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武二职在中国古代王朝之中占用重要地位，很多时候，因为朝廷局势的原因，两者其实是一种相互竞争的状态，文官和武官也会自发的结成自己的势力团体，在朝廷内部发挥一定的影响力。虽然说自宋朝以后，文官的力量上升，武官有了一定的限制力量，但是两者的竞争状态依然存在。同时，如果王朝能够合理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对于王朝力量的发展十分有利。

在远古时期，也就是早期的部落时代，武术以及原始兵器使用是打败对手争夺生存空间的物质条件，又是抵御外来侵略，延续种族基本的保障。武力在那个时期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中华民族的诞生就是祖先们崇尚武力的结果，当时很多部落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战斗是当时的生活常态。《吕氏春秋荡兵》之中有记载：“民固剥林木以战…….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可见人们对于武力的崇尚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内容。

而题目中提到的“出将入相”也是我国古代王朝的一种政治形势，这种人出征可为将帅，入朝可为宰相。他们既可以带兵打仗，并且有不小的成就，同时归朝之后，又能够担当宰相的职责，处理全国政务，这也是早期王朝经常会出现的现象，但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可能会导致某个人的权力以及势力过大，威胁到王朝的统治，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大臣乱政的现象。这也是早期王朝经常动荡的原因之一。

至于从“出将入相”的状态转入到“文武分途”的政治局面，应该是从唐中期以后。虽然说在这之前王朝的领导者有过一定的政治牵制，但并没有实行切为可行的政治保障措施。也就是在唐朝中期以后，准确的说应该就是在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对于武官集团的牵制被后世王朝领导者尤为重视，可以说“安史之乱”的后果，他们绝对是不愿意再看到的。

“安史之乱“之中的武人力量

“安史之乱”由武人所引起，这自然是不必怀疑了。因为这次灾难，给唐朝带来了深刻的灾难，甚至有了灭顶之灾。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而这些藩镇割据的领导者也几乎都是军人政权。当时的军人掌控了绝对的领导力，他们在地方的势力已经超过了中央王朝的管控，这些藩镇割据也给唐朝社会留下了沉重的影响，天子对于这些武人们还得有所忍让，可见这些人势力之大。

上面这些人可能本来就有二心，但即便是那些忠于唐中央的人，也会经常出现一些叛乱的情况。在唐德宗削藩的时候，就曾接二连三的出现了叛乱。刚开始，地方势力能够帮助中央对抗一些势力，但后来各个藩镇又联合起来反对中央，有所谓的“四王”等势力。后来，泾原兵马使的兵马——防秋兵灾路过长安的时候掀起了兵变，长安可是当时的国都，但他们还是起来反叛，唐德宗被迫逃往奉天，结果还遭到了别人的围攻，差点命丧奉天城。唐德宗也成了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被赶出国都的帝王。后来帮助他平定叛乱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也发生了叛乱，他又被迫逃往了凉州

唐德宗画像图

唐德宗统治的后半期，因为自己多次不寻常的经历，意志逐渐消沉，厌烦了征伐之事。唐朝的藩镇割据，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武人集团与中央集权之间的一种对抗。这自然会生出对武人集团的警觉。尤其是当时的文人，将自己的所想表述于文字之中。所以我们在史料之中，我们会发现，这个时期，文人集团对于武人，有着强烈的敌视。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史料之中，武人就是一个贬义词。谁要是被归结为武人，就等于说是一种轻视和蔑视。

“安史之乱”之后的武人形象

前面我们说到武人在唐中期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在《因话录》中记载过一件事情。当时，郭子仪曾经向皇帝提过一个要求，说想给某一个人授予一个州县官，皇上没有批准这件事情。当时他的首先有一个人叫做张昙，说这是宰相不知体，你看咱们郭将军立下了汗马功劳，竟然一个要求都不答应。作为平定安史之乱，大唐再造之臣，竟然都没有这点权利。但是郭子仪却不这样想。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自艰难以来，朝廷姑息方镇武臣，求无不得。以事方镇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仪奏一属官不下，不过是所请不当圣意。上恩亲厚，不以武臣待子仪，诸公可以见贺矣”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说，那些割据一方的武臣，朝廷不敢得罪他们，生怕引起新的叛乱。所以他们的请求皇帝几乎都会答应。但是他郭子仪这个时候向皇帝求个官职，皇帝竟然不同意，说明在皇帝的眼中，他并不属于藩镇割据的代表，也就是说他不是那种需要提防的武臣

唐朝时期，因为武人势力庞大，文人也不可能从军事上去压制他们。那怎么办呢？就从文化上压制他们，用自己的笔杆子，尽可能的在史书中留下一点武人不好的东西。

比如说，武成王庙是唐朝国家祭祀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谁是武成王呢？就是著名的姜太公，姜子牙。可能许多人都认为武圣是关羽，但是唐朝人并不崇拜关羽，关羽真正成为武圣的形象是很晚的，可能还要追溯到明清时期。

唐朝从开元时期，就由政府主持对姜子牙的祭祀。当时姜子牙的地位是与孔子的地位是相当的。当时孔子的庙里有“十哲”，而姜子牙的武成王庙里同样有“十哲”，祭祀的是张良、白起、孙武等人，这些也都是历史上的武术名人。

但是“安史之乱”之后，知识分子就对武成王庙发起了舆论上的进攻。他们认为武成王庙是属于武官系统的，这是武人应该祭祀的东西，我们应该把他压低。让武成王的级别、规格要低于文宣王，从而让武人明白，你们的地位要低于文人集团。文人对于武人的斗争在这个时期是十分激烈的，不仅仅是在一个方面，而是从许多方面对他们进行抨击。

“安史之乱”后文人对武人的抨击

在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崛起了一个春秋学派。这个春秋学派的特点就主张放弃“三传”，也就是放弃《左传》、《公羊》和《谷梁》，转而回到《春秋》的原文当中寻找真谛。因为《春秋》之中的一些解释是十分符合他们的价值观的。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明王道”，什么是“明王道”，就是要让这些武人记住忠。作为帝王的权力以及臣子应该遵守的道义，都是十分必要宣传的。而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关于武成王庙的讨论中，春秋学派可是十分积极参与的。

春秋学派就是希望通过崇古、尊古的方式来重新申明王道，强化中央集权，而且唐宪宗时期曾经一度收复了河北三镇，但是到了唐穆宗时期，河北三镇降而复判。至于降而复判的原因，就是河北三镇割据已久，唐朝重新收复之后，势力并不是很稳固。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导火索则是因为文武之间的冲突所致。

当时河北地区的节帅，虽然是地方割据的军阀，但是与士兵们是同甘共苦的，地方凝聚力相对较强。并且当时文化水平较低，胡化的色彩十分浓厚，而宪宗时期，河北三镇投降之后，中央派往河北三镇的官员与他们的行为举止引起了当地人民的不满。我们知道古代文官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宣扬高调，那些中央官，去河北三镇的时候大讲排场，让当地的人十分诧异与震惊。并且这些中央官，认为这些地区的人就是反贼的后代，讽刺那些武将，就是这样的状态下，导致了河北三镇的再次叛乱。

在杜牧后来写的《注孙子序》中，他就曾经指出了当时的这种社会现象，说“复不知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曰武，离而俱行，因使瑨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一位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大概意思就是说在唐初的时候，会有“出将入相”的人存在，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结果到了安史之乱之后，文化上使得文武出现分裂，文人集团和武人集团成了两个对立的群体。当时的文人拒绝“言兵”，谁要是谈论军事，是绝对会被耻笑的，这样的心态其实是十分不正常的。但当时的社会现象就是这样。

文人集团对于武人集团的压制，还表现在了科举制度方面：

武则天统治时期，增设了武举的考试形式。在唐德宗统治时期们，那些反对武成王庙的那些文人，甚至又把矛头指向了武举。

唐朝的抑武对后世王朝的影响

唐灭之后，进入了五代时期。五代政权交替出现，并且清一色的都是军人政权，并且都是通过一些非正常的手段来获得权利的。包括之后的大宋王朝的开创者赵匡胤也是通过兵变上台的。而赵匡胤上台之后，已经深刻认识到了武人集团的力量。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就是他对武人力量削弱的一个表现，而他所开创的宋朝，更是采取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尽可能想要压制军人集团的力量。

在陈峰先生的《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中，他分析了北宋的这个基本国策，从最初产生到成为所谓的祖宗之法，日渐强化，并且定型的变迁过程。他指出，崇文抑武政策对宋朝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导致了宋朝的武将群体的萎靡无能以及自卑，更是造成了“尚武精神”的沦丧。而宋朝的历次对外战争中，备受屈辱，也许武将群体的战斗力丧失有着重要关系。

总结

从“出将入相”到“文武分途”的一个转变过程，我们也可以将它理解为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过程。因为在见到武将力量放任之后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时候，他们就会尽可能的对这些人做出一定的限制，以保证封建王权的正常进行。而这也是中国古代王朝发展的必然现象，在宋以后的王朝政治中，我们会发现在同品级的官僚队伍中，武将是比文官低一级的，因为帝王们相信，即使这些文官们有再大的权力，也没有倾覆一个王朝的能力，而武官们因为有着强大的战斗力，是很容易形成反抗势力的。

但是因为对武将的过分制约，也会有一定的不良影响。当时的宋朝对外战争自建国初期就很少有胜机，甚至于连西夏这样的地方性政权它也无力应对，原因当然很多。但是军队战斗力的低下是其中重中之重，而军队战斗力的低下与武人集团的消沉是密切相关的，这是宋朝在汲取历史教训中一个矫枉过正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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