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东北鼠疫的故事，要从一只旱獭说起。
旱獭这种生物，对大多数人来讲可能比较陌生，但如果说起它的另一个名字——土拨鼠，很多朋友估计就了解了。
网红表情包上的动物就是土拨鼠
旱獭在草原和低山丘陵地区活动，喜欢挖洞群居。20世纪初，在我国的东北地区，以及俄罗斯、蒙古等地，生活着许多野生旱獭。
旱獭（图自pixabay.com）
当时的人们发明了一种技术，只要将旱獭的毛皮加以适当处理，其成色堪比貂皮。一时间，旱獭皮的售价居高不下。大量缺乏狩猎经验的人从直隶、山东等地涌入中国东北乃至俄罗斯，疯狂捕猎旱獭，獭皮卖钱，獭肉吃掉。
染上鼠疫的旱獭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群居洞穴。有经验的猎人，懂得分辨病獭，不会捕猎这样的动物。但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黑心商家和新手猎人显然无暇考虑这么多。通过捕猎病獭、食用带病獭肉等方式，鼠疫完成了从动物到人的传播。
早在1910年春夏之交，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地区已经发现了鼠疫病例，但由于西伯利亚地广人稀，鼠疫并没有出现大规模传染。出于自身防疫的需求，俄国官员采取了一刀切的办法，将有染疫嫌疑的华工通通驱逐出境。
一旦处于鼠疫潜伏期的华工回到了人口稠密的中国，鼠疫的大流行就在所难免了。
1910年9月，两名从俄罗斯归国的华工住进了满洲里的一家客栈。几天后，两人鼠疫病发，高烧不退，咳血不止，皮肤也变成青紫色，在痛苦挣扎中死去。
满洲里位于中俄边境，现在也是重要的口岸城市
华工寄宿的客栈，一般条件简陋，十几个人挤在一张大炕上同吃同住，为了保暖，门窗也时常紧闭。不久以后，同屋居住的客人，以及店员、房东等相继发病，一时人心惶惶。居民们通过各种方式，争相逃离满洲里。
满洲里一家客栈的居住环境（图自《鼠疫斗士》）
清末民初的东北地区，铁路运输相对发达。在旅途中发病的人，没等到达目的地，便提前下车。于是，鼠疫沿着铁路线，如水银泄地般迅猛传播：
11月8日，哈尔滨发现疫情
12月15日，呼兰府发现疫情
1911年1月2日，奉天（今沈阳）发现疫情
1月3日，长春发现疫情
1月12日，吉林发现疫情
1月12日，北京发现鼠疫患者
1月15日，天津发现鼠疫患者
1月21日，芝罘（今属烟台）发现鼠疫患者
2月1日，济南发现鼠疫患者
……
这次鼠疫来势汹汹，不仅传播快，病死率也高。
据地方文史资料记载，吉林省榆树县前红石砬屯村民郭老十，本来在县城开一家旅店。宣统二年（1910）腊月末，有两名外地客商鼠疫病发，死在旅店内，紧接着一名店员病死。郭老十回家过年，在年三十当天病死。
悲痛的家人按照传统习俗，在家停灵五天，导致全家53口人死亡32口，随后殃及全屯村民。前红石砬屯有近100人死于鼠疫，直到正月二十，屯里的疫情才被消灭。
载满尸体的运尸车
当时，盘踞在东北大地上的外国势力主要有俄国和日本两股。为了防止疫情蔓延至本国，中俄边境出现了俄国人设下的关卡，禁止中国人进入俄国境内。原本生活在俄国境内的华商、华工，有三千多人被强行驱逐回国。
俄国人还在满洲里纵火焚烧房屋六七十间，房内的各种家具、器皿、货物也付之一炬，只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房屋里可能住过鼠疫患者。
日本人在鼠疫流行期间出台规定：“大连及旅顺口华人皆不准赴朝鲜（当时朝鲜为日本殖民地），中日各口岸有传疫性之货皆禁止出口。”东北来的大豆、皮货，通通都不要了，并在鸭绿江边安装铁丝网，每隔数十步设一岗哨，严防中国人越境。
鸭绿江是中国与朝鲜之间的界河
图自丹东市人民政府网站
其他国家听闻中国东北发生鼠疫，也十分紧张。在上海公共租界内，查疫的医生及其助手遇到面黄肌瘦、精神萎靡的人，便认为是疑似鼠疫患者，把他们扭送到外国人开设的医院强迫治疗。
还有一些市井无赖，串通外国人，伪装成查疫人员，擅入民宅，捉拿无辜平民，给百姓造成了极大恐慌。
与鼠疫传播和外国人采取防疫措施的速度相比，清政府最初的反应则堪称迟钝。
俄国人在满洲里大肆开展所谓“检疫”工作时，当地的清政府官员竟然眼睁睁地看着俄国人将货车改装成隔离营，把染上鼠疫的华人赶入车内。
哈尔滨发现疫情后，清政府仅派了两名年轻的中国医生和五名临时培训的护士参与防疫工作，根本无法应对疫病的快速蔓延。
疫病笼罩之下的民间，流传着各种稀奇古怪的药方：有人说吃熊胆、蛇胆能治鼠疫；有人说老鼠怕猫，所以应该吃猫胆；传来传去，又变成了喝猫尿可以治鼠疫……
在晚清时期列强环伺的特殊形势下，有效组织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防疫力量，并最终消灭鼠疫，不仅关系到公共卫生，还关系到国家主权。1910年12月20日，剑桥大学医学博士、时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临危受命，扛下了“鼠疫调查员”的担子。
伍连德博士
伍连德出生于马来西亚，祖籍中国广东，当时虽然年仅31岁，但受过良好的医学专业训练，又通晓英、法、德等多国语言，正是派往东北疫区的上佳人选。他接到任命后，速度行动，带着助手和一些必需的医学设备，于12月24日来到哈尔滨，开始了调查及防疫工作。
伍连德想要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次流行的疫病到底是什么病？
在当时大多数人的认知中，鼠疫鼠疫，肯定是由鼠导致的嘛。一场轰轰烈烈的灭鼠运动因此在全国展开。仅奉天一市，就消灭老鼠三万多只。
然而奇怪的是，鼠疫并没有随着老鼠的消失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以哈尔滨为例，11月8日疫情初起之时，每天死亡病例仅一两人，到了12月，每天竟有十多人死于鼠疫。日本医学家北里柴三郎在奉天将市民抓获的三万多只老鼠逐一解剖，也没有发现体内携带鼠疫杆菌的老鼠。
鼠疫杆菌
想要查清楚病原，办法似乎只剩下一个——尸体解剖。
在当时的中国，尸体解剖是大忌，必须秘密进行。12月27日清晨，伍连德和助手得知，傅家甸（今属哈尔滨道外区）一个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人在昨天深夜因为疫病去世，便连忙带上设备赶往傅家甸。
1910年的傅家甸（图自伍连德自传《鼠疫斗士》）
傅家甸是哈尔滨的贫民区。在阴暗低矮的小房子里，伍连德从尸体身上取得了足够的血液和组织，以备细菌培养和涂片观察。因为怕别人发现，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
解剖结束后，伍连德和助手又将尸体的所有脏器复位，并缝合皮肤，用棺材装殓，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以待安葬。
东北大鼠疫发生以来的首次尸体解剖，就这样在傅家甸完成了。
经过几天的细菌培养，伍连德确认，此次东北大鼠疫属于肺鼠疫，主要通过飞沫传播，而不像普通的腺鼠疫那样，通过老鼠和跳蚤传播。根据解剖结果，伍连德提出了如下九条建议：
1
1 傅家甸存在肺鼠疫流行，已经被临床和细菌学检验充分证实；
2 该传染病几乎完全是从人到人传播，因此防疫的重点工作应该集中在流动人口和居民中；
3 满洲里和哈尔滨之间的铁路交通必须严格管制；
4 开放的道路和结冰的河面助长了鼠疫的传播，必须派人巡逻；
5 傅家甸应该提供更多房舍用来治疗患者，并建立隔离医院，隔离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
7 当地官员应为防疫和治疗提供足够的经费；
8 京奉（北京—沈阳）铁路沿线的卫生情况必须密切关注，一旦发现鼠疫病人，要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
9 必要时可以寻求国际合作。
1910年12月31日，外务部致电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吉、黑两省巡抚（哈尔滨当时属吉林省管辖），称：“伍医生明于医理，一切应办事宜自应授予全权，并由地方官绅协力辅助。”在名义上授予伍连德指挥防疫的权力。
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
但实际上，伍连德并不能顺利地开展工作。法国医生梅尼，就给伍连德制造了不少阻力。
梅尼时年43岁，在天津北洋医学堂任总教习多年，颇有威望，而且与东北医学界渊源深厚：在哈尔滨防疫的中国医生，大多出自梅尼门下，吉林省官医院的院长钟穆生也是北洋医学堂毕业生。
此外，1908年，梅尼曾在山海关、天津、唐山一带防治腺鼠疫，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就连梅尼本人，也认为伍连德才31岁，资历尚浅，需要经验丰富的外国同事（比如他自己）来指导工作。
1911年1月2日，伍连德去梅尼下榻的饭店拜访。没想到，两人就此次瘟疫究竟是肺鼠疫还是腺鼠疫的问题吵了一架，差点动起手来，不欢而散，随后各自向外务部提出辞呈：有这样的搭档，没法合作，不如撂挑子不干了。
东三省总督锡良发现内讧，连忙开始和稀泥：现在鼠疫蔓延的势头比较猛烈，哈尔滨、奉天等多地都发现了鼠疫疫情，不如让梅医生到奉天去指导防疫，伍医生还是留在哈尔滨，怎么样？
在两名医生僵持的当口，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梅尼医生染上了鼠疫。
1月5日，梅尼医生去俄国人开的鼠疫医院问诊。他自信这次鼠疫是腺鼠疫，不会通过飞沫传染，便没有戴口罩，而且面对面为病人做了检查。
1月8日，他开始头痛、发烧。
俄国医生得知消息后，迅速将梅尼医生送往那家三天前他还在问诊的鼠疫医院，可是为时已晚。1月11日，梅尼医生便去世了。
德高望重的传染病医生也被鼠疫夺去了生命，在哈尔滨的各国领事纷纷把这个消息电告本国政府，当地报纸连篇累牍，报道梅尼的患病和死亡经过。
这是自哈尔滨发现疫情以来，公众第一次认识到鼠疫的恐怖：连梅尼这样的医学大咖都会染上鼠疫，更别提我们这些缺少专业知识的人了！
他们终于明白：想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就得听从那些防疫人员的警告。
由伍连德提出的“戴口罩”这一措施得到了广泛推行。伍连德设计的简易口罩，用纱布制作，中间裹有消毒过的棉花，质地柔软，可以与面部紧贴，戴用时，两条缚带系在脑后。
戴口罩的防疫人员，旁边是货车车厢改建而成的临时隔离所（图自《鼠疫斗士》）
很快，大街上几乎人人都戴了这样的口罩，虽然不是所有人戴口罩的方法都正确。有的人把口罩挂在耳朵上，有些人把口罩当成护身符，挂在脖子上，还有人防疫意识过强，在口罩上洒过消毒液再戴，结果灼伤了鼻头和嘴唇。
其他的防疫措施也迅速推行：伍连德将哈尔滨疫情最重的傅家甸分为白、红、黄、蓝四个区，每区有1名主管医官，配备2个助手、4个医学院学生、58个勤务人员、26个警察，以及112辆大车和16副担架。各区居民必须佩戴相应颜色的袖标，而且只在自己所属的区里活动，如果要跨区活动，必须向防疫处申请。
每一天的报纸上，都要公布当地昨日的疫死者信息，包括死亡人数、死者姓名、住址等，一方面减少不必要的恐慌，一方面便于大众自我防护。
所有可以使用的建筑物，比如关闭的学校、人员已经撤空的客栈和大车店，全部租用，并尽可能改造为四个部分：办公区、消毒室、医务人员宿舍和接触者隔离营。所有的医务和勤务人员，不论是医生、护士、医学院学生，还是担架员、车夫，下班以后必须先进入消毒室，对身体和衣物进行严格消毒。来往的信函、文件，也都要经过消毒、杀菌。
员工消毒室（图自《鼠疫斗士》）
在哈尔滨城外，有1200名士兵严格看守，没有防疫处的特别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城。
东北的各主要交通线更是严加防范。1月14日，京奉铁路二等、三等车票停售，1月20日，头等车票也停售了。京奉铁路交通完全断绝，连关外送往北京的贡品也无法运进山海关，而是在山海关副都统处暂时收存。
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长春—大连），于1月14日全线停驶。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满洲里—绥芬河），从1月20日起，三等、四等车停止载客，头等、二等车采取严格的检疫措施。
至于水上交通，早在1910年12月，吉林东北路兵备道官员就下令禁止百姓渡江前往俄罗斯。在青岛，德国人为了防疫，竟在海里架设铁网，防止中国船只进港。在烟台和大连，两地互相怀疑鼠疫是由对方口岸传播而来，因此乘船来往于两地之间的乘客均不准登岸。在天津，凡是来自疫区的船只，如果没有西医开具的检疫证明，则不准靠岸。
东北各地纷纷仿照“傅家甸模式” 建立防疫体当地系。戏园、妓院、客栈、当铺等人员物资来往密集的地方，在鼠疫期间一律关门歇业。理发店、浴池等，则需每天消毒。浴池用过的浴巾一律焚毁，不得重复使用。
伍连德还敏锐地注意到，是否能妥善处理尸体，与防疫的成功与否密切相关。虽然官方给的承诺是妥善埋葬死者，但事实上，由于东北的冬天极度寒冷，挖掘墓穴非常困难，所有的棺材乃至裸露的尸体，都堆在白雪覆盖的地面上。一旦天气回暖，冰消雪融，后果不堪设想。
堆积在室外的棺材（图自《鼠疫斗士》）
伍连德做出了另一个重大决定：焚尸。
他首先请了一些当地的头面人物去参观位于城北的停尸场，并解说尸体和棺材裸露在外的危害。鉴于鼠疫的可怕，地方的所有领导者一致同意伍连德给朝廷上奏，允许将鼠疫死者的尸体火化。
在上奏的电报中，伍连德列举了种种状况：2000多具尸体暴露在荒野之中，事实上不可能招募到足够的工人将死者一一埋葬；如果野鼠吃了死者的尸体携带上鼠疫病菌，会增大疫病传染的风险；百姓看到堆积的尸体，会感到沮丧，导致抗疫士气低落……
电文的最后，伍连德做出保证：如蒙恩准火化尸体，2000多具尸体在三天之内便可处理完毕。
电报发出后第三天，伍连德收到了回复：准许火化。
1911年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一。
伍连德派同事全绍清医生雇了200个工人，将尸体和棺材按照100具一堆叠放，一共放了22堆。
全绍清后历任北洋医学堂教员、陆军军医学校校长、中央防疫处处长等职
1月31日下午两点，焚尸正式开始，一些资深医生和地方要员来到焚尸现场观摩。
成桶成桶的煤油泼在尸体和棺木上。一声令下，由近及远，火被点燃。刹那间，烈焰腾空，浓烟滚滚，伴随着棺材和尸体燃烧噼噼啪啪的响声。盘旋在东北大地上的瘟神，仿佛也即将被焚尸的烈火送走。
正值新年伊始，在场的人们见到如此振奋人心的景象，无不兴奋异常。防疫人员士气大振。此后，各地防疫局也开始用火化法来处理鼠疫死者。
神奇的是，从焚尸的1月31日开始，傅家甸地区因鼠疫导致的死亡人数逐渐减少，并在整个2月一直呈下降趋势，没有出现反复。
3月1日，傅家甸报告了最后一个鼠疫病例。东北其他地区的疫情也逐渐得到控制。
到了4月，这场历时7个月，波及全国多个省份，总计死亡人数达六万多人的大鼠疫，终于宣告结束。
回想疫情最为猖獗之时，无论中国外国，社会各界几乎都认为清政府不可能成功扑灭鼠疫疫情。外国舆论自不必说，就连当时的清朝重臣、锦（州）瑷（珲）铁路督办郑孝胥，都在1910年12月的日记里写道：“中国政事素以姑息为主义，其知识、手段万不足以施行防疫之政。”
郑孝胥，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
孰料，防疫之战竟在中国人的指挥下最终获胜。无怪乎外国媒体在鼠疫疫情平息之后高喊：清政府这次居然令人刮目相看！
（清政府）于北方救疫事宜，其布置之完备，与对付之敏捷，一扫本来敷衍因循之积习，实出人意料之外，事后追思，大有兴味。
——美国《世界大势报》
1911年6月，李广诚译
1911年4月3日，为了介绍此次鼠疫防治的成功经验，清政府在奉天组织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美、俄、日等11国代表，主要研讨了此次鼠疫的疫源物、鼠疫的防治措施、药物消毒法等等。
参加万国鼠疫研究会的各国医学代表合影，前排右四为伍连德博士（图自《鼠疫斗士》）
在此次鼠疫中，哈尔滨中医顾喜诰、贾凤石，以及开元县一名妇女林单氏的情况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这三个人贴身护理过多名鼠疫患者，与鼠疫患者同处一室，也不戴口罩，却奇迹般地没有染上鼠疫。各国专家无不引以为罕，对三人进行多次抽血化验，但结果竟然与常人无异。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归功于先天免疫力了。
顾喜诰（中）、贾凤石（左）与防疫人员合影（图自《鼠疫斗士》）
抗疫成功的伍连德博士，担任了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的总医官，继续为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而奋斗。
1917年，山西流行鼠疫，延及内蒙古、河北、安徽、山东等省，伍连德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奔走灭疫，终于在1918年5月将疫情平息。
1919年，哈尔滨流行霍乱，伍连德救治2000余人，又发明高浓度盐水静脉滴注治疗法，效果良好，控制了疫情。
中华医学会、全国防痨协会、北京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今哈尔滨医科大学）……这些专业组织机构和院校，或是伍连德亲自主持创办，或是伍连德参与创办。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伍连德不愿意与日本合作，愤然离开哈尔滨，来到上海，在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任职。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伍连德被迫离开中国，举家返回马来西亚定居，1960年，以81岁高龄病逝于马来西亚槟榔屿。
回顾1910年的东北鼠疫，不难发现，从疫病的源头，到疫情初起时各界的反应，防疫措施，医护人员的奉献精神，乃至疫病流行期间发生的种种荒诞事件，都与2020年年初的这场疫情有颇多相似之处。
如何防范大规模传染病的发生？一旦疫情发生，人类又该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也许是值得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
伍连德自传《鼠疫斗士》1959年英文版初版封面
最后，让我们用伍连德自传《鼠疫斗士》中的一段话做结吧：
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幸福繁荣。中国在长达四五千年的历史中，曾经历过无数兴衰，方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上取得今天的地位。
——伍连德自传《鼠疫斗士》自序
伍连德著，程光胜、马学博译《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
焦润明《清末东北三省鼠疫灾难及防疫措施研究》
马伯英《中国近代医学卫生事业的先驱者伍连德》
胡成《东北地区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
管书合《伍连德1910—1911 年在东北防疫中任职“全权总医官”考》
（本文图片如无特殊注明，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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