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興，是清朝鎮壓了太平天國和捻軍，並且度過了英法聯軍侵華戰爭危機之後，人們對政局的一種籠統說法，尤其為當時的統治者津津樂道。但是，同治朝之後不到40年，清朝就滅亡了，所以後來人們對同治中興有不同的解讀，覺得它完全不過是迴光返照而已，何來中興之說，這個問題，對於認識19世紀後半期的中國甚至直至清亡的中國政治格局都有極大的關係。統治危機是否真有緩解，中興是否存在抑或只是個氣泡，大清朝為什麼最終滅亡，本文試對此加以分析，以求得深化對於中國近代歷史變革的認識。
同治朝建立之初，清政府解決了或者說至少暫時緩解了幾個對其生死攸關的問題。
國家重新統一
同治時期，曾胡左李領導的湘淮軍集團戰勝太平天國、捻軍，重新統一國家，至少暫時穩定了統治秩序。這是清王朝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沒有這個問題的解決，無所謂“中興”。
不僅如此，湘軍多以儒生為將。嘉慶白蓮教造反時，也有鄉紳組織堡寨抵抗教軍，但像湘軍這麼多士人為維護清朝血戰，有清一代前所未有。所以，曾胡左李鎮壓太平天國，也意味漢族士大夫對清王朝統治的最終認可，這一認可對清王朝的統治具有重要的意義。須知清朝建立之初，曾有相當多漢族士大夫不願出仕清朝，也不與清朝統治者合作。康雍乾嚴酷的文字獄，固然是專制政治的必然產物，也是少數族群統治者的過度反應，但還是與有的漢族士大夫不合作乃至反抗意識有關。現在，這種情況最終改觀。
與此相應，同樣是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由於找到徵收厘金這個辦法，彌補了清政府財政收入的不足。厘金因為病商病民歷來受到抨擊，但對財政體系仍處傳統時代的
清政府確有一定好處。厘金加上海關關稅等收入的增加，從太平天國敗亡之後到甲午戰爭，清政府的財政緊張狀況有了相當程度的緩解。正是有這一緩解，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等才有可能調動資金，創辦軍事工業、民用企業，建設新式海陸軍，並取得了收復新疆的勝利。
所有這些，都意味清朝統治的危機得以緩解。我們觀察，從19世紀70年代起，直到20世紀到來時，除了一些沿邊省份外，局勢是大體平靜的，可以作為“中興”的“佐證”。另外，孫中山、楊衢雲領導的興中會1895年發動反清起義，社會上少有同情者，即民心認可大清朝的統治，鄙棄反抗者。孫中山自己回憶，1900年以前他所到之處，“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也可以作為“佐證”。只是到辛亥革命的前幾年，各地民變、抗糧、抗捐、搶米之類的事情才多了起來。
建立新的、穩固的統治核心
同治朝建立了以慈禧太后——恭親王奕訢為新權力核心的政治聯盟。此後權力格局雖有變化，但慈禧太后一直牢牢掌握最高權力，是統治核心。
眾所周知，咸豐帝去世後，清廷內部發生了劇烈的權力爭鬥，最後慈禧太后和恭親王奕訢勝出。面臨內憂外患的驚濤駭浪，沒有權力核心的政權是危險的，中國歷史上許多王朝都是在缺少強有力權力核心的情形下滅亡的。另一方面，權力鬥爭往往會削弱統治者的統治，但有時鬥爭結果為新的權力核心的勝出反倒可能加強其統治。唐朝李世民擊殺兄弟，建立起以他為首的統治核心，而後有貞觀之治和大唐延續近300年的統治。就在清初，康熙擒鰲拜，而後有康雍乾盛世。慈禧太后―奕訢這個新的權力核心，比起咸豐皇帝，更有自信心，他們敢於重用湘淮軍集團官員，而不是像咸豐帝那樣過於謹慎小心，因為慈禧太后和奕訢相信自己能夠控馭大局。沒有對湘淮軍官員的重用，就難以消滅太平天國，也就無法恢復統治秩序。對於“外夷”，經過一番曲折和衝突之後，實際上他們也比咸豐帝更為了解外情，更會與“外夷”打交道，當然，這與奕訢的主持和李鴻章等的協助也是分不開的。
外患暫時緩解
同治朝不僅內憂暫時平息，外患也得到暫時緩解。1860年英法聯軍打破都門，火燒圓明園，咸豐皇帝逃到熱河並且死在那裡。同時，清政府不得不同意列強派公使駐北京。如何面對這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課題，也是同治年間解決的。通過主持與英法等國的談判，恭親王奕訢發現這些“夷人”佔了北京以後還會撤走，而他們的要求也會以條約為根據，說明這些原以為“性同犬羊”的“夷人”也有講道理的一面，與以往中原王朝面對的蠻夷戎狄有些不同，可以學著與他們相處，公使駐京了天也不會塌下來(鴉片戰爭以來清政府一直拒絕公使駐京)。
當然，打輸了的大清朝也只能暫時放下天朝上國的架子與外人相處，並乾脆成立辦理對外事務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樣，在今人常稱為“條約制度”的框架下，清政府開始了與列強更多更深的交往，對外關係的危機也暫時度過了。儘管“天朝上國”的架子不情願放下，1873年，清帝(同治)終於第一次不要求行跪拜禮會見了各國公使，標誌中國開始嘗試與列強正常交往。在對外關係上，從英法聯軍侵華到甲午戰爭之前，除了一度互有勝負的中法之戰外，有難得的30餘年較為“平靜”的時期。
所以，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算是“中興”。如果是在傳統的時代、傳統的社會，同治時代可能是真的中興。唐朝在安史之亂後，仍延續150年，如果沒有特別的變故，清王朝也可能如此。
湘淮軍崛起，滿漢共同治理國家
前面說過，湘淮軍集團的崛起和鎮壓太平天國，意味著漢族士大夫最終對清朝統治的認同。儘管湘軍崛起過程中遭受過種種歧視以及朝廷的不信任，但總的來說，在曾胡左李的眼裡，清朝與以往的漢唐宋明並沒有多少不同，所以湘軍將領多為儒生。但是湘淮軍崛起的結果，形成了新的統治框架，也就是漢族精英和滿族權貴共同領導國家，滿族權貴握有中央政權，漢族精英服從滿族權貴的領導，但要擁有一定的地方權力、一定的實力，或者說在政權中給予漢族精英一定的權力，實質的權力。從而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或權力格局。這種平衡和格局輕易不能打破，一旦破壞，社會心理就會發生變化，就可能引起嚴重的不可預見的後果。
同治朝以後，湘系官員長期擔任兩江總督，李鴻章長期擔任直隸總督，他們實際起著號召漢族官員特別是地方官員服從清廷中央命令的作用，或換個角度說湘淮系出身的官員的身居要職、位高權重是漢族權貴與滿族權貴合作的象徵。曾國藩死後有李鴻章，李鴻章死後還有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在宣統年間，當袁世凱被免職、張之洞去世後，無人再能成為擁護清廷統治的漢族官員的領袖，也無人能承擔滿漢權貴合作的象徵。當時雖有徐世昌任軍機大臣(1911年皇族內閣成立時任協理大臣)，陳夔龍任直隸總督，張人駿任兩江總督，盛宣懷出任皇族內閣郵傳大臣，但他們的威望、影響與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根本無法相比。
隨著袁世凱的被免職，以他為首的北洋系集團成為政府中的離心勢力。其他的漢族地方官員則因為清廷企圖加強中央集權削弱督撫權力，再加上對少壯親貴的失望，而離心離德。就是說，宣統年間，漢族地方官員與清中央朝廷之間有了難以彌合的裂痕。所以在武昌起義爆發以後，地方督撫大員對治下的起義或不聞不問，或一走了之，我們看不到多少地方官員出死力維護清政府；更有甚者，有些官員如江蘇巡撫程德全還乾脆加入革命陣營，這些都與太平天國造反時眾多的地方官員為清廷戰死(或自戕)形成鮮明對照。可以說，武昌起義以後清政府迅速垮臺與此有極大關係。
在宣統朝，不僅地方督撫為骨幹的漢族官員與滿族權貴關係近於破裂，更嚴重的是立憲派紳士們與清廷的關係。立憲派曾發動多次聲勢浩大的國會請願運動，其根本原因，在於他們不信任那些顢頇不通世界大勢的清廷權貴能夠帶領國家走出危機，尤其不信任少壯親貴。他們希望馬上召集國會，成立真正的責任內閣，由國會和一定程度上由國會控制的責任內閣領導國家，挽救危亡並走向富強。退一步，也起碼要有新的社會精英進入政府。然而不僅被視為漢族權貴代表性人物的袁世凱被罷免，張之洞去世，1911年5月清廷又成立了“皇族內閣”。“皇族內閣”標誌著同治朝以來漢族精英或權貴與滿族權貴合作的統治框架的解體，也令立憲派人士大部分斷絕了與清廷合作的最後希望。武昌起義以後，湖北立憲派人士當即表示支持，而後其他省立憲派人士大多直接加入革命陣營，大大加速了清朝的滅亡。
同治朝面臨著千古變局——列強東來
同治時期，比以往朝代的所謂中興，多了一個因素，一個重要的絕對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西方列強的東來，也就是李鴻章反覆強調的“變局”。
前面說了，慈禧太后執政以後，中外矛盾暫時緩解，但只是緩解，而且是暫時。如果應對不好這個“變局”，也就是不能真正迅速自強，外患就會愈益嚴重，而首當其衝的，就是清王朝自身的命運。所以，同治中興的真正破滅，清王朝的覆亡，主要都是因為因應“變局”的失誤。如何因應“變局”，以史學家“事後諸葛亮”式的觀察，只有改變自己，學習西方，從傳統王朝體制成功轉型為現代國家，才能避免被動挨打的局面，從而使清政府避免覆亡。但是實際的政治運行不是這樣，統治者的決策一再失誤，“老大帝國”的轉型極其艱難。
如果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就立即改革，走上強國之路，清王朝完全可以避免以後列強的一再打擊，將它的統治延續下去。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進行全方位改革，清王朝延續的概率應該還有50%。洋務(自強)運動沒能進行全方位的改革，在現代化的競爭中落後於日本，於是有甲午戰敗。甲午敗後全面改革，清王朝還有生存的機會，可是不但戊戌變法改革夭折，清廷還貿然試圖將所有列強驅逐，回到閉關鎖國時代。1900年的慘敗，不但造成了更為深重的民族災難，也使清王朝延續的機會非常渺茫了。之後清政府雖努力進行新政改革，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已是迴天乏力。
1900年的庚子事變，也加劇了清政府內部的分裂。這年北京的朝廷在慈禧太后操縱下貿然與所有列強開戰，而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為首的大部分督撫卻與列強達成“東南互保”協議，維持和平。中國大部分地方加入“東南互保”，用今天的語言，劉坤一、張之洞等於是另立中央。雖以後清廷承認“東南互保”的合法，但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卻在加深，並進一步動搖清政府的統治基礎。
正是清廷因應列強的失誤，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對清政府造成了沉重打擊，尤其是1900八國聯軍侵華，對清政府的打擊是致命的，正是這種打擊，使同治中興變成了迴光返照。
每次打擊，既削弱了大清朝的統治，又一再動搖士大夫及民眾對清政府的信心――在這樣一個顢頇又無能的政府的統治下，中國還有希望嗎，如果中國就此一直沉淪下去，清政府或能苟延殘喘。如果中國內部有一種力量，不僅要避免亡國危機，還要國家強盛，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那麼，沒有能力領導中國走出危機的清政府必然垮臺。於是，它離滅亡也就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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