故居，寄託著無數寧波人的思古之幽情。這座明代建築，按規劃要拆移他處，方案一經出臺，立即遭到部分市民的反對。是原地保留還是拆移他處？兩種意見針鋒相對，相持不下。一日，楊古城在餘姚考察古建築，市文化局的一位負責同志打去電話：“我已經沒辦法了，看看你們‘四老’（曹厚德、楊古城、王重光、王介堂被稱為寧波文保界‘四老’）能否出面爭取一下。”
聞聽此言，幾位老人焦急萬分，連夜聚集到王重光家商議。他們心裡都清楚，這座明代的木結構建築，一旦動遷，建築本身的原生態意義便蕩然無存，即使復建得再好，也無法保持原有的韻味和內涵。呼籲書由楊古城起草，既態度堅定，又能讓人接受，遣詞造句，有理有據，幾位老人一直討論到深夜。次日，呼籲書飛向國家文物局、寧波市人大、市政府。同時他們又發動文化界人士，通過媒體呼籲，錢江晚報以《休閒廣場容不得張蒼水故居？》為題刊發來信。國家文物局很快批覆到省裡，省文物局也過問此事。最終，張蒼水故居得以保存，現已成為省級文保單位。
楊古城說：“是文化部門的功勞，才保住了眾多的古代建築，我們只是其中的參與者。”從1995年到2015年，他和文保工作者參與保護了伏跗室、大方岳第、徐時棟故居、永豐庫遺址、藥皇殿等古建築遺蹟。這期間，他們配合文物部門，多次考察，蒐集資料。有時到點位反覆調查，呼籲保護的重要性；有時直面問題，和施工單位交涉，阻止拆除。有人說，楊古城是一位文保“狂人”，哪裡危急，身影便會出現在哪裡。
拿什麼拯救你——“非遺”
2006年，國家公佈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寧波有梁祝傳說、奉化布龍、寧海平調、朱金漆木雕等上榜。在此之前，省市縣各級相應地進行了篩選和挖掘，對保護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楊古城是研究工藝美術出身，所從事的領域多與非遺相關，2005年他被聘為江東區非遺保護專家，在三年時間裡，對手工藝、民俗、說唱、表演、音樂、口技等民間藝術，挖掘整理，彙編成冊。
工藝美術是老百姓身邊的藝術，隨著時代的發展，一些傳統工藝幾近失傳。最讓寧波人自豪的“三金一嵌”（朱金漆木雕、金銀彩繡、泥金彩漆和骨木鑲嵌），曾淪落到找不到製作廠家的地步。
朱金漆木雕是寧波的傳統工藝，是在木雕的基礎上與漆藝結合，形成新的藝術形態。國內其他地方如東陽、樂清的木雕也很有名，但它們屬清水木雕，雕板上並不塗漆。在寧波，有“三分雕，七分漆”的說法，意思是前期雕刻可以弱些，後續的油漆過程特別講究，不能馬虎。木板雕好後再貼金飾彩，結合沙金、碾金、碾銀、瀝粉、描金、開金、大漆，最後形成金碧輝煌的千工床、萬工轎等作品。這一過程技術要求非常高，生漆的溼度達到80％，溫度在28℃至32℃之間，非一般工匠所能掌握。
經過“文革”浩劫，當時寧波的朱金漆技藝幾乎處於絕跡狀態，真正懂得全部技藝的只有曹厚德等少數人。曹先生的徒弟陳蓋洪，跟他學塑佛像多年，基本掌握了這項工藝，但要從理論上歸納、總結、提升，申報國家級非遺，還有很多路要走。陳蓋洪在工藝美術學校學習時，就聽過楊古城的課。這次重新整理挖掘朱金漆技藝，楊古城把自己40多年的研究成果，從理論到技藝傾囊相授。他兩次帶陳蓋洪到浙江省博物館，觀看鎮館之寶——寧波萬工轎的細部特徵。兩人從朱、金、漆的每一個環節入手，一步一步地挖掘、探索、拍照，再結合實踐和研究成果，形成文字資料，編輯出版了《寧波朱金漆木雕》一書。陳蓋洪仿製的萬工轎，最終獲得國家級民間文藝大獎“山花獎”。朱金漆木雕被列入國家級非遺首批名錄。如今，陳蓋洪的國家級傳承基地已在鄞州區掛牌，中國朱金漆木雕博物館也已建成並對外開放。
泥金彩漆的製作要求很高，漆分立體和平面兩種，漆雕不能像在木板上那樣一氣呵成，要充分考慮氣候環境，氣溫高和低要區別對待。
泥金彩漆申遺時，有關部門尋遍海曙區、江東區，沒有找到從業者，楊古城又跑到寧海去找。民間藝人倒是有，也符合傳統制作的規程，但工藝水準達不到要求。即便這樣，他也感到慶幸，泥金彩漆總算沒有絕跡。他請原工藝美術廠的老師傅李光昭、陳華民分頭去寧海和鄞州做輔導，最後寧海和鄞州兩地保留下這一絕技。如今，“三金一嵌”這些最富寧波特色的工藝，均已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海絲”的寧波元素
出於對家鄉文化的熱愛，楊古城對傳統技藝的研究超出了一般人的淺嘗輒止。他像一部活字典，腦海中裝滿了寧波的“鄉土”。問他為何這般喜愛，他的回答出乎預料：
“是刺激！”
“是什麼刺激呢？”
1979年，日本佛教曹洞宗代表團訪問天童寺，領隊是年近八旬的村上博優先生，楊古城為本地陪同者之一。來訪者對寧波的古寺、遺址、書法、石刻均有研究，細緻到古代明州城有多少城門，分別叫什麼名字，老街、寺廟、海關、水碼頭，位置在哪兒，瞭如指掌。而陪同的楊古城當時還一知半解，無法跟他們進行學術上的探討。
日本的研究者並未就此止步，村上博優又先後帶人考察鄞州、餘姚、慈溪、寧海等地120餘次。
“我真的受了刺激，人家外國人對我們的歷史瞭解得那麼清楚，而作為寧波人，還是研究文化藝術的我，卻什麼都不知道。”楊古城暗自發誓，要儘快補上這一課，不能給寧波人丟臉。
這一學，就是十年。楊古城稱村上博優為自己的“第一個老師”。從此，他的研究也從工藝美術延伸到了“海絲”領域。
海曙區縣學街東口，宋代曾有座景福律寺，元代毀於大火，後人在此基礎上建起了郡廟。景福律寺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許多日本高僧入宋學律，便在此居住，確定其準確位置對學術研究意義重大。經楊古城和村上博優共同考證，景福律寺的位置原來是在現今的城隍廟，此成果也得到文物部門的認可。村上博優先生題寫的“宋景福律寺”碑名，現嵌於城隍廟大門右側的牆上。
1998年，日本勝山市有關人士看到楊古城與曹厚德所著的《中國佛像藝術》一書，認為他們的著述貼近民間、實用性強，具有指導意義，邀請他們前去鑑定佛像。曹先生因為年事已高，未能成行。
那是楊古城第一次出國，他在勝山實地考察了唐宋元明清各個朝代的佛像2000多尊。更意外的是，在奈良東大寺南門，還看到了一對宋代寧波石匠刻的石獅子。在異國的土地上，看到寧波獅子，怎不讓他激動和自豪呢？
那一次，楊古城還見到許多寧波產的瓷器、繪畫、古籍、刺繡、佛畫等。2009年8月，他帶領10餘名寧波的民間人士，自費到日本參觀“聖地寧波”展，觀賞到早年寧波產的泥金漆、骨木嵌、刺繡、文獻、地圖、美術品等難得一見的文物。
浩瀚的大海，沒能阻隔文化的交流與相融，寧波與日本交往的歷史有了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物詮釋。楊古城在對“海絲”的研究過程中，已先後10次到日本考察，其中8次是組織文保愛好者自費前往的。
如今的寧波，理所當然地被確定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活化石”，天童寺、保國寺、上林湖遺址、永豐庫遺址被確立為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遺產點。
傳承的路有多遠？
奈良東大寺的石獅子，讓楊古城看到了具象的宋代實物，可當時寧波本土卻沒有發現宋代遺存。直到在寧海縣西岙村考察古橋時，楊古城發現已被廢棄的惠德橋、寺前橋、村中橋，與平日裡見到的明清古橋從構造、風格、手法上有所不同。經過對橋柱、橋牆、橋床、橋拱的細部觀察，發現石橋完全符合宋代特徵。再到村子裡一瞭解，這兒原是南宋最後一個丞相葉夢鼎的故里，橋是他做丞相時造的，這符合古人在外發達後回鄉造橋修路的傳統。從歷史依據、建造特點和風化程度，楊古城斷定這三座橋為宋代古橋。這一論斷也改寫了寧波沒有現存宋橋的歷史。
更為可喜的是，在惠德橋的東西南北橋牆上，各雕有一隻石獅子，與宋代皇帝陵墓上的獅頭非常接近，這也足以認定橋上的石獅子是宋代的。這一發現填補了寧波無宋獅子的空白。如今，三座橋均已被列入省級文保單位。
從南宋石刻，到古村落、古橋、古戲臺，再到以“三金一嵌”為主的非遺保護，圍繞寧波的歷史，楊古城在保護傳承的路上一步步地摸索前行，先後與人合作出版了《中國佛像藝術》《南宋石刻》《寧波古橋》《四明尋蹤》《中國石獅子藝術》等著作，許多是具有開創性的。
帶領文保愛好者到野外考察。
“鄉土”是什麼模樣？他苦苦尋覓了半個多世紀。從工藝美術到文物保護，20多年來，他帶領一批批文物愛好者，堅持不懈地考察研究，因為他們清楚，保護文物就是保護家園，保護自己的“根”。“鄉土”什麼樣，“根”就什麼樣。
楊古城負責的文保點有兩處：一處是海曙區的林宅，另一處是翁文灝故居。在楊古城等人的帶動和影響下，如今寧波市有文保員1200名。寧波已形成了政府主導、多部門協作、全社會共同參與、文保愛好者積極投入其中的文保格局，文保事業走在全國前列，“寧波經驗”在全國得到推廣。
如何讓文保事業更有力量？就是要讓更多的人參與進來，瞭解文物，熱愛文物。每年，楊古城等人自發組織文保愛好者及市民，到各地參觀考察古鎮、古村、老房子、老宅第、古橋、古戲臺等，考察堅持自發、自願、自費、自助的原則。除了寧波，他們還組織到紹興、金華、溫州乃至更遠的江西、湖南、福建等地，至今已組織考察220次，有1.3萬人次參加。
耄耋之年的楊古城，身體還算硬朗，每次外出考察，從線路到點位，都親力親為。他清楚：“光靠我一人的力量太單薄，我們已形成一個十人左右的核心小組，大家共同參與。我已經上年歲了，文保事業也需要一代代傳承下去。”
本版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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