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時，大部分地方在有序推進企業復工復產。然而，記者近日採訪發現，有些地方部門在復工審批中設置層層關卡，甚至漫天索要各類證明，敷衍塞責以求免責，企業為復工跑斷腿、磨破嘴，直呼“一證難求，行路難”。
東部某沿海城市的一名企業主陳先生告訴記者，他的企業在城東的港口，300多名員工有一半住在城西區。因為城西確診的病例較多，住城西的人到城東區必須辦理跨區通行證。企業復工至少需要辦員工出入小區通行證、人員進城東區通行證、單位復工許可證等3個證。按說，實行通行許可、加強防控本沒有錯，但讓他沒想到的是，僅這個通行證就要來回跑6天。期間，要到社區開居住證明，到有關部門開員工14天活動軌跡的證明，到工信部門開企業復工證明。
讓陳先生為難的是，各部門為了免責，竟然開啟了“循環證明模式”——開A證明先要有B證明和C證明。“這樣要求，我們一個證明都開不出來！企業一直沒停產，不存在復工，誰給開復工證明？”更讓他無所適從的是，開具證明的具體要求不公開，都是口頭傳達，有的證明今天給開，第二天再去就說不給開了。陳先生感慨，“這不是把企業卡死了嗎！”
陳先生的遭遇並非孤例，部分企業主都有類似的苦惱。有的企業生產和辦公地點分在不同市區，因各地防疫要求不同，各部門間缺少協調，而沒法統一復工；有些社區強行阻攔居民外出上班，“出去以後就別想回來了”；有些部門動輒祭出“上級要求”“上級‘口頭’通知”等名目，拒絕履行相關職責，還以“疫情期間，怎麼做都不為過”為不作為開脫。
企業主們認為，中央對統籌防控疫情和做好復工工作有明確要求，企業也滿足了復工的條件，地方沒有理由阻攔企業復工復產。但是，部分地方部門層層加碼搞嚴控，面對職責所在竟然踢皮球，把中央的“好經”給“念歪了”。為了復工，有的企業主只能託關係、走後門，滋生出各種亂象。
各類證明堵住了企業復工復產之路，背後是部分地方部門和領導幹部的不擔當、不作為，甚至還有亂作為。某些地方幹部，明知中央要求因地制宜、有序復工，卻抱著不做不錯的心理，不肯“行自我始”主動幫助企業和群眾解決實際問題；某些職能部門，以“處於疫情防控特殊時期”為由，拒不履行法定職責，能推就推、能躲就躲；某些基層工作人員，在疫情嚴控時承擔了嚴管嚴打的職責，卻倚職弄權、耀武揚威甚至從中牟利，敗壞了社會風氣。這些亂象，恰是幹部隊伍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在疫情時期的沉渣泛起，值得有關部門高度關注、嚴厲查處。
誠然，既要防控疫情，又要保障生產生活，地方政府部門和基層幹部也有兩難：嚴格防疫，限制人員流動，看起來更安全，企業和群眾卻有意見；放鬆要求，大家都方便了，但萬一出現集聚性感染，問責肯定少不了。然而，這種“兩難”，並非不可調和，更不能成為推卸責任的藉口。中央已明確要求非疫情防控重點地區要以實行分區分級精準防控為抓手，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秩序恢復。面對疫情發展的新形勢，摸清本地實際情況，找好自己所處方位，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大有可為。相關部門和有關幹部，絕不能畏縮不前，更不能讓防疫、生產“兩手抓”淪為企業和群眾所不齒的“一手抓防疫，一手捂烏紗”。
防疫是一場社會治理能力的大考。如何平衡多元公共政策目標，檢驗著政府的治理水平和領導幹部的能力擔當。相關部門應更加註重防控手段精準化，探索讓“兩手抓”不相沖突的可操作、可持續之策，同時打贏防控阻擊戰和發展總體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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