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敦煌的洞窟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來自絲綢之路沿線的蘇特、鮮卑、蒙古、党項、吐蕃。還有西域各國的一些人民的形象都在這個莫高窟出現了。
所有的洞窟都是由來自於絲綢之路沿線的信徒、當地的居民、當地的達官、當地的家族因為信仰開鑿，整整持續了1000年。
但是我們也有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在早期的洞窟裡面，供養人的形象是非常小的，有些不到20釐米，但是到了晚唐五代以後，供養人的形象非常高大，甚至跟真人的像一樣大，而且處於非常重要的位置。這是什麼原因？我個人的理解，是人性已經遠遠超過了佛性。
敦煌莫高窟就是在這樣一個善巧的心靈和廣闊的空間中間，用多元的文化融合造就的藝術寶庫。
在這樣一個藝術寶庫的開鑿過程中，我們要感謝兩條河流。
一條河流是莫高窟前的宕泉河，它為我們準備了可以開鑿洞窟的崖體，也為我們準備了佛教僧侶、工匠可以生存的物質條件。
另一條河流是由佛教滋養的人的心靈之河。沒有這樣一條心靈之河，我們不可能在同一個地方持續1000年不斷地創造奇蹟，這是信仰的力量。
公元1900年，道士王圓籙無意中發現了藏經洞。在這樣一個非常小的洞窟中間，我們發現了5萬多件以佛教經典為主的場景。我們可以看到佛教的典籍，可以看到景教的典籍，可以看到摩尼教的典籍，還可以看到來自其它民族的一些文字，有藏文，有粟特文，有回鶻文等等。
為什麼這樣一個如此偉大的藝術、如此偉大的寶藏，會誕生在這樣一個荒涼而寂寞的戈壁深處？
我們必須回到絲綢之路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敦煌是古代絲綢之路非常重要的一個咽喉地帶。從長安沿著河西走廊，向西域走向中亞，再走向歐洲、走向印度的這個過程中，敦煌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地理要塞。
當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之後，他向漢武帝報告，要在敦煌設立關口。
所以漢武大帝在公元前111年，在敦煌設立了陽關和玉門關，在河西建立了四郡，也就是列四郡、據兩關。從此敦煌走上了歷史的舞臺。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賦予了它能夠承擔起這樣了不起的歷史責任。
敦煌南部的雪山，源源不斷地向這片綠洲輸送水，確保這片綠洲能夠為我們提供生活的必需。
在這片土地上，漢武大帝修築長城，阻擋匈奴不斷對河西走廊和絲綢之路沿線的騷擾，確保這條和平之路、商貿之路、科技之路、文化之路的暢通。
陽關、玉門關，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是我們每個中國人不可忘卻的記憶。
它賦予我們的祖先向西進取的雄心和向東回望的無限鄉愁。它表明中華民族是一個嚮往和平的民族。即使我們走出去和外部世界打交道，我們始終嚮往最後要回到我們的家鄉來建設我們自己的祖國。
也就是兩關的建設，使得中原的一些世家大族、文人來到了敦煌，讓來自中原的文化在這個地方積澱了好幾百年，讓從西域向中原傳播的佛教能夠在敦煌停留。
如果沒有這幾百年中原文化的積澱，佛教向中原傳播就會一路向東到酒泉、到張掖。因為在這個地方有兩關的建設，有這片綠洲的經營，所以使得佛教傳入中原的第一站就在敦煌。
就是因為這樣，敦煌莫高窟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的全部六項標準。在198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因為它的價值無比重要。常書鴻先生來了，段文傑先生來了，他們都是藝術家，為了藝術而來到了這裡。這些藝術家們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來保護、研究和弘揚這份人類的珍貴遺產。
在這張圖片上可以看到我的前三任院長。在70年間，為了敦煌的保護研究，這三任院長帶領我們敦煌研究院的幾代莫高窟人做出了他們的貢獻。其中就有我們東方女兒，也是北大貢獻給我們敦煌的一位傑出的人才，樊錦詩先生。
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沿著他們的足跡來到了敦煌，來保護、研究、弘揚莫高窟。
日本朋友來了，美國朋友來了，歐洲朋友來了，中亞朋友來了，我們香港的朋友、臺灣的朋友，我們這些同胞一樣加入到保護、研究、弘揚敦煌的隊伍。
現在我們不斷地走出去、請進來，讓更多的學者、更多的年輕人加入到敦煌研究院。現在有一位日本的女孩子，有美國的學者，已經成為了敦煌研究院的員工。
我們希望未來的敦煌研究院能夠把敦煌莫高窟建成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範，把敦煌研究院建成最具活力的敦煌學研究實體。我們也希望能夠建成最具影響力的敦煌文化的傳播與交流平臺。
我們希望有越來越多的朋友們跟我們一起來不斷地挖掘敦煌文化蘊含的一種文化價值和人文精神，在這樣一個時代來樹立我們國民的文化自信。因為民心相通最主要的應該是人文交流，沒有人文交流，我們的民心相通無從談起。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也少不了我們文化工作者，也少不了東方文化的保護、研究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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