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我們喜氣洋洋，盼望著春節的到來，迎接著嶄新的一年。可是，一場疫情的襲來打得我們措手不及。家家戶戶閉門謝客，一邊刷著消息，看著疫情的進展，一邊祈禱著疫情快快過去，渴望著當初的繁榮。
可是，禍不單行。在我們期盼著疫情度過的時候，一場蝗災從非洲落在了印度的大地上。蝗蟲過後，所到之處被掃蕩一空。據統計，大約百萬的蝗蟲就可以吞掉60噸的食物，而此次的蝗蟲數量論以千萬計。大量的農作物，種植物被摧毀，造成災民數以百萬計。
蝗蟲啃食作物
讀到此類新聞，為印度痛惜的同時，卻也想起了發生在中國清朝，一場旱災、蝗災、瘟疫接踵而來的一次大災害。
事情發生在1878年初，左宗棠率軍收復新疆，捷報傳到北京，慈禧等人一片歡騰，一副天上人間的喜慶景象。與此，山西巡撫曾國荃卻是憂心忡忡，茶飯不思。自1875年仲春以來，因厄爾尼諾現象帶來的乾旱在整個華北持續蔓延；經過三年持續乾旱的打擊，華北地區早已是赤地千里。隨著農業的歉收，甚至絕收；糧價早已飛漲到不敢企及的高度，而有些地方甚至拿著錢也買不到糧食。人們最初還硬著喉嚨以糟糠充飢，到後來，糠也吃沒了，人們又被迫吃野草，啃樹皮，到最後，連樹皮也啃沒了，走投無的人只好去吃一種叫觀音土的泥巴。這種觀音土再吃下之後會非常的口渴，需要大量的水來解渴。而觀音土在遇到水之後會膨脹，最後災民往往被其脹死。災民為了湊錢買東西吃，大量的女人孩子被賤賣。河南許昌設立了很多的賣人市，公然的把孩子女人標價出售，官府根本無力管理。
災民啃食樹皮
在華北大地上，論災情之烈，又以山西為首，據說山西的災情“數十萬膏腴之田，幾無樹藝五穀之土”，甚至到了“人相食”的地步，現在在山西的老一輩口中還能聽到人吃人的故事。在1878年，在曾國荃的奏疏裡，曾氏說“今日晉省災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在持續的饑荒面前，即使是有著幾千年傳承的人們，倫理道德早已被一掃而空，重新回到了野蠻時代。
關於山西的慘境，1878年初，來山西賑濟的傳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回憶錄有詳細的記錄。1878年2月2日，當李提摩太來到山西洪洞縣城時，他看到了恐怖的一幕，他在當天的日記裡寫到：“清早，我到了城門，門的旁邊是一堆男裸屍，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摞在一起，門的另一邊同樣是一堆屍體，全是女屍，她們的衣服被扒走換吃的去了。”世上最粗目驚心的事情莫過於陽光下的恐怖。
令人絕望的旱情一直持續到1878年7月，一場大雨滋潤了龜裂的大地；但是，災情卻並未因此緩解。緊隨起來的蝗蟲把百姓剩餘的莊稼全部吃光，百姓無糧可吃，甚至只能逃往到無人區以祈求度過災難。接踵而來的瘟疫是把災民壓倒的最後一根稻草，山西變成了人間地獄一般。
這場近代史上觸目驚心的大災難發生在1877年到1878年兩年之間，所以被稱為“丁戍奇荒”。據不完全統計，在這場災難中，直接死於飢餓與瘟疫的百姓多達一千多萬；其中，人口僅一千六百萬的山西，死亡人口竟多達五百萬。光緒四年（1878年）正月二十日，《申報》發佈了一份《山西饑民單》，筆者節選一部分，以管窺這場災難給百姓帶來的苦難，“…汾西縣伏珠村360家，餓死1000多人，全家餓死者100多家…蒲州府萬全縣、猗氏縣兩縣，餓死者一半，吃人肉者平常耳…巴東鎮親眼見數人分吃5、6歲死小孩子，用柴火燒熟…太原府城內餓死者兩萬餘。”
這場災難是如何發生的？有天災，也有人禍。
我們不談天災，只談人禍。在光緒政府期間，連年戰火，頻繁的軍費支出、戰後的鉅額賠損使本來就入不敷出的清政府經濟狀況更加薄弱，根本拿不出資金來防災，更不用說用來救災。而農民在戰亂中無力種植作物，農業生產大為減弱，根本沒有餘力來應對災荒。以至於當災荒到來的時候，百姓們無糧可吃，無糧可買的境界。
裝盛鴉片的倉庫
鴉片也是重要的一個因素。1858年，列強脅迫清政府簽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將鴉片貿易合法化；1859年，清政府頒佈了《徵收土藥稅釐條例》，將國內的鴉片種植合法化。種植鴉片的利潤遠高於種植糧食，於是，數年之內，山西農民“棄田之半以種罌粟。”至光緒時，山西已成為重要的鴉片產地。自此，山西“五穀所產漸少，民間毫無蓋藏”。以至於災害發生時，山西“往來二三千里，目之所見，皆系鵠面鳩形；耳之所聞，無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繞車而過，殘喘呼救，望地而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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