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很多人都在閱讀或者重溫《鼠疫》，然而很少有人提及加繆的另一部作品——《戒嚴》。
原文 ：超越時空的經典
作者 |大連外國語大學 陳娟
圖片 |網絡
1957年，瑞典文學院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加繆時，在授獎詞中讚譽道：“他被一種真正的道德感激勵著，全身心地致力於探討人生最基本的問題。”正因如此，加繆的作品經久不衰。當下，很多人都在閱讀或者重溫《鼠疫》，然而很少有人提及他的另一部作品——《戒嚴》。這部也是以“瘟疫”為主題的戲劇同樣值得我們深思。
《戒嚴》正式上演是在《鼠疫》出版一年之後的1948年。加繆一再強調《戒嚴》並非改編自《鼠疫》。在《鼠疫》這部記事體小說中，作者借第三人稱的視角，以冷靜的筆觸講述了一個人類在災難中抗爭的故事；而戲劇《戒嚴》則是用充滿激情的臺詞將災難中的眾生百態展現得淋漓盡致。在加繆看來，它是“最具個人風格的一部作品”。此時重讀《戒嚴》，我們會發現經典作品真的可以超越時空的界限，給予我們對抗災難的力量和勇氣。
彗星劃過加的斯上空
整齣戲以彗星劃過西班牙城市加的斯上空拉開序幕。上天已經向人們發出災難預警，然而加的斯的行政長官卻命令所有人都應當認為這是謠傳：“城市上空根本沒有出現彗星，任何違反此命令的言論，都要依法嚴懲。”瘟疫並沒有因為一些人的粉飾太平而放過這個海濱之城。當市民們正在慶祝“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時，有人感染瘟疫突然倒下。頓時，人們紛紛驚慌失措。繼而，造謠者有之，囤積居奇者有之，兜售靈丹妙藥者有之，祈求上帝寬恕者有之……
更加魔幻的是，瘟疫化身為“瘟神”，以一個“身體肥胖，穿一套制服，佩戴一枚勳章”的男子形象出現在眾人面前，並且帶著一位手持“生死簿”掌管生死大權的女秘書。毫無疑問，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加繆試圖借瘟疫來諷刺納粹。瘟神在女秘書的協助下，讓整座城市屈服於他的統治。在瘟神的統治下，人的基本權利一一遭到剝奪。首先，在物質上採取定量配給制，民眾的物質生活得不到保障。一旦人賴以生存的基本物質條件得不到滿足，各種不道德的行為便滋生了：哄搶物資、偷盜、搶劫，等等。其次，染病者得不到醫治，患者成了過街老鼠，不但得不到幫助，反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甚至對其拳腳相向。最後，每個人嘴裡都必須含著一個浸了醋的布團，人喪失了說話的權利。通過種種嚴厲的管控措施，瘟神掌管了城民的生死，摧毀了他們的意志。
此時的加的斯城如同一座被黑暗籠罩的孤島，掙扎生存於其中的人類逐漸暴露出人性最陰暗的一面。人們期待“救世英雄”的出現。然而加繆並沒有將劇中的主人公——狄埃戈塑造成一個大無畏的英雄形象。瘟疫出現之前，這是一位對未來有很多美好憧憬的普通青年，正與心愛的姑娘情意綿綿、談婚論嫁。突如其來的瘟疫讓他的幸福變得遙不可及。初遇瘟疫，內心的善良和社會責任感促使他鼓足勇氣去救助感染瘟疫的同胞。但是與此同時，死亡的陰影也讓他不寒而慄。他對未婚妻維克多麗雅說：“我太年輕了，又如此愛你，死亡讓我恐懼。”當他發現自己真的被傳染上瘟疫之後，大受打擊。為了躲避瘟神的追捕，他逃到了未婚妻的家裡。維克多麗雅的父親不肯收留他，他竟然抓住未婚妻的弟弟作為人質，並且為自己的行為辯解道：“在卑鄙者的城市裡，什麼也不算卑鄙。”喪失了理智的狄埃戈詮釋了人性最可怕的一面。原來，在死亡的威脅下，一個原本正直善良的人也可能會變得面目猙獰。我們不禁會問：這樣的人有可能成為英雄嗎？
再一次探討災難中“人的基本問題”
加繆的災難書寫是對集體憂患的深沉思考，揭露的是普遍意義上的人性之惡。“無論生還是死，本來都很光彩”，但是瘟疫來了之後，“生與死，全不光彩了”。現實如此令人絕望，人的命運到底會走向何處？難道真的要坐以待斃嗎？英雄會出現嗎？
戲劇給出的答案是：“只要有一個人戰勝恐懼心理，奮起反抗，就足以使他們的機器咯吱作響” 。經歷了病痛折磨的狄埃戈逐漸恢復理智，殘酷的現實讓他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他開始反抗，成為了讓“機器咯吱作響”的第一人。一個人的反抗或只能讓機器有些許的停頓，而所有人的反抗就足以讓機器徹底停止運轉。狄埃戈於是號召所有城民團結起來一起反抗：“今天哪怕只想保住麵包，你們也必須戰勝恐懼心理！”一個人的害怕是恐懼，集體害怕就形成了恐慌。只有人人都戰勝恐懼心理，整座城市才能克服恐慌，勇敢地向瘟神發出挑戰。
瘟神非常陰險，當他看到越來越多的人在狄埃戈的帶領下開始反抗時，他授意女秘書故意讓人奪去“生死簿”，導致了人類的自相殘殺。看著人們搶成一團、互相攻擊，瘟神發出了得意的狂笑。狄埃戈再一次挺身而出，奪過“生死簿”一把撕掉，制止了悲劇。瘟神見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以維克多麗雅的生命為交易，希望狄埃戈帶著未婚妻離開加的斯去追尋他們的幸福生活，不再理會這座城池的命運。瘟神沒有料到自己的提議卻遭到了狄埃戈的斷然拒絕，他也無法理解為什麼狄埃戈會為了他人的生命放棄自己的生命和幸福。這是因為，狄埃戈找到了生存的理由：“我知道他們並不純潔，我也不純潔。而且，我一出世就在他們中間。我為我的城市和我的時代而生。”最後狄埃戈用自己的生命換回了維克多麗雅的生命，用堅定的“拒絕”讓瘟神失去對這座城市的控制，最後不得不帶著女秘書黯然離去。狄埃戈的犧牲拯救了加的斯的所有城民。即使他身上也曾表現出懦弱和卑鄙，但在這場戰爭中，他經受住了痛苦和死亡的考驗，不斷地成長，最終成為一個“救世英雄”。
不管是面對何種災難，天災也好，人禍也罷，戰爭一旦開始，就沒有人能置身事外，獨善其身。繼《鼠疫》之後，《戒嚴》再一次探討了災難中“人的基本問題”，再一次向我們傳達了加繆的“道德感”。“生與死”這個人類的基本問題在災難中被無限放大，變得更加緊迫。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在揭露人性弱點的同時，也在彰顯人性的高貴與頑強。
“生與死”的問題不受時間限制。 今天的我們在抗疫的過程中，同樣出現了一些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但是我們沒有必要驚慌失措。瘟神統治下的加的斯只是座孤城，沒有得到任何援助；我們的武漢等並不是孤城，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孤城尚且能在英雄的引領下趕走瘟疫，更何況我們？我們應該正視這場戰爭中暴露出來的人性問題。沒有人生來就是英雄，任何人都不“純潔”。就讓同為“不純潔”的我們一起克服恐懼，保持理性的思考，根據外界的變化來不斷修正內心的“不純潔”。相信我們當中能出現越來越多的英雄，堅信我們一定可以早日擺脫困境，重新確立人的存在價值。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94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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