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當地時間2月20日晚間，第七十屆柏林國際電影節（Berli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隆重開幕。照理說，七十週年本應是這一全球影壇盛事的大好日子，但一系列不幸事件卻接踵而至，為其蒙上了重重陰影。
恐怖襲擊與新冠肺炎影響電影節氣氛
就在電影節開幕的前一晚，德國中西部城市哈瑙發生了針對少數族裔的恐怖襲擊，極右翼槍手奪走了十個無辜的生命。到了電影節開幕式，新任藝術總監之一的瑪麗埃特·李森比克（Mariette Rissenbeek）甫一開場，便呼籲全場嘉賓與她一同為死在暴徒槍口下的不幸者默哀一分鐘。“原本，我還想要就柏林電影節七十週年這一盛大時刻說上幾句，但昨天發生在哈瑙的事，讓我們所有人都感到震驚和深受打擊。柏林電影節象徵自由、寬容、尊重與好客。我們反對任何的暴力和種族主義。讓我們向哈瑙的受害者與他們的家人致以同情、慰問。”
開幕式現場
全場肅立一分鐘後，輪到了另一位新任藝術總監、意大利人卡洛·查特里安（Carlo Chatrian）發言：“我們坐在電影院裡，就都是電影觀眾，不分什麼階級、語言和信仰。電影讓我們走到一起，而這種團結，正是電影的意義所在。電影能讓人發夢，越是人生艱難的時刻，擁有夢想便越重要。柏林電影節對於柏林人和我這樣的外國人來說，之所以具有如此深遠的意義，之所以如此可親可愛，或許正是基於這個原因。”
當晚開幕式的主持人是曾參演過德國賣座片《紅酒燴雞》（Kokowaah）的著名演員薩繆爾·芬齊（Samuel Finzi）。他在開場秀中便高聲呼籲政界必須要正視德國目前所遇到的“右翼問題”。芬齊強調：“我可以向你們保證，柏林電影節歡迎所有人，歡迎你們來柏林。它永遠都會是一座敞開懷抱的城市。”
事實上，今年的柏林電影節在“歡迎所有人”這件事上，遇到了不小的壓力。因為新冠肺炎的影響，不少業界和媒體人士憂心忡忡，甚至擔心電影節會否取消。兩位新任掌門人力排眾議，多次強調柏林電影節不會受到疫情影響，他們歡迎來自全球各地的所有嘉賓。今年的柏林電影節各競賽單元，恰巧均無中國內地影片參與。計劃展映的中國內地影片，僅有三部長片和一部短片：賈樟柯的《小武》修復版和紀錄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霍猛的劇情長片《過昭關》以及孫立軍導演的動畫短片《秋實》。而在今年特設的影人對談環節中，也有一場賈樟柯與霍猛的對話活動。據柏林電影節方面透露，截至2月19日，並未有任何電影人取消赴會，而賈樟柯導演也出現在了開幕式的紅毯上。
賈樟柯導演
相對來說受影響更重的，還是電影節附設的歐洲電影交易市場項目。這原本是每年春季全球最重要的一個影片交易市場，尤其因為《寄生蟲》揚威奧斯卡的緣故，包括中國文藝片在內的非英語作品，預計都會在今年的歐洲電影交易市場成為搶手貨。但據外媒統計，目前已有包括萬達、阿里巴巴、閃亮影業、優酷、華映星球、光線影業、北京新影聯在內多達六十家中國電影公司取消了原定的設攤計劃。此外，還有來自瑞典、澳大利亞、中國臺灣、韓國、烏茲別克斯坦和日本的共計十三家電影公司也已宣佈取消柏林之行，讓人頗感遺憾。
《一直游到海水變藍》海報
傑瑞米·艾恩斯為昔日不當言論滅火
除恐襲和疫情之外，今年的柏林電影節金熊獎主競賽單元評審團主席的人選，也是媒體關心的話題。
早在當初宣佈由英國資深男演員傑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擔任這一職務後，德國當地報章和不少歐美媒體就發出了強烈的不滿之聲。他們翻出了艾恩斯過往關於同性婚姻、墮胎和性騷擾話題的多番不當言論。比如，2013年，他在接受《赫芬頓郵報》採訪時表示，允許同性婚姻的話，有可能會導致父親與兒子為逃避繼承稅而結婚的情況出現；同年，他表示：某些遭遇性騷擾的女性自己也有責任；2016年，他在接受《衛報》專訪時說：“教會認為墮胎是一種罪，這話沒錯。墮胎嚴重傷害女性，不管是身體傷害，還有精神上的傷害。”
在開幕式之前舉行的第一場官方新聞發佈會上，艾恩斯終於有機會親自站出來滅火。他強調，自己之前的許多話都遭人曲解，如果有人因此情感受傷，他也早已經表示過歉意了。但是，為了平息爭議，為了不影響柏林電影節的正事，他願意最後再做一次澄清，希望能就此結束這個話題。
艾恩斯告訴媒體，自己如今完全支持同性婚姻，全力支持女權運動，也十分贊同女性享有墮胎權利。“我相信，這三項人權是每一個通往文明、人道的社會所必需的，我們大家都應繼續為此努力奮鬥。這世界上還有許多地方的人尚不享有這些權利，甚至會因此入獄、遇害。我希望，今年我們這些評審也有機會能在柏林看到一些涉及這些話題的參賽作品。”從現場媒體的熱烈掌聲來看，他們與艾恩斯應該算是就此達成了和解。
“納粹”疑雲重襲柏林
同樣獲得熱烈掌聲的，還有開幕式上，德國文化部長莫妮卡·格呂特斯（Monika Grütters）的發言，她因哈瑙恐襲事件談到整個德國的政治大環境，將矛頭直接指向了德國右翼勢力的代表：成立僅有七年，但已在德國政壇擁有巨大力量的德國選擇黨。
格呂特斯表示，德國人民永遠都不會再與“這種納粹力量”搞合作，此語一出，頓時贏得全場觀眾起立喝彩。熟悉德國政治現狀的人，肯定會馬上聯想到前不久才剛結束的圖林根州州長大選。原本不佔優勢的中間路線自民黨候選人，竟靠著德國選擇黨的幕後支持，意外戰勝了隸屬左翼政黨的現任州長，打破了此前德國主流政黨拒與德國選擇黨有任何合作的一貫做法，引來輿論一片譁然。文化部長格呂特斯這一番絕不與納粹合作的言論，相信正是因此而起。
不過，無論如何，“納粹”這兩個字，始終是德國人難以卸下的歷史包袱。就連柏林電影節自身，最近也和它重新扯上了關係。稍稍瞭解柏林電影節的人，想必都知道除最高榮譽金熊獎之外，他們還設有一項阿爾弗萊德·鮑爾銀熊獎，張藝謀導演的《英雄》當年便獲得過此獎。
1911年出生的阿爾弗萊德·鮑爾（Alfred Bauer），其實就是柏林電影節的創辦人。這位戰後德國著名的電影史學家，自1951年第一屆柏林電影節起就擔任其主席一職，直至1976年退休，一路篳路藍縷，為這個電影節的發展壯大立下了頭等大功。長期以來，他一直被視作柏林電影節的精神象徵，象徵著它開放、包容與博愛的核心價值。1986年，鮑爾因病去世，翌年柏林電影節為了紀念他而設立了這項特別獎。
阿爾弗雷德·鮑爾銀熊獎每年頒發，由主競賽單元評審團選出當年參賽片中最具“電影藝術新視角”的作品獲得此獎。歷史上，除《英雄》之外，巴茲·魯曼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後現代激情版》、關錦鵬的《愈快樂愈墮落》、蔡明亮的《天邊一朵雲》等作品，都曾獲得過這一榮譽。
上月，就在今年柏林電影節公佈參賽片名單的第二天，德國《時代週報》發文揭露：“柏林電影節之父”阿爾弗萊德·鮑爾其實就是納粹，還在戰後處心積慮掩蓋了自己的黑歷史！
回看歷史，鮑爾在1938年27歲時博士畢業，之後入伍服役三年，1942年加入德國烏髮電影公司，隨後又成為德國宣傳部下屬的電影局的顧問，直至1945年“二戰”結束。戰後，他轉而成為英國電影局顧問，並且利用自己在“二戰”期間供職於德國電影界的優勢，出版了不少電影史學書籍，對後世瞭解納粹德國電影政策提供大量第一手資料，因此在行內格外受人尊重。
1950年，冷戰形勢基本確定。美軍駐柏林信息部旗下的電影辦公室負責人奧斯卡·馬泰（Oscar Martay）倡議美國出資辦柏林國際電影節，以強化其意識形態滲透軟實力。很快，阿爾弗雷德·鮑爾被他看中，全權負責柏林電影節創辦事宜。但事實上，早在當時就曾有德國文化界人士指出，鮑爾與納粹政府關係密切，不適合擔任此職，但馬泰最終還是力排眾議，堅持認為鮑爾只是納粹電影局的普通顧問，本身操守並無問題。
1973年，時年三十歲的德國電影史學家沃爾夫岡·貝克（Wolfgang Becker）通過調查發現，鮑爾其實是納粹電影局的關鍵人物，絕非普通顧問云云。此後，在1993年、1998年和2008年，又先後有三位電影學者揭露過鮑爾的真實身份，但基於各種原因，所有這些指控均未能引出什麼波瀾，很快就平息了。
如今，《時代週報》通過梳理德國國家檔案館和柏林市檔案館大量史料，再次提出這一棘手問題。他們給出的最有份量的一份材料，是當初戈培爾治下的納粹德國宣傳部對鮑爾所做的內部調查報告。在招募其來電影局服務之前，戈培爾需要了解鮑爾在政治上是否可靠，因此要求鮑爾所在的南維爾茲堡的納粹地方黨部對其調查。結果，他們給出的結論就是：鮑爾是衝鋒隊的熱心成員，對黨對國都是衷心耿耿。此外，《時代週報》還調查發現，鮑爾在電影局供職三年期間，絕非普通顧問，而是其高階成員。當時的德國導演和演員，誰有資格拍戲，誰必須要按規定去前線服役，鮑爾都有相當的話語權。但到了戰後，他設法撇清了一切干係，甚至還不遺餘力地營造出自己曾在暗中對抗納粹的光輝形象。
《時代週報》的這篇報道，無疑在德國乃至整個歐洲影壇投下了一枚震撼彈。獲悉這一消息的波蘭導演阿格涅絲卡·霍蘭（Agnieszka Holland）尤其反應強烈，她的電影《糜骨之壤》（Spoor）曾在2017年拿到過阿爾弗雷德·鮑爾銀熊獎，還有她的波蘭前輩安傑伊·瓦伊達導演，也憑《甜蜜的衝動》（Sweet Rush）在2009年獲得過這一獎項。“這可真是夠諷刺的。”霍蘭表示，“想想看，我和我已故的好友兼導師安傑伊·瓦伊達——二戰期間他還參與過波蘭地下抵抗運動——竟然在柏林獲頒了一項以鮑爾命名的獎項，那感覺真的是······但我們現在真正要問的就是：你們究竟還有多少秘密藏著掖著？”
面對負面新聞，柏林電影節的反應也來得相當之快。他們第一時間就宣佈了，今年阿爾弗雷德·鮑爾銀熊獎要停一停，先不發了。作為代替，今年會另設一項“柏林七十週年銀熊獎”，來表彰具有特別藝術貢獻的作品。同時，組委會還給以往每位鮑爾獎獲得者寄去了一封信，安慰他們千萬別有心理包袱：“雖然獎項以阿爾弗雷德·鮑爾來命名，但這個獎項的要義與他這個人之間，從來就沒有任何關聯。當初設立該獎，是要表彰你們這些電影作品中所呈現出的藝術新視角。”
隨後，組委會又委託位於慕尼黑的現代歷史研究所來全面調查這一事件。瑪麗埃特·李森比克表示：“我們認為，應該委託一個外部的、獨立的歷史研究調查機構對鮑爾在納粹權力機構內的地位和作用進行調查。”現代歷史研究所成立於1949年，是納粹歷史研究領域的權威。這份鮑爾調查報告預計將要等到今年夏天才能出爐。
平心而論，柏林電影節對此的應對之道，可以打個高分：第一時間做出回應，但用的又是“今年暫停頒發此獎”的做法，而非宣佈就此取消，徹底與鮑爾完成切割，畢竟，他是柏林電影節的精神象徵，此事還要經過第三方的調查，才能最終定論。從這一系列操作來看，兩位新總監的智商與情商雙雙在線。
新當家的創新與承繼
今年恰逢柏林電影節七十大壽，擔任其藝術總監長達十八年的迪特·科斯里克（Dieter Kosslick）又在去年光榮退休，新任藝術總監卡洛·查特里安和營運總監瑪麗埃特·李森比克的第一份功課能否做好，外界本就都在看著。
新任藝術總監卡洛·查特里安
意大利都靈出生的查特里安是影評人出身，2002年加入瑞士洛迦諾電影節，由選片人做起，2013年升職為藝術總監。在他任上，洛迦諾颳起了美國獨立電影風。憑著自己和美國著名影評人、紐約電影節選片主管丹尼斯·林（Dennis Lim）的私交甚篤，他為洛迦諾爭取到不少資源。如今，查特里安入主柏林，帶來了四位洛迦諾選片人，而丹尼斯·林也已受聘成為柏林電影節顧問。看一下今年參展片中出現的《第一頭牛》（First Cow）、《從不，很少，有時，總是》、《未曾走過的路》（The Roads Not Taken）和《西伯利亞》（Siberia）等美國獨立電影，今後柏林電影節的某種發展方向，似乎已經露出端倪。
新任營運總監瑪麗埃特·李森比克
過去十幾年裡，科斯里克治下的柏林電影節向來以善打政治牌著稱。在這一點上，查特里安也延續了前任的做法。今年的十八部參賽片中，就出現了《列夫·朗道》（DAU. Natasha）和《無邪》（There Is No Evil）這樣的作品。前者由俄羅斯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執導，是他野心勃勃的DAU項目的首部作品。所謂DAU，是位於烏克蘭哈爾科夫市的迪納摩水上運動場（Dynamo Aquatic Stadium）的縮寫。2009年，赫爾扎諾夫斯基將這裡改造成了一處科研中心，內外全部仿照斯大林時代同類建築來打造，務求細節逼真。此外，他還招募了四百名群眾演員，發他們工資，讓他們穿上斯大林時代的服裝，吃著斯大林時代的食品，說著斯大林時代的語彙，徹徹底底地過起了斯大林時代蘇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這項類似於真人秀的社會學實驗，被外界戲稱為“斯大林版楚門的世界”，雖不乏爭議，但也早已勾起了影迷強烈的好奇心。
而伊朗影片《無邪》則出自於穆罕默德·拉索羅夫（Mohammad Rasolouf）導演之手，他在2017年憑《謊言》（A Man of Integrity）獲得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大獎，但歸國後就復刻了拿過金熊獎的伊朗知名導演賈法·帕納西相同的境遇。也如同帕納西一樣，拉索羅夫的新作《無邪》在暗中悄悄拍攝完成。該片將於2月28日在柏林首映，導演本人無法來到現場。
《無邪》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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