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帝王的專有稱呼一般不外乎“天子”、“皇帝”兩種。天子之稱始於周天子，代表著周王是天帝之子，意味著君權神授，解釋的是君王權力來源的合法性。而皇帝這一稱謂，應當是秦始皇的首創，他自認為統一天下“德兼三皇、功蓋五帝”，因此合三皇、五帝而為皇帝，也是另一種權利合法性的解釋。
但唯獨趙宋一朝的皇帝在稱謂上顯得獨樹一幟，人人都稱他們為“官家”，有時皇帝也自稱“官家”。
官家這一稱謂，並非宋代獨有也不是宋代首創。根據史料記載，至少東漢末年就已有用“官家”來指代朝廷、政府，後來又一度用於泛稱位高權重之人。
然而趙宋皇帝為何會將“官家”一詞定為自己的專有稱謂呢？有學者研究認為，這是趙宋朝廷的皇帝比以往任何朝代的皇帝都更為清醒，對自身處境認識更加客觀和理性，因此選擇了“官家”這個相對通俗的稱謂，來顯示皇帝也是人的一個職位，而非一個高不可攀和不可逾越的“神”。
誠如斯言，開國之初政權初創、制度粗疏，內外形勢並非十分有利的情況下，宋太祖趙匡胤可以因陋就簡接受“官家”的稱謂，但他並非就甘於接受這樣的事實，而是逐步採取了一系列強化君權的政策，來提高“官家”的權威。
而隨著時間的延續，趙匡胤的繼承者們則有著更高的企圖，希望君權從當初的世俗化，重新回到超脫世俗、走向神聖的高度，以此為天下臣民建立向心力，並杜絕一些人對趙宋政權的覬覦之心。
因此，“官家”稱謂只會短暫停留在稍顯世俗化的位置上，如同“皇帝”稱號一樣走向神聖化則是必然，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宋太祖趙匡胤
【一】東漢末年，“官家”作為朝廷、政府的代稱（泛稱），暫時沒有和帝王劃上等號
《三國志.魏書.張既傳》引《魏略》中記載，“渭南之戰”前曹操成功策反韓遂的部將閻行，閻行主動提出將父母留在朝廷作為人質，同時勸說韓遂將兒子也遣往朝廷為質。隨後馬超等人裹挾韓遂反對曹操，曹操用計大破馬超、韓遂聯軍，並將韓遂兒子處斬。
但對於隨著韓遂逃亡的閻行，卻專門寫信敦促其回來，信中有一句半帶威脅的話，“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也不能久為人養老也”。大意就是閻行你趕緊回來，不然你老父老母就只有在牢獄之中待著了，而且牢獄也不是給人養老的地方，待不了多久就得處理掉。閻行也很明白，沒過多久就躲開韓遂，回到曹操身邊了。
東漢末年，荀彧的堂兄荀悅著寫《前漢紀》，在《孝文皇帝紀》中對於朝廷賦稅政策和地方豪強巧取豪奪進行了深刻的評價，說“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
這裡的“官家”與“豪強”相對，也是指代西漢朝廷和政府。意思就是西漢朝廷、政府輕徭薄賦的程度，可以媲美上古三代的君王，是十足的仁政。
簡言之，漢末“官家”一詞的出現，是一種非具體的泛稱，用於指代朝廷或政府，暫時沒有與帝王劃上等號。
《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在敘述東夷的風俗習慣時，也曾用“官家”來代指當地的部族政權或者是小朝廷，同時也證明“官家”此時並不尊貴。
曹操
【二】兩晉至五代時期，“官家”開始與皇帝沾上關係，但還不是皇帝的專用稱謂
① 晉武帝司馬炎是第一個被稱為“官家”的皇帝
隨著時間的推移，經過漢末及曹魏政權數十年間的變化，到了晉代“官家”逐漸與皇帝產生了關聯。
據《華陽國志.後賢傳》，晉武帝司馬炎咸寧三年，益州刺史王濬奉命督造戰船，打造水軍準備襄助羊祜伐吳。伐吳雖然是晉武帝的主張，但此時西晉朝堂上對此全力支持的人並不多。王濬本人也有狐疑，只調來了600兵士參與造船。
見此情景，主簿何攀建言應立即增調兵士，以萬人造船幾個月就可完成，並用既成事實來堵住那些反對伐吳的悠悠之口，幫助武帝建不世之功。在建言中，何攀就使用了“官家”一詞，“官家雖欲伐吳，疑者尚多”。
此處的“官家”如果解釋為朝廷，則伐吳應當是朝廷共識，但懷疑者眾多顯然朝廷並沒有共識。如若解釋為伐吳暫時只是晉武帝司馬炎的主張，朝堂之上有諸多懷疑，似乎更為合適。
如此，則晉武帝司馬炎可算是歷史上第一個被人稱為“官家”的皇帝。
晉武帝司馬炎
② “官家”指代皇帝多次見諸兩晉至隋唐的史籍
五胡十六國時期，北方石趙政權武帝石虎的兒子石邃因為怨恨父親寵愛自己的兩個兄弟，準備造反時說了一句“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意欲裹挾身邊的人跟隨。
《晉書》、《資治通鑑》都記載了這件事情，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時說石邃是第一個把皇帝稱為“官家”的人，後世多采用這一說法。
除此之外，在《宋書》《南齊書》《梁書》中，也有多處關於時人將皇帝稱為“官家”的記錄。
據《資治通鑑.唐紀》，朱溫在篡唐自立之前，挾持唐昭宗遷往東都洛陽，昭宗以皇后剛剛生產不宜遠行答覆。朱溫懷疑昭宗徘徊不定，大發雷霆，馬上命令牙將寇彥卿，你趕緊給我去把催促“官家”趕緊過來。《舊唐書.昭宗本紀》也有多處皇后、李昭儀等稱昭宗為“官家”的記載。
上述見於史書的“官家”，都不是什麼太平時期的天子和帝王，似乎給“官家”這一稱謂蒙上了一層愁雲。
朱溫
③“官家”雖已用於稱呼皇帝，卻仍然可以用於指代朝廷
晉安帝司馬德宗元興元年（402年），歷時三年的孫恩起義被鎮壓，但餘部幾千人推舉孫恩的妹夫盧循為首領，在東南沿海繼續活動。
由於桓玄忙著在朝中掌控局勢，對盧循採取招安籠絡的手段，給其授官永嘉太守。但盧循並不滿足，此後一度佔領廣州並一路北上，幾乎佔領建康。
時人對此多有不滿，於是編出歌謠“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借小兒之口諷刺桓玄養虎為患，記載於《晉書.五行志》。此處的“官家”仍然是指代以桓玄為代表的東晉朝廷，是一種泛稱。
到了唐代，白居易的新樂府詩歌《鹽商婦》中，“官家”一詞也多次出現，用於指代唐朝廷。“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尚書遠不知。”
可見兩晉到隋唐代，“官家”作為稱謂，既能用來指代皇帝，也能指代皇帝所代表的的朝廷，並不是一個專用稱謂。
晉安帝司馬德宗
【三】宋承五代，趙匡胤接受“官家”稱謂並將其專屬化，是因循故事之下試圖恢復君權的努力
五代時期，延續前朝習慣，仍然時不時稱呼皇帝為“官家”，分別見於《舊五代史.李從敏傳》和《新五代史.慕容彥超傳》。
960年，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代周自立為大宋帝國。“官家”這一稱謂也被趙匡胤延續下來，併成為歷代趙宋天子的專屬稱謂。
“官家”由一開始的泛稱朝廷，發展為臣下和民間對帝王的稱呼，並很長一段時期內同時指代帝王和朝廷。但似乎並沒有得到歷代帝王的官方認可，因為在北宋以前沒有帝王自稱“官家”的記載。
同時，“官家”大多數時候都出現在政權動盪、君權不穩的時候，比如東晉、五胡十六國、唐末、五代等，隱隱約約中透露出一種對帝王和君權的貶抑，這表明皇帝的權威受到了貶損。
堪稱雄才大略的宋太祖趙匡胤不會不明白其中的奧妙，但仍然選擇了繼續“官家”這一稱號，並將其發展成為天子、帝王的專屬稱謂。
但這正是趙匡胤在五代動盪之後所採取的因循權宜之計，先借此延續和穩定局面，再力圖讓“官家”稱謂的專屬化與北宋政權的鞏固之間相輔相成，共同推動已經被弱化的君權重新走上至高無上的位置。
當然，這樣的努力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因為這需要實力保證和人心歸一。而在集中權力的過程中，似乎遠不如“杯酒釋兵權”那般溫和，趙匡胤不得不採取一些江湖草莽式的手段。
宋初，趙匡胤多任命“義社十兄弟”中的親近者擔任節度使，而這些人也似乎沒有改掉五代時期的習氣，驕橫跋扈、散漫不經，對於志在鞏固政權的趙匡胤而言，他們是需要解決的障礙。
《野客叢書》曾記載這麼一個故事，趙匡胤召集兄弟們遊獵山林，停頓下來喝酒時，突然冒出一句“此處無人，爾輩要做官家者，可殺我而為之”，兄弟們自然嚇得趕緊跪下。趙匡胤見此情景，又說你們既然奉我為主，就要有為人臣的樣子，恪守臣節、實心任事。
通過這樣的江湖方式，趙匡胤敲打不聽話的弟兄們，讓他們明白現在已經是大宋，而不再是過去的五代十國，不能再想著“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了。
當然這個故事只是讓我們看到了趙匡胤維護君權的冰山一角而已，而終宋一朝奉行的“事為之制，曲為之防”、崇文抑武等國策，才是保證“官家”君權在不那麼至高無上的情況下，也能保證江山萬世一系。
宋太祖趙匡胤
【四】自宋太宗時開始，“官家”開始尋求神聖化的解釋，逐漸成為尊稱
渡過太祖朝的制度草創和政權鞏固期之後，趙宋王朝迎來新的“官家”宋太宗趙光義，他對於僅僅通過集中權力來提高君權並不感到滿意，因為“官家”一詞的俗語化含義始終讓人難以接受。
趙光義需要對“官家”稱謂尋求更為高大上的解釋，至少要獲得 “皇帝”稱謂一樣的儀式感，才能滿足天下唯我獨尊的內心。
為此，趙光義先後向散騎常侍徐鉉、禮部侍郎杜鎬詢問“官家”這個稱謂到底有何含義。為什麼趙光義要找這兩個人，而不是其他人呢？就要來看看這二人的真實身份了。
徐鉉，本是南唐降臣。十歲能文，與韓熙載齊名於江南。南唐時擔任過禮部侍郎，是個很有學識的人，喜歡給別人的文章挑刺，並因此得罪人而被誣陷貶謫。跟著李煜投向北宋之後，官至散騎常侍，奉詔參與校對《說文解字》。
杜鎬，也是南唐人，比起徐鉉來更是厲害人物，史稱其“幼好學，博貫經史”。入仕北宋後，從國子監丞最後官至禮部侍郎，曾參與修《太祖實錄》《冊府元龜》。
從二人的經歷來看，趙光義選擇讓他們來解釋“官家”的含義是有深意的。
首先二人都是學識淵博，還都做了禮部侍郎，對於關乎國家禮儀和形象的“官家”稱謂最有解釋權。其次，二人都是南唐降臣，說出的話可以認為不阿諛不奉承，能夠起到宣傳的效果。
果然徐鉉和杜鎬都給出了讓宋太宗很滿意的答案，二人在不同的時間說出了同一句話，“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意思就是“官家”實際上就是合三皇五帝功業於一身的尊號，跟秦始皇首創的“皇帝”沒有分別。
以徐鉉、杜鎬二人的身份，將“官家”與三皇五帝聯結在一起，就使得“官家”與同樣來自三皇五帝的“皇帝”一樣，實現從一個缺少意涵的稱謂上升到標榜功業和權力來源的尊號的昇華，實現神聖化 。
宋太宗趙光義
太宗的繼承者宋真宗趙恆，在這一場對“官家”稱謂神聖化的運動中，扮演了一個效果檢驗者的角色。在一次與侍讀李仲容飲酒的過程中，真宗藉著酒勁就問李仲容為什麼天子稱“官家”，李仲容也是毫不猶豫就拿出和徐鉉、杜鎬一模一樣的答案，“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
可見對於“官家”的神聖化解釋是成功的，這種解釋已經在北宋士大夫的腦海中形成了思維定式，甚至可以說融入了潛意識之中，張嘴就能答出來。
“官家”在士大夫心目中神聖化，也必然會將神聖化引向天下臣民，以及遙遠的異域外邦。熙寧四年（1071年），西域于闐向宋朝廷上表時，就稱神宗皇帝為“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而不是大皇帝。
宋真宗趙恆
結語
“官家”作為一個泛泛而指的代稱，歷經幾百年的變遷，成為帝王的世俗化稱謂。經過趙宋王朝對“官家”稱謂的接受、專屬化和神聖化，與北宋亟需加強的君權互為表裡，完成“官家”從稱號到尊號的昇華，也完成君權自唐末五代衰微削弱之後的迴歸和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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