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前夕馬識途題“福”字。
2011年11月第八次全國作代會期間，馬識途與呂雷（右）、韓小蕙（左）合影。饒翔攝
借調憶秦娥·元宵
元宵節，中華自古稱佳節。稱佳節，全民歡樂，笙歌通夜。今年元宵大減色，千門萬戶守家宅，守家宅，冠狀病毒，城鄉肆虐。
戰妖孽，中華兒女不畏怯。不畏怯，全民動員，鏖鬥不歇。病毒擴散全阻絕，冠狀惡魔盡殲滅。盡殲滅，大功告成，歡呼祖國。（馬識途作詞並書）
近日，106歲的老作家馬識途獲知新冠肺炎疫情後，慨然填詞《借調憶秦娥·元宵》，勉勵中國人民“不畏怯，全民動員，鏖鬥不歇”。心繫疫情的馬識途，在得知四川省北大校友會發起“百萬口罩行動”後，參與並呼籲校友關注，又立刻捐贈2萬元，支援前線抗疫。時至今日，馬識途仍然以106歲的旺盛的生命力，生氣勃勃地迎來每一個金光燦爛的旭日，送走紅雲萬道的晚霞！在全民族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戰役中，這尤為我們樹起了一座山嶽般的豐碑。
2020年1月15日，舊曆豬年臘月二十三，晚上9點48分，我的手機突然響了：
“喂，我是馬識途的女兒馬萬梅。馬老給你寫了一個福字，我現在給你快遞過去……”
太突然了，我望著窗外漆黑的夜色，一時竟有點兒懵：“謝謝大姐！謝謝馬老！祝他老人家新春大吉！”
放下電話，我認真地又核算了一遍：馬老是1915年1月生人，今年已經是106歲的老神仙了！
106歲，耳不聾，眼不花，腦子不亂，手不打抖。還能寫文章。還堅持習書法。還能想起我這個遠在數千裡之外、好幾年未聯繫的文學編輯——焉能不稱“老神仙”？
第三天一大早，從成都飛來的快件到了。小心翼翼拆開，但見用保鮮膜精心包裹著一張40×40釐米的大紅紙，上面赫然一個大“福”字，碑隸體，筆力遒勁，渾厚蒼茫，每一筆都是一筆拉出，每一劃皆元氣淋漓。見字如面，一時間，我分明覺得馬老就在我面前，洪鐘似的說話和開懷暢笑，像一座雄偉奇峻的大山。
大“福”字左右，還各有兩行小字。左邊是：“韓小蕙同志 2020年元月”；右邊是“百〇六歲叟馬識途”，其中，“歲”與“識”字都是繁體，多難寫啊！一左一右，對稱美，均整美，小字筆體清秀，靈動如走龍蛇，漂亮極了！
我把目光重又落在大“福”字上，細細品。“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驀地，整張紅紙彷彿燃起一簇火焰，熊熊的壯闊裡，我看見了識途馬老的一連串身影。
血裡火裡鍛造，百鍊成鋼
說來那是半個世紀前的事情了，我第一次看到“馬識途”這個名字，是在1966年。當時我失學在家，迷上讀小說，尤迷長篇，當時書都燒了，不容易找，常常碰上哪部是哪部，捧著厚厚的一本不捨得放下，既想快快讀完，又期盼著永遠也讀不完。有一天就遇到了《清江壯歌》。
這是馬老的代表作，根據烈士何功偉和劉惠馨的原型而寫成，講述了這兩位20世紀30年代走向革命的知識分子，懷著推翻舊社會、建立新中國的理想，在鄂西恩施地區的清江之畔，開展地下黨秘密工作，後被叛徒出賣，被捕入獄，最終被敵人殺害壯烈犧牲。其中有一個情節，長留在我少年的心懷裡，即劉惠馨在走向刑場的路上，將懷裡的小嬰兒放置在路邊的草叢中，被一對善良的農民夫婦收養……多少年後我才無比震撼地得知，這件事情竟是真的，那個活下來的小嬰兒，就是馬老的大女兒呀——是的，劉惠馨烈士，正是馬老親愛的妻子！
哦，馬老就是當年從火裡和血裡走出來的革命者，他1945年畢業於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即參加了革命，很快成長為一名具有高級知識分子背景的領導幹部，擔任了中共鄂西特委書記、川康特委副書記等職務。後於全國解放前夕回到家鄉重慶，在中共地下黨中擔任領導職務，與垂死掙扎的國民黨進行了殊死的戰鬥……
《清江壯歌》是一曲壯懷激烈的大歌，不僅人物鮮明生動，故事跌宕起伏，情節扣人心絃，吸引著我不肯放手地讀下去；而且重要的是，那貫穿全書的崇高的革命獻身精神，強烈地撥動了我的心絃——雖然那時我只有12歲，但從小長在紅旗下，受到革命教育的我，還是激動得心潮起伏，以至於平生第一次，去關注這部書是誰寫的。結果，愣住了，“馬識途”，這是多麼奇怪的一個名字！哥哥說，對，就是馬認識路，你沒聽說過中國有一個成語，叫“老馬識途”嗎……
歲月如飛箭，真不可等閒，一晃，半個世紀就過去了。完全沒想到的是，那一曲清江的壯歌一直還在我心頭縈繞著，我竟也從中文系畢業了，並且成為光明日報的文學編輯。我從沒忘記“識途老馬”，終於在一次文學活動中，見到了心中的那座大山。
那是1993年，首屆“建築與文學研討會”在南昌滕王閣召開，50多位中國作家和建築大師與會，主辦方也榮幸地請到了馬老。時年78歲的馬老，身量挺直，面色如玉，戴一副金絲眼鏡，儒雅翩翩而不失威儀，說話帶笑意，聲音似洪鐘，完全不像大官，而盡顯大學者之氣。此前，我與馬老早就通過數封信，約他為我們文學副刊寫過數篇稿子，他老人家在那個時期，在全國各地的重要報刊上，很發過一批文章，基本都是針砭時弊的雜文和隨筆，非常符合報紙的需要。馬老很高興地接受了我的約稿，把他最滿意的文章都給了我們，極大地提升了光明日報《文薈副刊》的質量和聲譽。總之給我的印象，這是一位胸懷著崇高的革命理想、境界遠大的革命家，他心裡裝著的，全是如何把國家建設得更好，推動社會前進，提升百姓福祉，實現人人共同富裕，讓中華民族毫無爭議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是他一生的追求——一位可敬的老共產黨人啊！
不忘初心，堅持前行
每次來信，馬老都稱呼我為“小蕙同志”，落款為“馬識途”。但也有不同，大概是記住了我曾向他講述過少年時識得他名字的情節，有幾次來信，特別是在書法作品上，落款就是“識途老馬”。
此後從1993年至今，馬老為光明日報《文薈副刊》寫了10餘篇文章，長的有數千字，都是思想性極強的大文，卻沒有一篇是吹噓自己曾經輝煌壯麗的個人經歷之作。1994年，在我們搞的“‘永久的悔’無獎徵文”中，馬老寫來了一篇《未悔齋記》，在裡面清楚地表明瞭他自己的心跡。
他說，從崗位上退下來以後，他本可以去打太極拳、學氣功、習字畫，為自己的長壽而奮鬥；可以去下棋、玩撲克、打麻將，可以去湖邊垂釣，息心養氣；可以去老朋友家擺龍門陣，交流烹飪學、養生學；可以當孫輩的牛馬；可以去參加各種會議，坐在主席臺前排，風風光光，品評香茶；可以去風景名勝遊山玩水，可以到自己工作過的地方走走，重溫一下“老上級”的感覺……對於這些，他一概不沾，卻沉湎於寫作，而且不接受“文革”時罹文字獄坐了6年牢的教訓，還偏偏寫作時評和雜文，因文字惹了是非，給自己帶來新的麻煩——對此，他說，“我卻並不感到愧疚，也從來沒有失悔”。
為什麼？
“位卑未敢忘憂國。”如果我連心裡想說的話，在當今盛世也不敢說，我就愧對那些和我一塊兒在舊社會提起腦殼耍、鬥爭至死的戰友和家人。正是有他們那種驚天地、泣鬼神的大無畏精神，才迎來了現在的新社會呀。
馬老一生鍾愛文學，早在1935年就已發表作品。1945年從西南聯大畢業後，他也一直堅持在艱苦的戰鬥歲月裡，邊戰鬥邊積累素材，有空就抓起筆寫上幾段。他著有長篇小說《清江壯歌》《夜譚十記》《巴蜀女傑》《雷神傳奇》《滄桑十年》及《馬識途文集》（12卷）等數百萬字的作品，然而最能披露其心跡的，我認為，就是這篇《未悔齋記》。他說：“我回顧我在解放前的前半生，曾經在血與火的戰鬥中，經歷過生與死的考驗，解放後又在風風雨雨裡，跌跌撞撞地行走了四十幾年……‘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原的這句詩，是我一生信守的。我是本著自己的良知良能，才從事寫作的。”為此，馬老還寫下“無悔無悔，我行我素”8個大字，掛在牆上，作為鼓勵和警示自己的座右銘。後來還覺不夠，索性將他的書齋名字改為“未悔齋”。
看看，一位心地坦蕩的老革命家，是多麼令人高山仰止。尤其讓我沒想到的是，馬老做了一輩子官，並且很早就進入了高級幹部行列，他卻仍保持著“我手寫我心”的拙真，“對於紛至沓來的社會現象，逼著我不能不看，看了不能不想，想了便不能不寫點自己的意見，所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這種對黨和革命事業負責的高風亮節，與時下一些只見領導眼色行事，哪兒管國家和百姓蒼生受損的庸官、昏官、混官、投機分子、蛀蟲相比，不啻是高泰山而矮塵埃。
“相信勝利，準備犧牲”，是我們當年普遍的信念
2010年，因為一個事件，我對馬老的瞭解又深化了一層。同時也使我們之間的關係，超越了一般編輯與作者的工作關係，而昇華為一種帶有親情般的關注與惦念。
那年清明節期間，我們到重慶參加中國作協主席團和全委會會議。時任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的呂雷兄，帶著其老父呂坪同志親手寫的紅絲帶，專程去渣滓洞烈士紀念館，尋找齊亮、馬秀英、馬有猷、楊翱、陳詩伯五位烈士的靈位。
1948年，呂雷剛剛1歲，呂坪在重慶做地下工作，任鄉建學院地下黨組織負責人，他的直接領導是馬有猷同志。一日，馬有猷的領導、重慶北區書記齊亮突然緊急面見他，告訴他馬有猷已經被捕，因為中共重慶地下黨市黨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雙雙叛變了，重慶地下黨組織的所有成員都處於極度危險中，命他趕緊帶領已經暴露的同志撤離。而齊亮為了營救更多的同志，冒著生命危險，毅然留下來繼續奔走，最終被叛徒認出，遭到逮捕，於1949年11月14日重慶解放之前，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下。同他一起犧牲的，還有他的愛人馬秀英。
呂坪抱著襁褓中的呂雷，與一位地下黨的女同志假扮成夫妻，與其他幾位同志一起，登上了開往長江下游的江輪。途中看到敵人搜捕得緊，果斷於宜昌下船，改走陸路，經武漢南下廣州，最終平安到達香港。那位扮演母親的女同志，後來就留在香港，成為呂雷的乾媽。呂坪同志於新中國成立後回到廣東工作，最後在廣東省文聯黨組書記職位上離休。幾十年來，他一遍又一遍地對呂雷說起齊亮、馬秀英和馬有猷，每次都潸然淚下，泣不成聲。沒有齊亮當年的捨身營救，被敵人逮捕和殺害的就會是他，而呂雷也就會成為渣滓洞的另一位“小蘿蔔頭”。
在渣滓洞有著密密麻麻烈士名字的牆上，呂雷果然找到了五位烈士的牌位，照片上，他們個個是那麼年輕、帥氣、陽光、俊美、英姿颯爽，彷彿一招手就能從牆上走下來！可是，他們卻都在重慶解放前，被敵人殺害於歌樂山下，那一場瘋狂的大屠殺，敵人一共殺死了包括楊虎城將軍一家在內的幾百位烈士。齊亮烈士在行刑前，從容地跟獄中的每一位難友道“再見”，然後慷慨赴死，最終，屍體被敵人扔進了鏹水池中……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呂雷將一大捧鮮花，獻在烈士牆下，並告慰守在廣州家裡等消息的老父老母。那邊，行將八十歲的二老也是肝腸寸斷，老淚橫流……
這麼悲壯動人的情節，不是小說的編織，而就眼睜睜地發生在面前，不能不令人淚奔心慟！我當即請呂雷寫一篇紀實長文，給光明日報的讀者們講一講當年那活生生的故事，重溫一下我們共和國走到今天，是多少齊亮那樣的烈士用鮮血換來的！
呂雷兄回到廣州，馬上動筆，很快就發來了飽蘸著血淚的長文。5月21日，光明日報《文薈副刊》以《聆聽烈士的聲音》為大幅標題，整版刊出，同時刊出了齊亮烈士和馬秀英烈士的照片。齊亮烈士儒雅英朗，馬秀英烈士秀美漂亮，若他們活到今天，是多麼和諧恩愛的一對侶人啊！
文章刊出後，先是在報社內部，隨後在廣大讀者中，產生了非凡的影響，人們都說，好久沒有看到這麼感動人的主旋律文章了。
我記住了呂雷文章中有一句話，“馬秀英烈士是作家馬識途的堂妹”，因此報紙一出來，第一時間就給馬老寫了一封信，報告此事的前前後後，並寄去了樣報。
很快，馬老的回信到了。同時，還有他親自撰寫的一篇長文，以及一幅法書“人無信仰，生不如死”。長文中，馬老介紹了齊亮和馬秀英烈士的不為人知的事蹟，還有羅廣斌同志帶出的烈士們在獄中寫給黨的《囑託八條》。看得出來，馬老的激動之情力透紙背——他又回到了那提著腦殼幹革命的時代了吧？他又看到齊亮烈士和馬秀英烈士雙雙忙碌於地下黨工作的身影了吧？他又聽到子彈呼嘯著殘殺革命同志的囂叫了吧？他又看到《紅巖》中的一幕幕場景，又看到江姐帶著同志們一針一線繡紅旗的群像了吧……
最令我心碎的，是馬老還說到，他曾準備對馬秀英進行處分，因為她在有機會逃跑時卻沒行動，甘願陪著心愛的丈夫齊亮一同赴死。馬老認為，馬秀英入黨後即是黨的人了，不能為了個人感情而做無謂的犧牲。而痛心的是，這處分後來是徹底沒有了機會！
遵照馬老的意願，《文薈副刊》把他的來信、長文和法書，再次以大半個版的篇幅發表出來，並加了“編者按”（詳見光明日報2010年9月17日第10版）。文章刊出後，我又立即遵照馬老的吩咐，將樣報寄給呂雷，請他轉給老父呂坪同志。當馬老得悉呂坪同志和他的夫人夏耘同志都還健在，非常高興，還向呂雷發出邀請，約定借翌年赴京參加第八次全國作代會之機，爭取見個面——這老爺子真是雄心壯志，要知道，當時他已是自稱“日薄西山”的96歲叟了，但他還自信心滿滿地準備到北京赴會！
儘管當時的郵政快遞業遠沒有今天這麼發達，呂坪同志的覆信卻很快來了，並且也寫來了一篇長文，回顧了當年的血雨腥風。光明日報《文薈副刊》再以大篇幅全文刊出了這篇長文（詳見光明日報2010年11月5日第10版）。半年之內，連續就一個歷史事件刊出三篇文章，這在我們《文薈副刊》是絕無僅有的，足見那一組文章的分量有多重，當時國內的重要報刊如《新華文摘》等，也都在第一時間予以轉載。這亦是我數十年編輯生涯中，可堪銘記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曲折坎坷是常態，頑韌不捨永前行
在馬老和呂雷的文章中，都談到了《獄中八條》，這是當年被關在渣滓洞監獄裡的共產黨員們，總結組織遭受嚴重破壞的教訓，在犧牲前共同商定，留給組織和世人的刻骨銘心的血淚忠告，如“保持黨組織的純潔性，防止領導成員的腐化”“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鬥爭鍛鍊”“切勿輕視敵人”“注意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等。
今天，時間已悠悠過去了70餘年，國際和國內形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用烈士鮮血染紅的《獄中八條》，對照當下，仍可謂條條閃爍著現實主義的光芒，真正是字字珠璣，金玉良言啊。
在馬老、呂坪、呂雷的這組文章中，三人還都多次提到一個詞“信仰”，還有一個詞“黨性”。兩代人，三位共產黨員，都不約而同地談及當年投身革命，不顧掉腦殼也要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是為了什麼？他們相信，通過他們的奮鬥甚至犧牲，中國定能建立起一個國家繁榮富強，百姓安居樂業，再也沒有人吃人、沒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壓迫與被壓迫的社會。
呂雷在文章中說：“在時代波瀾的陣陣淘洗中，在資本與信念的微妙複雜的博弈中，我們黨的隊伍中的每個人、包括身居領導崗位的同志，還能當個為信仰而勇於獻身的強者嗎？是信仰淡去，利益坐大，還是信仰依然堅強，頭顱依然高昂，依然高高揚起信仰的風帆，穿越資本和市場的驚濤駭浪，直達公平正義的彼岸？”
呂坪在文章中說：“烈士們為了理想，為了信仰，不惜拋頭顱、灑熱血、英勇犧牲，建立了他們以死搏來的新中國。今天，捫心自問，我們還記得他們嗎？我們還能夠像他們那樣以身許國嗎？我們共產黨員的信仰和理想，究竟還有多少？革命勝利以後，作為執政黨的幹部，當了各種級別的官，不會像過去烈士們那樣，搞革命就會坐牢和殺頭了。有人在權和錢的面前過不了關；即使我們自己，即使不敢忘記列寧‘忘了過去就等於背叛’的教誨，但在保持革命精神方面，是否有所弱化呢？如果明天需要流血犧牲，我們還能挺身而出嗎？執政黨長期執政，每個執政黨的成員都必須警惕這樣一個問題：奮鬥精神的弱化！”
馬老在文章中說：“我們那時普遍的信念就是八個字：‘相信勝利，準備犧牲。’我們堅信，革命事業是正義的事業，必有勝利的一天，也許自己看不到勝利的那一天，然而我們要懷著必死的決心，拼命進行戰鬥，光明必然到來。因為有堅定的信仰，我們便有智慧，因為有犧牲的決心，我們便產生勇氣，有了智慧和勇氣，我們便會視死如歸，臨危不亂，往往可以化險為夷。這就是信仰和黨性的力量。”
什麼叫“不忘初心”——我想，這是最生動的關於共產黨員、關於黨的事業、關於黨史、關於革命理想教育的最赤誠的初心吧！
老一輩革命者為我們樹起了一座山嶽般的豐碑
2011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飯店。
在中國作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呂雷手捧大簇鮮花，終於見到了仰慕已久的馬識途老人。兩代人，兩雙手，緊緊握在一起。64歲的呂雷給97歲的馬老鞠躬，敬禮，獻花，代表呂坪和夏耘夫婦全家，向齊亮和馬秀英烈士感恩；同時，也代表了我們這些所有的後輩來者，向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慷慨赴死的全體烈士，向引領我們前行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致以深深的敬禮！
馬老當天有點感冒發燒，身體很不舒服，但他老人家還是堅強地挺起胸，端坐在沙發上，接受了我們這些後輩人的問候。他還拿出他的新書《黨校筆記》，執意親自簽名，送給呂雷和我。他老人家仍然依照數十年的習慣，稱我為“韓小蕙同志”，而非什麼“主席”“會長”“委員”等職務。
我捧著這部大紅色封面的、充滿了思考的著作，望著眼前這位滿頭銀髮的耄耋老者，心裡油然升起最強烈的欽佩之情。設身處地，將心比心，我想的是：若我們是這樣一位已經97歲的老人，對自己還能要求什麼呢？吃好？喝好？身體舒適？兒孫繞膝？遺產怎麼處置？身後事怎麼安排？這輩子還有什麼福沒享受過？還能為自己的名聲留下些什麼……
這當然也都是人之常情，沒什麼可譴責的。然而眼前這位識革命征途、一心牽掛著黨的事業的老馬，滿腦子裡思考的，還是對國事和黨史的孜孜研究！
在一般人看來，已經把人生活滿97歲，人瑞矣！悲觀一些的，更是以為有了今天不一定有明日。而識途馬老真是具有超強的生命力和強烈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支撐著他一天又一天，不倦地工作和學習著，一日復一日地前行著。至今日，居然10年又過去了，馬老仍然以106歲的旺盛的生命力，生氣勃勃地迎來每一個金光燦爛的旭日，送走紅雲萬道的晚霞！
這在今天全民族抗擊新冠肺炎的大戰役中，尤為我們樹起了一座山嶽般的豐碑。
綜觀大自然的進化史，是多麼嚴酷艱難的歷程，地震、火山、海嘯、洪水、雨、雪、風、霜……哪一天哪一日，不是充滿了庶幾的滅頂之災？再縱覽人類文明史，從類人猿直立行走以來，又有哪一時哪一刻不是摔倒了又爬起來，戰勝了坎坎坷坷的羈絆，才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世界上沒有直路，等待在我們面前的，“有時穿過泥濘，有時橫渡沼澤，有時行經叢林”（車爾尼雪夫斯基語）。
然而，“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闢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這是魯迅先生在《導師》中告誡我們的。今天我的導師，就是識途馬老，願借他的大“福”字，“福”蓋全中國的山川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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