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隱龍
中國古典詩詞中，除了風花雪月、古道西風，往往也少不了劍。“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醉裡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似乎詩人們個個文武雙全，褪去了落拓青衫，便能飛簷走壁，萬夫莫敵。這其中，最令人矚目的要數李白——在“少年學劍術，凌轢白猿公”（《結客少年場行》）、“託身白刃裡，殺人紅塵中”（《贈從兄襄陽少府皓》）等詩句中，李白完全是一副武林宗師的形象。那麼，事實果真如此麼？詩人、詩詞與劍之間究竟是怎樣一種關係，而詩人與劍客和“合體技”，又有幾分真幾分假呢？故事，還要從“劍客”李白身上說起。
孔子也是佩劍的
李白的劍術之謎
開元二十二年（734年），三十三歲的李白向安州長史裴寬寫了一篇長長的干謁文，史稱《上安州裴長史書》。“干謁”指為某種目的而求見顯貴，唐代尚詩，布衣文人為追求晉身，多會帶上自己詩文未見當時的朝中重臣，這些詩文便是干謁詩或干謁文，類似於自薦信。干謁詩文夾帶著功利心，行文不免有誇耀乞憐之語，但也不乏名作，如孟浩然的干謁詩《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中便寫出了“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這一佳句。“垂釣者”暗指“張丞相”，而“徒有羨魚情”五個字則讓孟浩然希望希望進入廟堂大展身手的熱望躍然紙上。
“詩星”孟浩然年少如此，“詩仙”李白自然也不能免俗。李白在干謁文中為表述自己的富有才情、志向遠大，自稱“以為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是自古皆然，然而“仗劍去國”四個字就顯得意味深長了。
李白生前身後粉絲無數，其中不乏文章大家，他的形象也因此極為豐滿。杜甫仰慕他的才華，稱其“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徐鈞欽佩他的孤傲，稱其“風骨神仙籍里人，詩狂酒聖且平生”；白居易同情他的際遇，稱其“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從這些詩句來推測，李白更“應當”是一副文弱書生的模樣，又如何能“仗劍去國”呢？
李白
其實李白的善劍在當時便有口皆碑。魏顥為李白揖《李翰林集》時，在序言中評價李白“少任俠，手刃數人”；同為“飲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在《贈李十二白》中提及李白“袖有匕首劍，懷中茂陵書”，可見李白的確有佩劍的習慣，而且還曾度過了一段快意恩仇的少年行俠時光。如果說李白自撰的《上安州裴長史書》作為干謁文有自誇之嫌，魏顥與崔宗之的酬友之作又有互誇之嫌，那《新唐書》作為正史，其評價顯然有更強的信服力：“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
時人評價如此，李白詩中之劍則更是比比皆是。《俠客行》中的“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便不必說了，如《贈何七判官昌浩》的“不然拂劍起，沙漠收奇勳”、《登廣武古戰場懷古》中的“按劍清八極，歸酣歌大風”、《贈郭將軍》的“平明拂劍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歸”……如果說這些詩還有借劍言志的可能，那《禪房懷友人岑倫》中的“邊塵染衣劍，白日凋華髮”或是《郢門秋懷》中的“倚劍增浩嘆，捫襟還自憐”就在蒼涼中流露出一種自然。
面對如此密集的“劍詩”，後人自然樂於將李白視為一位武林高手。民間傳說中將李白視為“盛唐三絕”之一裴旻的弟子；金庸小說《俠客行》典化於李白的同名詩作，並將《俠客行》一詩虛構成絕世神功秘笈；2015年騰訊遊戲出品的手遊《王者榮耀》也將李白設定成“刺客型”英雄，看來李白的文武雙全，算得上是板上釘釘了。
《王者榮耀》李白
值得一提的是，李白拜裴旻為師，歷史上唯一的間接證據，源於晚唐裴敬所做的《翰林學士李公墓碑》一文。文中有這樣一段記載：“裴將軍，予曾叔祖也，嘗投書曰：‘如白願出將軍門下。’”如果裴敬所言非虛，那李白的確有投入裴旻門下的意願，但裴旻很可能並沒收這個徒弟，因為李白詩中不乏有自己學劍經歷的描述，但卻從未提到過裴旻。綜合史籍與詩文，李白會劍術不假，稱其為“劍客”想來也不算恭維，但是否能達到“高手”之謂，就只好“存疑”了。
那麼，“十歲通詩書”的才子李白為什麼會同時走上劍客之路呢？是因為其天賦異稟，還是唐代風氣使然？其實，文人習劍的風氣自古有之，詩人屈原“帶長鋏之陸離”，辭賦家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文學家東方朔“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學劍甚至比學詩還要早些。在這樣的薰陶下，劍與詩的淵源自然極深，詩人以劍為詩的例子數不勝數，李白也只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顆星而已。
詩人尚劍，看似是對文武雙全的期許，但細品之餘卻能發現其中的矛盾。詩人們千方百計投送干謁詩文，為的是入廟堂、為將相，而劍的指向似乎卻是步江湖、成豪俠。韓非子在《五蠹》中說道：“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劍中若有俠道，那自然與廟堂背道而馳；而且文武本是兩條路，詩人們縱然有“傲骨”甚至是“反骨”，似乎也與“儒以文亂法”更近些。一邊，是帝王們希望“天下英雄，入彀中矣”；另一邊，是英雄們渴望“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那為什麼詩人會偏愛劍，而朝廷看到各種“劍詩”也不認為忤逆呢？
因為劍的歷史，實在是太複雜了，由此帶來的一個結果是，劍在詩詞中的意象也同樣複雜。劍看似與俠天然相關聯，但事實上劍也是朝廷重要的符號；劍身上有江湖豪俠們的路見不平，同樣也有滿朝公卿的森嚴等級。劍的兩端，一端通向著莊嚴肅穆的廟堂，一端又勾連著煙波浩渺的江湖，這種“複合”意象，才是詩人們愛劍詠劍、劍不離身並以劍自喻的根本原因。
韓非子
劍的成長史：你或許誤解了劍
劍雖然號稱“百兵之首”，但在盛行車戰的商周時代，軍士所用的武器主要為攻擊距離較遠的弓弩戟矛等——《秦風·無衣》中士卒以戈、矛、戟、甲而非刀劍代指兵器，正是這一背景的縮影。與實戰用途相反，劍早在武王伐紂時期就具備了儀式性的象徵意義。據《史記·周本紀》中記載，周武王姬發見到紂王的屍體之後曾“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這裡的射箭、劍擊與黃鉞斬首顯然是一套儀式，用於宣告牧野之戰的終結。
除了貴為天子的周武王，周代的各級貴族也享有佩戴相應劍器的特權。《周禮·冬官·考工記》中載：“桃氏為劍……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可以看出依周制，劍器恰如後世的魚袋、補服甚至軍銜一般，對應著顯貴們的身份。如果劍自周代始就已經成為地位的象徵，那李白等人用劍來代表自己的入仕之心，是不是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不過劍當然沒有這麼簡單，否則這般“體制化”的器物，又怎能支撐起詩人們“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任俠之心呢？春秋戰國時期，車戰漸漸向步戰過渡，尤其在南方，水路縱橫的地理風貌極大限制了戰車的優勢，於是更為便攜的劍就成為了將士們偏愛的武器。《墨子·節用》中稱劍“為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這些“劍之利”，針對的顯然都是近身肉搏戰，對武器的讚揚背後不難看出時代的變遷。
武王伐紂
劍的剛需自然刺激了劍的發展，於是湛盧、鉅闕、魚腸等一眾名劍紛紛問世，鑄劍師與相劍師中也名家輩出，如歐冶子、干將莫邪、風胡子……而越女的出現，更將劍術推向了傳奇。春秋戰國時期，民風重義輕死，這些劍器散落在眾多任俠手中，往往又能譜寫出膾炙人口的故事，如專諸刺吳王僚、要離刺慶忌、荊軻刺秦王蠃政，所用的都是劍。可想而知，當作為武器的劍在戰場上異軍突起後，作為潮流的劍也在亂世的圖景中鋪張開來。
一方面交融著等級制度，一方面勾連著俠義之氣，劍為知識分子所青睞自然不足以奇。戰國時期，士階層漸漸強大，這批人遊走在眾多諸侯之中，著書立說縱橫捭闔，文武兩途自然歸流於一。這一時期關於士與劍的典故幾乎信手拈來，如馮諼彈鋏、毛遂按劍、季禮掛劍……並非這些名士恰好愛劍，而是當時儼然已是一派“無士不佩劍”的圖景。從這個角度來看，屈原在《九章·涉江》能寫出“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的詩句便不奇怪了——秦王掃六合可以用劍，俠士平不平也可以用劍，劍不過三尺，卻能完美地融合廟堂與江湖、文治與武功，還有什麼比劍更適合自喻呢？
漢晉南北朝時期，劍這種“兩面性”更為明顯。在廟堂之上，朝廷禮儀極為流行佩劍之風，官員入朝需要解除佩劍，部分位極人臣的重臣，如蕭何、董卓、曹操甚至有“劍履上殿”的特權。這一時代背景自然也融入了詩歌當中，如無名氏《陌上桑》中秦羅敷在誇耀她的丈夫位高權重時便說他“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而曹植則在《野田黃雀行》中用“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感嘆他失去權勢、孤立無援的處境。
《英雄》劇照
在江湖之遠，漢代“漢祖仗劍，武夫勃興”，司馬相如、東方朔們在讀書之餘也不忘學劍幾乎算得上的“正常操作”。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自謂“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擬古》），與庾信齊名的鮑照，在憤懣時也會“拔劍擊柱長嘆息”（《擬行路難》），更有甚者如“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在其《詠懷八十二首》中提及劍竟有八處，從“揮袂撫長劍”到“長劍倚天外”，從“揮劍臨沙漠”到“帶劍上吾丘”，幾乎將用劍的姿勢試個了遍。
相比於李白，飲酒縱放、橫決禮俗的阮籍似乎離“劍客”二字更遠，然而就是這樣離經叛道的文豪，手中詩中依然少不了劍。阮籍世稱“阮步兵”，這一稱呼源自其曾任的步兵校尉一職。步兵校尉領宿衛兵，是不折不扣的武職，這顯然不是純粹文人所能駕馭得好的職位。阮籍詩句提劍雖多但並非專門詠劍，實在是劍之於文太過於平常，以至於深具俠義之氣的劍與阮籍幻滅頹廢的“正始之音”相糅合，竟然毫無違和感。
不過，要是將劍僅僅視為廟堂與江湖的符號，未免有些本末倒置，因為劍的第一角色終究是兵器，承擔著實際斬殺格鬥的功能——縱然是在詩歌這個戰場，劍也依然少不了兵戈之聲。曹植的“撫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雜詩》），吳均的“刀含四尺影，劍抱七星文”（《邊城將》），蘇子卿的“劍鋒但須利，戎衣不畏單”（《南征詩》），句句背後都有沙場點兵的豪情壯志。劍，經過自周代至南北朝的千年淬鍊，在歷代詩人的筆端已經凝聚了多種看似毫無關聯又彼此交融的意象，這一豐富的特質，讓後世的詩人在詠詩時往往能各取所需，“一劍掃天下”。世人只道李白善寫劍，殊不知劍在遇見李白之前已經做好了所有的準備，只等李白繡口一吐，幻化出半個盛唐。
司馬相如
劍的文化史：你或許再次誤解了劍
如果說春秋之後的數百年間是劍作為兵器的“逆襲史”，那三國之後，刀逐漸成為戰場上的主角，而劍則的斬刺功能則逐漸弱化，在現實生活中迴歸為地位的符號。唐代自皇帝以下至六品官員，均佩以不同劍器以標識身份。天子為貴，佩的是鹿盧玉具劍；親王為金寶飾劍，直至六品以下“去劍、佩、綬”。唐代的劍與魚袋綬囊一樣，更多指向的是佩戴者的儀仗品級。
唐代“武器禁令”同樣從側面暗示了劍的境遇。《唐律疏議·盜賊》中將“禁兵器”定義為“弓、箭、刀、盾、短矛”之外的兵器；《唐律疏議·兵刃斫射人》中將普通兵刃定義為“弓、箭、刀、盾”之類。雖然平民所用的短刀也不在禁令之中，但普通兵刃以刀而非劍代稱，背後不難看出唐人對劍器的評價已經漸漸遠離了春秋戰國時期執劍行俠的印象。刀是實用的兵器，而劍是虛化的配飾，唐代的劍由此從工具轉化為文化色彩濃厚的標識物。
也因此，唐代的詩人更喜歡以劍自喻——劍入匣中，是懷才不遇；寶劍出鞘，即有求仕之心。駱賓王的“詎憐衝鬥氣，猶向匣中鳴”（《和李明府》），是其沉跡下僚的寫照；李白的“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里”（《贈張相鎬三首》）、“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憶襄陽舊遊贈馬少府巨》）中，又多競攀豪門的雄心。李賀自恃才情，期待有所作為時，可以有“我有辭鄉劍，玉鋒堪截雲。襄陽走馬客，意氣自生春。朝嫌劍光靜，暮嫌劍花冷。能持劍向人，不解持照身”（《琴曲歌辭·走馬引》）的豪氣，而追慕功名未能如願時，也會有“憂眠枕劍匣，客帳夢封侯”（《崇義裡滯雨》）式的嘆息。
駱賓王詠鵝
甚至一向以以忠君憂國、傷時念亂為本旨的“詩聖”杜甫，也有借劍言仕的詩歌，且看《短歌行贈王郎司直》：“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佩劍休裴回，西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趿珠履，仲宣樓頭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這一詩作突兀橫絕，跌宕悲涼，明裡是為其友人王司直的懷才不遇而激憤，但暗裡又何嘗不是為自己的才華不得施展的處境而悲鳴呢？只是王司直尚年富力強，而杜甫自己卻已垂垂老矣了。
以詩干謁，借劍求仕，背後是對自身才情能力的自信；而略去競攀之心，劍自然也承載起了詩人們的志向情操。劍的這一意境，倒也有很深的淵源，《史記·太史公自序》便有這樣一句話：“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
杜甫
金庸小說《笑傲江湖》中華山派掌門嶽不群號稱“君子劍”，且不提嶽不群是否為君子，自《史記》之後，劍與君子便有了文化上的呼應。李白的“雄劍掛壁，時時龍鳴”（《獨漉篇》），韓愈的“肝膽一古劍，波濤與浮萍”（《答張徹》），賈島的“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劍客》）並未有直接求仕之意，但詩句中的劍同樣映射了自身舉世少有的才華。出將入相的郭震曾做《古劍篇》，其詩豪壯雄健，氣魄非凡，稱得上是以劍自喻的名篇：
“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得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諮嗟嘆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映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復塵埋無所用， 猶能夜夜氣沖天。”
除了入朝為官，詩人們的豪傑之氣還有另一個突破口，那就是仗劍從軍，為君談笑靜胡沙。正如前所述，劍在三國之後已經漸漸從戰場上“退居二線”，然而在詩人筆下，劍依然是紙上廝殺的不二之選。陳子昂有“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感遇》），李賀有“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南園十三首》），杜甫有“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後出塞五首》），甚至久居邊塞的岑參也以“淺才通一命，孤劍適萬里”（《登隴》）來表明心跡。
嶽不群
唐代國威遠揚，八方臣服，而到了武功不彰的宋代，尤其痛失半壁江山的南宋，詩人筆下的劍就更多兵戈之聲。陸游的“逆胡未滅心未平，孤劍床頭鏗有聲”（《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賀鑄的“不請長纓，系取天驕種，劍吼西風”（《六州歌頭》），劉過的“拂拭腰間，吹毛劍在, 不斬樓蘭心不平”（《沁園春·張路分秋閱》），戎馬中的孤憤豪邁各不相同，但劍依然是紙上戰場永恆的王者。
翻遍劍詩，仕途與沙場佔據了大部，兩者背後不免有功名作祟，細品之下竟全都是廟堂之劍；相比之下李白“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式江湖之劍反而成了另類表達。當然，在朝廷掌握一切晉升渠道的朝代，詩人們脫離世俗的追求也難免被功名所掩蓋，但有一點是不容質疑的：唐劍，早已沒有了漢朝與春秋劍的鋒利；李白的以劍詩為俠，與春秋義士們的執劍行俠相比，也多了一絲“人畜無害”。
唐刀
為何是劍？
劍與俠之間的文化關聯不可謂不深，但以詩為切入點，卻會發現劍離廟堂更近，離江湖更遠。劍詩之盛，莫過於唐代，然而也恰恰是唐代，詩人們筆端“劍氣”的底色多是功名，而不是俠義。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反轉呢？
其實這也與劍的發展史遙相呼應。劍在成為主流兵器之前就已經具備了等級色彩，春秋戰國時期，雖然劍成為士鍾愛的武器，但士同樣屬於貴族階層，普通的庶民終究難以與劍結緣。秦漢之後，劍繼續充當著官階的標誌，與此同時其實戰價值又進一步削弱，至唐朝時，劍已經完全成為權力象徵，而曾經在春秋義士中展現的俠義之氣，則更像是遙遠的傳說。
唐宋時代的“武器禁令”，主要禁弩、矛與盔甲，弓與刀之類的“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百姓可以私執，戰鬥力更弱的劍則更不被朝廷所在意。然而，正是劍的“不實用”使其更具風雅之氣，成為詩人們傾注感情的載體。唐人宋人若要行俠，恐怕多用刀，《水滸傳》中多少好漢起事，用的便是流通於民間的朴刀；但要託物言志，多見於尋常巷陌的刀便沾染上了俗氣，難堪詩人大用了——而劍則不然。劍勾連著廟堂，唐代六品以上官員方可佩劍，這對眾多布衣詩人自然是個極大的誘惑。劍在傳說中遇水化龍，在古籍中令“君子比德”，裡裡外外都透出一股飄逸高潔之氣，詩人們以劍自喻，背後的心態，其實早已沒有了任俠的純粹。
李連杰：你用的禁兵器！
耐人尋味的是，唐代還出現了“無劍之人寫劍”的現象。筆下多言劍的詩人，如李白、岑參、李賀、杜甫等，論品級均未有佩劍資格；而官至尚書右丞的王維，詩中反而極少言劍。陳平原對此評論道：“歷代文人仗劍寫劍，多半不為成俠，而僅僅是藉此‘豪氣一洗儒生酸’。”倒也不無道理。以李白為代表的詩人們通過詠劍來追思古代的任俠，但這種追思大多停留在紙面上，義士橫行於江湖的歲月，早已隨著春秋戰國時期的消亡而隕滅了……
春秋時期的任俠們的確執劍行走過江湖，但當時詩詞尚未發展起來；而等到詩詞藝術成熟時，劍早已成為功名的象徵，此時多言俠氣則顯得有些虛張聲勢了。詩人們書劍風塵，未必便有多少武功造詣，這柄藉以自喻的劍，也很難說與江湖有多大關係，縱然如年少時曾“手刃數人”的李白，一生也起伏於懷才不遇與命途多舛之間，一生鬱郁不得志。至於他的武功究竟是高是低，也終究無人考證了。
如果說《俠客行》小說是金庸的一場俠客夢，那《俠客行》詩詞也像是李白的一場俠客夢。清末龔自珍在《湘月》一詞中曾經寫道：“怨去吹簫，狂來說劍，兩樣銷魂味。”這個“說”字用得傳神——多少文人說劍說到最後為得依然是“屠狗功名，雕龍文卷”，真相就是這般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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