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漢武帝所設——“漢四郡”與“河西四郡”的迥異命運

導讀:西漢武帝滅亡“外臣”衛氏朝鮮,在其故地設置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史稱“漢四郡;破匈奴佔據的河西地區,設置酒泉、張掖、敦煌、武威四郡,史稱“河西四郡”。

這八個郡都是漢武帝主動爭取戰略空間的邊疆政策下的產物,但命運卻不盡相同,“漢四郡”僅同時存在二十餘年時間,就不斷收縮,最終被放棄;而氣候條件更為惡劣的“河西四郡”卻長久處在中原朝控制之下,成為穩固的直屬領地。

西漢帝國在東北和西北方向的戰略延伸

「河西四郡的設立」

同為漢武帝所設——“漢四郡”與“河西四郡”的迥異命運

河西四郡

河西四郡是本著“通西北國”和“隔斷羌胡”的需要而設立,但關於河西四郡的具體設立時間難以準確考量,這主要源於不同的史籍記載不盡相同。

《漢書·武帝紀》雲:(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眾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

(元鼎六年)秋……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

即元狩二年,在渾邪、休屠二王“故地”置酒泉郡,元鼎六年又從武威、酒泉附近分設張掖、敦煌二郡。並從內地遣發戍田卒及移民,充實開發這一地區。

《漢書·地理志》則雲:張掖、酒泉二郡“武帝太初元年開”;武威郡“武帝太初四年開”;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

即太初元年設置酒泉、張掖二郡,太初四年又設置武威郡,設置敦煌郡則是漢昭帝時期了。

關於四郡設置時間難以斷定主要是《漢書》《史記》又有許多其他與以上記載自相矛盾的史料。

當今史學界認為《漢書》中《武帝紀》與《地理志》的說法都存在問題,多數人觀點是:武帝時設置的有酒泉、張掖、敦煌三郡,武威置郡則設置在漢昭帝時期,最終形成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四郡由西到東依次排列的格局。

「漢四郡的設立」

同為漢武帝所設——“漢四郡”與“河西四郡”的迥異命運

漢四郡

在衛氏朝鮮滅亡之後,漢朝在衛氏朝鮮的故地設置了樂浪、真番、臨屯、玄菟四郡進行直接統治。

但關於四郡設置的時間,史書記載頗有不同,學者的認識也存在差異。明確記載四郡設置時間的史料,主要有如下記載:

《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夏……故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即四郡為元封三年在衛氏朝鮮滅亡的同一年所同時設立。

《漢書·地理志》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

《地理志》則認為玄菟郡是元封四年所設,晚於其他三郡。

但當今多數人是認為《漢書》的記載出現錯誤,樂浪、真番、臨屯、玄菟四郡應該是同一年設置。

不同的歷史走向

「漢四郡」

漢四郡設有漢的太守及其他官吏,郡下設縣(如樂浪郡有二十五縣)。各縣不僅有漢人官吏,而且有朝鮮土著出身的官吏,他們被漢政權封為“侯”爵,參與了統治。

四郡中,樂浪郡治所在今朝鮮平壤,是西漢統治者控制朝鮮半島的政治經濟中心。

漢王朝對朝鮮地區基層管理的羈縻形式使得當地居民受到了雙層剝削,因而造成了難以緩和的矛盾。

同為漢武帝所設——“漢四郡”與“河西四郡”的迥異命運

樂浪郡遺址

漢四郡設立僅僅二十六年之後,漢王朝便於公元前82年撤掉了位於今天韓國漢江流域附近的真番郡,當時的漢朝經過了武帝時期的南征北戰,國庫極度空虛,繼位之初的漢昭帝為了在邊疆區域減少軍費靡耗,因而將長期屯兵駐守卻叛亂不斷的真番郡放棄。

七年之後,位於中央山脈以東的朝鮮半島東部高原地區的臨屯郡同樣被放棄,這次的原因大致是由於臨屯郡轄地為朝鮮半島東部高原山地地帶,穢人流竄期間難以鎮服,因而被迫放棄,部分土地併入樂浪郡。因此,到宣帝時期,漢朝在朝鮮半島南部地區已經全部喪失。

《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高句麗“侵樂浪郡,虜獲男女二千餘口”。

故國原王四十一年,“百濟王率兵三萬來攻平壤城”

小獸林王七年“百濟將兵三萬來侵平壤”

廣開土王四年,“與百濟戰於浿水之上”

後來高句麗崛起於東北,逐步蠶食位於朝鮮半島東北部的玄菟郡轄地,使其被迫遷往遼東。

隨後又不斷向僅存的樂浪郡施壓,終於在西晉末年的中原大亂中攻佔了樂浪郡,從而使中原王朝在朝鮮的統治最終以失敗告終。

「河西四郡」

河西四郡均屬於新築城,四郡在選址時既要選擇軍事上方便駐守更要考慮距離水源地近,因此四郡均位於河流附近。

河西四郡初設時人力、物力少,河西的防禦力量相當薄弱,但的此時匈奴經過漠北之戰後,實力人衰,無力南進,給了漢朝在河西發展的人好時機。

司馬遷《漢書·武帝紀》載:“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

“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

“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乃徙貧民於關以西”

河西四郡實行軍民一體,多次將內地災民、貧民、罪犯向河西地區移民戍邊,充實人口,設置屯田區,實現糧食自給,終西漢一代,河套徙民估計約百萬人,使河西走廊成了新興的農業區。

同為漢武帝所設——“漢四郡”與“河西四郡”的迥異命運

軍事屯田

移民到河西后按照軍事編制進行管理。按其職責有田卒、守谷卒、河渠卒等。漢政府還設置了一系列的官職,如農都尉、護田校尉、候農令、守農令、勸農椽、倉長、倉佐等,以便於屯田管理。

每個郡都有獨立作戰的能力,而且各郡之間互相關聯,牽一髮而動全身。

“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輒破之”

史料記載,以河西四郡為起點,漢武帝向匈奴發動的戰爭就有十餘次之多,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霍去病於公元前121年指揮的河西戰役,此後隋、唐等歷代王朝也都沒有停止對河西四郡的開發。

“漢四郡”與“河西四郡”差異決定命運

「對中原文明格局意義不同」

西漢的國家重心在關中,關中地區緊鄰遊牧民族活動區域,西周就是亡於關中西邊的犬戎,這個歷史教訓不可為不深刻,晚期的唐朝因為失去攏右多次被吐蕃長驅直入攻入長安,從擴展戰略縱深角度看,河西走廊相比比朝鮮半島在王朝命運上更具重要性。

在冷兵器時代,關中正居於一個戰略制高點的位置:對內地,它對東部、東南和南部取居高臨下之勢。唯獨西邊是關中的軟肋,保住關中必須依賴河隴之保、河西之固。河西四郡向西延伸至河西走廊及以西地域,是保證帝國外部安全的最重要的地區,為漢帝國贏得了重要的戰略緩衝區。

同為漢武帝所設——“漢四郡”與“河西四郡”的迥異命運

漢武帝繼位時漢朝疆域

同時河西四郡的設立,意味著漢王朝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從此千里河西走廊猶如一把中原伸出的長劍,突破了匈奴對內地的包圍,切斷了匈奴與西羌的交通,隔離了蒙古高原與青藏高原,形成了對匈奴的反包圍所謂斷匈奴之右臂,張漢家之肘腋”。

而漢四郡對西漢王朝開說,雖然控制了可以增強對匈奴的包圍,起到“斷其左臂”的作用的,但作用來說是不如河西的,從“漢四郡”出兵並不便捷。

擁有遼東和幽雲十六州的西漢並不特別需要漢四郡來為自己爭取戰略空間,西漢重心遠在關中,東北方向本身戰略縱深就大,沒有朝鮮半島也不會有致命危險。

「耗費維護成本不同」

西漢經營開發河西,靠的是大規模的移民活動,把中原地區的貧民和罪犯遷到河西。據《漢書·地理志》所載河西四郡當時有戶六萬一千餘,二十八萬餘。大量勞動力的進人,加以他們帶來中原人民豐富的農耕技術,大大促進了河西的開發。

西漢王朝在河西實行屯田制,屯田制分軍屯與民屯兩種,軍屯則由戎邊士兵耕種,收穫交公,衣糧由國家供給,民屯則由徙民耕種向國家交納地租。

同為漢武帝所設——“漢四郡”與“河西四郡”的迥異命運

祁連山脈

屯田取得了卓越的成績,意義重大,可以說“河西四郡”自己構成了一個獨立的經濟、軍事、農業“生態系統”,減輕了國庫負擔。

“漢四郡”則完全相反,漢四郡居民成分以當地部族為主,漢族為少數,“漢四郡”自設立其就反抗不斷,常年鎮壓流寇維持社會治安就耗費了大量資源,需要靠國庫輸血才能維持運轉,屬於賠本買賣,最終當國力衰落就不可避免內撤、合併。

「陸路交通格局的意義」

西漢時代的陸上對外貿易依賴“絲綢之路”這一條線,西漢王朝設立河西四郡並著力經營河西地區,目的就是為了打通與西域聯繫,“絲綢之路的存在,揭開了東方中國與西方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往來和交流。

同為漢武帝所設——“漢四郡”與“河西四郡”的迥異命運

河西走廊

以漢唐大一統強盛王朝為代表,中西之間的聯繫、交往和相互影響加深加快,這對於中華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和西方文明都產生了巨大影響,甚至改寫了各自的歷史發展路徑。

陸上絲綢之路雖不止綠洲(或沙漠)之路一條,但是,它卻是最為平坦易行和最為重要的一條主幹道。祁連山下的河西走廊是上天留給華夏民族的一條絕佳的呼吸通道,所以,河西地區無疑是中西文化交流之孔道,絲路交通之鎖鑰。

同為漢武帝所設——“漢四郡”與“河西四郡”的迥異命運

朝鮮半島北部地形

而西漢地處亞歐大陸東方,貿易對象全部在西方,自然不需要維持一條向東的陸上通道。而從切地形上看,從中原通往“漢四郡”要經過燕山山脈、遼東丘陵、朝鮮中央山脈的重重阻隔,可以說地理上的阻隔讓朝鮮半島與中原天生處在了不同的獨立單元。

結語

以“河西四郡”為紐帶,中原王朝最終實現了對西域的控制,而與遼東一江之隔的朝鮮半島最終沒能納入華夏的版圖,可以說這是歷史的遺憾,也是當時歷史的侷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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