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与东西方文化交往的新时期，是公元前6世纪中期至公元前4世纪的古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从人类历史交往角度看，阿契美尼德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试图既统治东方又统治西方的帝国。它以军事和政权的力量把东西方紧密地联系起来。
帝国的版图在居鲁士二世时期(约公元前559~公元前530年)，已扩展到从地中海沿岸到印度河、从咸海到印度洋的广大地区；而在“王中之王”的大流士一世时期(约公元前522~公元前486年)，帝国的统治进一步扩展到埃及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
阿富汗的许多地区，如巴克特里亚(大夏)、赫拉特、喀布尔、坎大哈和贾拉拉巴德等地，都归属阿契美尼德帝国，在这个跨越东西方帝国的统治之下，阿富汗成为许多民族更广泛交往的地区。这种广泛的交往和经常的接触，必然在这一时期文化交往中表现出来。
研究中亚的学者斯塔维斯基说得完全正确：“既然成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的臣民，那么中亚各民族就不仅要和波斯人、米底人交往，而且也会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以及小亚细亚的居民进行交往。也正是这时，中亚各民族与希腊人发生了最初的接触，不仅是作为敌人在战场上相逢，而且是作为难友——被阿契美尼德王朝驱使的建筑工匠和手艺人，乃至作为官吏和波斯军队的军人而与希腊人发生交往。”
作为中亚中心的阿富汗，就是阿契美尼德帝国通往东方的桥梁。在这个庞大帝国中，它同许多民族进行了频繁的文化交往。
首先是祆教文化的扩大。祆教或称拜火教，它同阿富汗有密切关系。该教的创始人琐罗亚斯德在传说中被认为诞生在阿富汗的西北部。公元前6世纪，他在阿富汗的巴尔赫创建祆教，并得到阿富汗大夏国王维斯塔帕(Vishtappa)的支持，大夏宰相娶他的小女儿为妻。在大夏统治集团的支持下，该教盛行于阿富汗及波斯。大多数历史学家同意这样的传说：琐罗亚斯德于公元前552年在阿富汗的巴尔赫附近，被入侵的游牧民族所杀害。总之，祆教文化的中心地区是在阿富汗，其影响辐射到古波斯而成为国教。
古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奠基者居鲁士二世敏锐地看到了祆教教义中能为帝国扩张所利用的世俗面。尤其是把最高神集中为善端的“阿胡拉·玛兹达”的智慧主宰之神和恶端的“安格拉·曼纽”的凶神，以及该教强调“哈沙特拉”(尘世主宰的强权力量)的教义，使居鲁士二世最为中意。著名的祆教经典《波斯古经》(《阿维斯陀》)就是在居鲁士二世统治时期初次写下的。在居鲁士二世支持下，祆教迅速传遍了整个阿契美尼德帝国，形成了一个祆教文化圈。《波斯古经》中记载的社会组织(大宗法式的家庭、氏族、部族及上层地区统治机构)，反映了阿富汗和东部伊朗社会面貌。毫无疑问，这是文化交往的一个重要成果。
其次是与阿富汗民族有关的游牧文化的交往。现存阿契美尼德帝国征税地区名单中，保存了有价值的古民族名称的文献资料。其中提到阿契美尼德帝国东部郡中某地的巴克基伊人，研究者认为是阿富汗部族的自称，即今日的巴什东或巴赫东。巴克基伊人与帕米尔的游牧民族萨迦人为界。在这里发现萨迦人(即塞人)的墓葬证明，他们居住在山谷中，与巴克基伊人为邻。正如现在完全或部分包括在阿富汗地域之内的巴克特里亚、阿拉霍西亚、德兰吉安纳及其他地区的地名所表明，这些地区在公元前1000年居住着操伊朗方言的居民。这些古代东伊朗的部落也就组成伊朗民族发展的基础。这些居民移居到现在的阿富汗。在巴克特里亚语与现代阿富汗语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这里需要指出的，萨加语在阿富汗语的起源中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萨迦人相当早的时候就向南迁移，而后来又和其他的游牧部落迁移的浪潮一起继续迁移。在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由于阿富汗民族与萨迦人相邻而居，必然有更多的文化交往。操东伊朗方言的阿拉霍西亚和德兰吉安纳的定居居民和讲萨迦语的游牧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阿富汗民族起源有重要意义。当然，这是一个长期过程，而且相当复杂。顺便要提到的，是巴克基伊人居住在印度河流域，他们已开辟了沿河而下通往印度文明的水上航道。大流士一世为管理领地曾向这里派出了船队。
再次，文化交往的频繁，表现在物质条件的变化上。阿富汗在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一些主要地区社会比较稳定。如巴克特里亚及其邻近地区，农业和手工业有所发展，《波斯古经》中把灌溉农业看作是神圣的事业。阿契美尼德帝国把巴比伦的灌溉技术和修建地下水系统(坎儿井)的方法在中亚推广。帝国鼓励农业发展，对建造坎儿井的人免去一定时期的赋税或徭役。阿富汗一系列著名的坎儿井(如法拉·格里什克地区)均修建于这个时期。绿洲地区城镇的兴起，手工业的繁荣，促进了交换和贸易的发展。从印度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贸易品：镰刀、铁铲、铁锹、犁铧等铁制工具，金银装饰品、陶器、小船、小车、马车等。这说明物质文化交往相当发达。这和阿契美尼德帝国保护的“小亚细亚——巴克特里亚——印度”的商道有直接关系。帝国势力未达到之处，商业贸易也有间接通道经阿富汗开展交往。如人们认为原产于中国的桃与杏就是在大流士一世时期传到中亚的，甘蔗、柑桔和稻米，也是这时传入伊朗的。
商品关系的发展集中反映在货币流通方面。在历史文献中记载帝国各郡的缴税，都规定用“塔兰特”币支付，其中巴克特里亚每年要缴360“塔兰特”币。当然，这是以各种不同实物提供的货币等价物，但并不排斥部分税收是以货币形式缴纳的。在巴克特里亚、甘德哈拉和阿拉霍西亚地区，还发现了少量阿契美尼德帝国自印铸造的硬币金达利克(重8.4克)和银西克里(重5.5克)，但发现了较多希腊各城邦、首先是雅典的硬币。东西方文化通过货币交往在阿富汗反映出来。在喀布尔发现的银币库所剩无几，只有为数不多的银币被收藏在博物馆里。当时，阿富汗的甘德哈拉也铸造地方硬币，形状为方形或长方形的银锭，上面有各种不同图案。除上述阿契美尼德、希腊和甘德哈拉的硬币之外，在阿富汗还发现了29枚十分独特的硬币。从形式上看，它们近似希腊的冲模，而根据某些图案看，又像是甘德哈拉的硬币。在这些硬币上的独创图案有：鸟、成对的山羊、象头、鬣狗等。这是文化交往中产生的一种“涵化”(acculturation，或译为“濡化”)现象。任何两种不同文化群体发生接触时，它们之间都可能互相撷取对方的文化要素，在涵化基线上彼此吸收所需要的要素。鸟、成对的山羊、象头、鬣狗等这些固有的文化特征，被铸在希腊冲模上，就是涵化的结果。所以，有根据地推断说，这些硬币是阿富汗的卡皮萨或巴克特里亚本地所铸造。总之，这些硬币是涵化过程中同化类型的一种表现，但也有扩散类型的要素在内。
最后，上述涵化过程最有力的证据是著名的“乌浒河(阿姆河)宝藏”。这个宝藏是塔赫季·库瓦德地方居民于1877年在该地的古城遗址中发现的。塔赫季·库瓦德古城位于瓦赫什河与喷赤河(阿姆河上游)的交汇处，属古代的巴克特里亚。这批宝藏被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作为珍藏保存着，其中有16件人像雕塑、5件器皿、26件浮雕、53件带压模形象的薄板、16件宝石戒指和小印章、30件手镯、31件小型饰物和1枚阿契美尼德金币。但这只是“乌浒河宝藏”的一部分。即使这一小部分，已经可以断定它属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巴克特里亚北部某贵族或富豪家族的财宝，很能说明这个地区文化交往的特征。
“乌浒河宝藏”是巴克特里亚富贵家族聚敛财宝和审美情趣的表现。然而更重要的是，它是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阿富汗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有趣的物质见证。这批珍宝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种类多样，涉及多种艺术门类，还在于它是按照阿契美尼德帝国上层统治者所崇尚的风格制作的。其中一部分是从帝国的中心地区输入的，而其余部分则是按照古波斯风格和艺术规范在巴克特里亚当地制造的。除了古波斯的宫廷艺术之外，还有古希腊手工艺工匠的作品，它使人感觉到巴克特里亚地区的手工艺工匠们对美索不达米亚、甚至小亚细亚希腊艺术大师们的作品相当熟悉和了解。令人惊异的是，许多珍品上刻有造型刚劲活泼的动物图像，与游牧部落(所谓欧亚斯基泰草原部族兽形艺术)风格十分相似。
“乌浒河宝藏”中所反映的主体文化为古波斯文化。阿契美尼德金币上有国王的图像，头上带有典型的齿状王冠。玉髓石刻成的柱形小印章，上面刻的是波斯人战胜游牧民族的战斗场面。引人注目的是，在战场上方，祆教天神阿胡拉·玛斯达在空中飞翔，表现了祆教文化所具有的阿契美尼德王权性质。在戒指一类的珍品中，有当地巴克特里亚工匠的作品，这些戒指具有阿契美尼德的宝石雕刻艺术的独特形式——镶嵌着宝石的金戒指，其花纹虽然近似小亚细亚的宝石雕，但许多细节与它有所不同。还有一些金戒指形印章，表现了涵化的显著特征。如印章上面刻有齿状王冠的诸神，幻想中的格帕特沙赫一一长着公牛躯干、大胡子人头的有翼怪物，古波斯柱头装饰典型的细部构件，印章用阿拉米铭文刻写的巴克特里亚女神“瓦克沙”或“罗克姗”的名字。这是阿契美尼德官方文字在巴克特里亚传播的证据。有的印章是希腊工匠的作品，其正面有掷骰子的妇女，站立着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在涵化过程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所有珍品中都继承了古代东方在表现人物形象时非常注意衣饰细节和表现动物形象时追求写实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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