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唐雙龍傳》——從主角升級到佛道之爭
黃易的《大唐雙龍傳》是中國武俠小說的瑰寶，小說中寇仲與徐子陵的一路升級打怪邁向頂級高手的歷程和緊張、刺激的戰場描寫可謂引人入勝，黃易將小說人物與隋朝末年軍閥並起、逐鹿中原的各方勢力結合起來的設定更是令人稱奇。在《大唐雙龍傳》的文化內核中，始終圍繞著平民與門閥、佛家與道家展開。為避免篇幅過長，這裡想先集中的介紹書中的佛道之爭。
《大唐雙龍傳》劇照
寇仲和徐子陵作為書中的雙主角，從書中開始就依託書中的道家秘典《長生訣》和道家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二人的練功無不圍繞著無為有法、一靜一動、一陰一陽等展開，比如他們兩的 “井中八法”對道家的精神體現最為突出， 甚至他們的對手邪王“石之軒”創造的不死印法也處處體現了陰陽、生死的轉化。而書中的一大武林勢力慈航靜齋則是書中佛門的領袖，他們在天下大亂時強力支持李世民，希望能儘快安定天下、和平化解天下大亂的危機，書中不少正派高手都為慈航靜齋所驅馳，佛教勢力可見一斑。
在書中佛道之爭伴隨到小說結尾，最終看上去似乎是佛家取得了勝利，那麼在真正的歷史中，佛道勢力在唐朝初期（這裡僅指李淵、李世民時期）又是如何演化的呢？這正是本文想和大家討論的核心主題。
二、歷史上的一場唐朝朝野的佛、道大討論
不過唐朝初期在確定佛道兩家的具體發展策略時，朝野上下是經歷過一番大討論的，在述說具體政策前有必要先介紹下這場至關重要的佛道論戰。
（一）道教勢力的進擊
當時，太史令傅弈（道士出身，精通天文歷數）在武德四年、武德七年兩次上書唐高祖李淵，他從儒家倫理出發，認為佛教存在諸多弊端，“與百姓無補”、“與國家有害”，指出佛教擁有自己的寺院田產卻無需交稅，佛教徒漸多而無需服役，不利於國家的長遠統治。
《舊唐書·傅弈傳》：佛於西域，言遙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
傅弈此舉引起了許多道士的附和，諸如李鍾卿等人也紛紛著書《十異九迷論》等來提供輿論上的攻勢。
擅觀天象的傅弈
（二）佛教勢力的反擊
然而，面對道教的輿論攻勢，佛教中人同樣有人挺身而出。當時的高僧法琳素有“護法沙門”之稱，面對傅弈等人的責難，他的應對可謂十分完備，他吸取了先前直接引佛教經典反駁效果不佳的教訓，而是改為著書《破邪論》予以反駁。
《破邪論》序
在《破邪論》中，法琳論述了佛家與儒家不僅有共同之處，甚至猶有過之，都主張要以五常（佛教中對應的是五戒）來作為行為處事標準，比如儒家以五常作為人之為人的標準，而佛家則甚至把五常作為來事仍可為人的先決條件。他認為佛家只是形式上割捨親情、君臣等，但是為了尋找眾生脫離苦海的“大順”：
《破邪論》：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沾幽顯，豈拘小違。
不僅如此，他還著書《辯正論》對《十異九迷論》進行反駁，可謂寸土不讓。
三、唐朝前期時的佛、道發展策略和佛道勢力發展情況
古代的中國封建王朝，大多數都是在江山獲得後便勵精圖治。唐朝初建時，從朝廷的選人、用人來看，仍然是以儒家學子為主要對象，這充分體現了以儒為治世之本的政策選擇。在確定儒學為主要統治理念後，從唐高祖李淵到唐太宗李世民卻仍然考慮到社會現實，對佛道兩家也多有扶持。
（一）對道家的發展策略
對道家，其實唐朝初期是和隋朝時期完全不同的態度的。儘管兩個朝代間隔時間很短，李淵、李世民等更是曾經在隋朝為官，但完全不同於隋文帝對佛教的狂熱和支持，他們選擇了尊崇道教、並扶持道家的發展。李淵在位時，便認老子李聃為李唐王朝的祖宗。
老子騎牛像
武德八年，李淵下詔確定了道教在先、佛教在後的宗教基本策略：
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後興，宜從客禮。令老先、次孔、末後釋宗。
到了李世民在位後，貞觀十一年，李世民出於扶持道教發展需要，再次頒佈了《令道士在僧前詔》，再次重申了道教在先的地位：
……至於稱謂，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當然，與李淵相比，李世民對道家的支持更為明顯，比如他曾經在亳州、兗州等地修建了道家宗廟，還專門安排了經費、人員。可以說，道教在這時迎來了蓬勃發展時期。
李世民
（二）對佛教的發展策略
其實，從社會現實來看，當時佛教已經發展到一個高峰，一句“南朝四百八十寺”道出了佛教的發展迅猛。如果說隋朝是佛教的蜜月期的話，那麼唐朝初期，尤其是李淵在位時期，對佛教就不是那麼友好了。
李淵登上九五之尊後，不僅如上文所述直接以詔令形式排定了佛教居後的地位，還在武德九年三月下詔《沙汰佛道》，儘管詔書中肯定了佛教的作用，但是對佛教的弊端揭露更多，比如詔書中指出，佛教有“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為剃度”等弊端。
由於當時佛教勢力較大，雖然道教也在沙汰之列，但客觀上卻起到了扶持道教的作用。根據《沙汰佛道》詔書，只京師留三寺千僧，其餘寺宇並賜王公，僧徒放還故鄉。可以說若按照此舉，佛教發展將被嚴重打壓。
南朝四百八十寺
然而，這時候事情出現了轉機，由於當年的6月3日，爆發了玄武門事變，李淵被迫退位，李世民即位後為儘快穩定局勢和爭取原有李建成、李元吉勢力選擇了大赦天下，於是佛教又重新恢復了原來的模樣。
但李世民在位期間，整體對佛教勢力鮮有扶持，甚至略有打壓，但倒後期略有轉變。李世民一方面對佛寺、佛像的建設多有限制，嚴控佛寺、佛像的數量，另一方面，又如上文直接頒佈《令道士在僧前詔》，直接劃定佛道地位。此外，他在位期間，零星頒佈了有益於佛教發展的度僧策略，甚至禮遇玄奘法師，也可說明他對佛教態度的搖擺不定，到了後期，他甚至開始廣立寺廟，扶持佛教的發展。
（三）勢力發展情況
得益於唐朝初期的統治者們的或支持或默許或打壓，佛教、道教經歷了曲折與發展，不過以唐朝長安城為例，長安城中六成以上的城坊均設立了佛教和道教的宗教場所，長安城更是在政治、經濟中心之外，成為了唐朝的宗教活動中心。讓我們以地圖和數據為例，從位置分佈來看，佛道兩教的寺廟、道觀幾乎分佈了長安城的主要城坊，具體如以下兩張圖：
長安城寺院分佈圖
備註：上圖中橙色愛心標註點為寺院在長安城坊的分佈位置
長安城道觀分佈圖
備註：上圖中紅色愛心標註點為道觀在長安城坊的分佈位置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長安城中朱雀街沿線最為繁華，而從分佈位置看，這些最繁華的地帶依然遍佈了許多寺院、道觀，我略微統計了下，道觀與寺廟分佈區域約有長安城坊數量的65%-70%左右。
四、唐朝初期佛道勢力演變的具體原因分析
看到這，想必不少人和我一樣，好奇唐朝初期為什麼會長期堅持崇道抑佛，而李世民在這大戰略下卻又在貞觀後期扶持佛教發展，其實這其中的佛道勢力演變是有著深層原因的：
（一）扶持道教——凸顯李唐王室血統和打壓士族勢力、原李建成、李元吉勢力的客觀需求
其實早在李淵初定天下時，就有感於從南北朝至隋朝時期門閥勢力強大可能會動搖王朝的長久統治。儘管李唐也是出身於門閥之列，但當他們化身為至高的統治者後，他們首先就是想壓制門閥的發展。而當時，道教始祖李聃的身份無疑是能夠迅速提升李唐家族、將李唐與原有的門閥勢力區分開來的最佳選擇。
客觀上看，經過了隋朝末年的勢力洗牌，脫穎而出的李唐王朝從統治勢力構成的性質上看和隋朝其實並無兩樣，士族勢力依舊佔據了王朝統治的核心地位。李淵、李世民看到士族勢力依舊龐大、寒族的有才之士受限於出身無力與之相爭的情況，便有打破這種階層固化的迫切需要。因此，選擇尊崇道教、借用道祖李聃之名拔高李唐家族的顯赫，從而曲線打擊士族勢力成為了當時李淵、李世民所能採用的最合適手段。關於這個原因，我們其實還可以從貞觀六年的修訂《氏族志》的事件來做出這個推斷。
貞觀六年，李世民讓高士廉、韋挺等人修訂《氏族志》，6年後的貞觀十二年，《氏族志》修訂而成。誰曾想看到修訂《氏族志》的李世民反而龍顏大怒，因為他看到了山東氏族崔民幹（後因避李世民之諱，稱為崔幹）居然和身為帝國統治者黨的李唐家族同為第一等。原來，山東士族中的博陵崔氏第二房早在東漢就已躋身名門，在北齊北周時期進一步成為第一流的名族，兼具關中集團內和山東名族的特點，就已漸有天下士族翹楚的說法。後來，李世民只得親自指示，將崔民幹降為第三等。這個例子足以說明上述原因。
《貞觀政要·禮樂第二十九》：我（太宗）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冕，何因崔幹尤為第一等？……不論數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級。
當然了，這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幾分玄武門之變前後佛道兩家的站位問題，當時佛教勢力主要支持李建成和李元吉，而道教勢力則主要是支持李世民。所謂成王敗寇，勝出的李世民自然會扶持道教勢力以籠絡支持他的道教中人，而壓制佛教勢力以打壓李建成、李元吉的勢力。
玄武門之變
（二）從南北朝至隋朝佛教發展迅猛、勢力龐大，唐朝統治者客觀上希望限制其發展
就以前文所附的兩張圖（長安城寺院分佈圖、長安城道觀分佈圖）為例，如果我們細緻數下，會發現儘管表面上看道教似乎和佛教分庭抗禮，但實際上無論從分佈的數量還是地段來看（儘管從隋煬帝到李淵、李世民時期對道教多有扶持），但佛教仍然在事實上佔據了優勢，具體表現為兩方面：
一是佛教寺院數目為59座，而道教道觀的數目僅為36座，領先了道觀數目一半以上，從數量上直觀看佛教勢力確實領先道教；
二是從分佈位置看，儘管道觀和寺廟在長安城繁華地帶的朱雀街沿街均有分佈，但是如果我們細緻看，寺廟不僅分佈在這個區域，還在皇城兩側密集分佈，而道觀雖有分佈，但密集性明顯少於寺廟。
而對於唐朝統治者而言，顯然是不願意單一宗教一家獨大的，雖然古代中國並不同於其他文明，鮮有政教合一的國家，但這並不意味唐朝統治者們沒有認識到宗教對政權穩定的影響。
在當時，不僅寺院的修葺、建造費用高昂，而且佛教徒們在一定程度上又享受著“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生活，而這又引導了很多人為了追求這種生活而選擇皈依佛門，更有甚者直接偽造度牒，從而客觀上導致賦役人數衰減，影響到社會生產和政府財政收入。
《資治通鑑》：造寺不止，費錢貨者數百億；度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十萬。
這對於當時旨在恢復社會經濟、強化中央集權的初唐有著明顯的消極影響。
唐朝道觀圖
（三）李世民後期扶持佛教，表面看是出於內心精神世界需要，實質上是李世民經過一系列舉措已經將佛教納入王朝統治秩序後的必然之舉
李世民在位的後期，開始出現了扶持佛教的行為，先後在幽州、台州、晉州等地修建寺廟，他自己在述說此舉時視為自己內心的懺悔，希望可以為那些曾經為自己征戰沙場的將兵、自己的母親尋找到一個棲身之所，告慰他們在天之靈。這是李世民尋求內心精神世界安寧的一項舉措，也是扶持佛教的表面原因。
誠然，李世民儘管是一個君主，自然會有普通人的情感需要，但作為一箇中國曆史上排的上號的雄才大略的帝王，他扶持佛教又不會只是因為這個原因。
深層原因其實是到了李世民在位後期，佛教經過李世民一系列舉措，已經和隋朝、李淵時期有明顯不同，已經具備了納入唐王朝統治秩序的條件了， 這表現為：
一是從佛教的社會弊端出發，引導並親自制定了一些律令，旨在淨化佛門，並約束佛門子弟，並在此基礎上明確了佛門子弟犯法應當交由世俗法而非宗教法進行審理，這可見李世民回答玄琬的事件（記載於《佛祖統紀》）
當時的貞觀九年，僧人玄琬上表希望僧人依照佛門內部律法懲治，而唐太宗回應道僧人犯法仍然應當以世俗之法來審理：
朕情深持護，必無寬舍，已令依附內律，參以金科，具陳條制，務使法門清整，所在官司，宜加檢察。
二是直接限定了佛像建造的規則，禁止工匠等藉助此牟利，穩定社會經濟，避免商人、百姓爭先逐利的情形。
《全唐文》：自今以後，工匠皆不得預造佛道形象賣鬻。其建成之像，亦不得銷除，各令分送寺觀，令寺觀徒眾，酬其價直。
三是李世民巧妙的將儒家倫理，尤其是父子、君臣等綱常倫理融入佛家之中，他利用先前法琳所著的《破邪論》中五常、五戒的論述，鼓勵、引導僧人們在佛家修行中也需常思父子之情、君臣之義。
五、結語與思考
唐朝初期的佛道之爭實際上是在唐朝統治者的有意安排下進行的，儘管其中爭鬥略有波瀾，但對統治者而言，卻始終清醒的將其框定在有利於王朝統治秩序的框架內。也許對於帝王而言，無所謂支持哪個宗教或派別，他們所真正支持的只有他們自己和背後的利益集團。
參考文獻：
1.《中國旅遊史：古代部分》；
2.《唐會要》；
3.《唐朝律法與寺院安養制度》；
4.《唐朝的都市規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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