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根斯坦:凡是可說的就要說清楚,凡是不可說的就該保持沉默

維特根斯坦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曾師從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他先是科學主義語言哲學的創立者,倡導邏輯化科學語言;後來他又是科學主義語言哲學的叛逆者,注重語言的人生學功能,關注人的生存狀態。他的語言哲學經歷了由前期的科學主義語言觀,向後期人文主義語言觀的轉變過程。

在前期,維特根斯坦是羅素的追隨者,相信語言是實在的圖像,語言的作用主要在於描述事實。相應地,哲學的任務就是運用嚴謹精確的科學語言,分析隱藏在表層下的邏輯句法,清除傳統哲學虛假的和無意義的命題。

維特根斯坦曾經把命題分成兩大類:可說的和不可說的。可說的是自然科學命題,不可說的是形而上學命題。他認為,凡是可說的就要說清楚,凡是不可說的就該保持沉默。兩類命題的劃分集中體現出前期維特根斯坦科學主義思想傾向和人本主義思想傾向之間的矛盾。他要求人們對於不可說的保持沉默的態度,表面看起來似乎很消極,其實體現了他的良苦用心。

維特根斯坦:凡是可說的就要說清楚,凡是不可說的就該保持沉默

(羅素,1872年—1970年,英國哲學家、邏輯學家)

維特根斯坦讓人們對形而上學緘口不言,並不是否定形而上學本身,而是反對假形而上學的信口開河。假形而上學誤解了語言的邏輯,從而提出許多毫無意義的命題,用科學語言對不可說的領域說了一些不可說的話。他劃界的目的是為了抑制科學語對不可說領域的染指。就像康德的“不可知論”從反面限制人的理性能力一樣,維特根斯坦的“不可說論”對科學語言進行了限制。這項工作完成後,形而上學就被安置在遠離科學語言、排除理性邏輯騷擾的“安全地帶”嚴加守護起來。

這種既相信科學主義又留戀人本主義的矛盾心態,曾使維特根斯坦一度精神不安,最後產生了擺脫矛盾的願望。生活環境的變遷、孩童情趣的感染以及康德思想的影響,促成了他的語言哲學發生了根本性的轉向。

維特根斯坦:凡是可說的就要說清楚,凡是不可說的就該保持沉默

(維特根斯坦,1889年—1951年,奧地利哲學家)

在後期,維特根斯坦放棄了“語言圖像說”,提出了“語言遊戲說”。也就是說,語言的使用如同下棋玩牌的遊戲一樣,不存在固定不變的本質,只要遵守的一些規則即可 。一枚棋子怎麼走取決於棋勢,一個語詞怎麼使用取決於生活語境。這樣,在承認語法規則的前提下,語言獲得了最大程度的自由,恢復了它的日常性和樸素性。科學語言太純粹、太齊整,猶如光滑的冰面,以致使人們無法正常的行走。為了在語言的世界裡獲得真實的自由,我們需要返回具有“摩擦力”的粗糙地面,這裡有潺潺的流水、怒放的花朵、古樸的習俗、純真的人情……

此時的維特根斯坦放棄了對科學語言的追求,引導人們回到色彩紛呈的日常語言世界,這種具有歷史意義的思想躍遷被西學者稱作為20世紀語言哲學的“哥白尼式革命”。維特根斯坦把語言從“天國”引向社會,引向生活,引向人生。“語言遊戲說”激活了語言的生命,語言從一種表達事實的單純工具,變成了人的“生活形式”。他說:“想象一種語言就意味著一種生活形式”。

維特根斯坦:凡是可說的就要說清楚,凡是不可說的就該保持沉默

(電影《維特根斯坦》劇照)

這樣一來,語言不再是一種鑲嵌著邏輯花紋的圖案,而是一種洋溢著生活情趣的有機體。作為“生活形式”的語言,不僅僅能描述經驗事實,更重要的是表現人的憂思、悲苦、歡心、期望、滿足感、幽默感、宗教情懷以及審美體驗。

我們看到,維特根斯坦說“想象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形式”的時候,與海德格爾“語言是存在的家”的觀點不謀而合。維特根斯坦像海德格爾一樣,從內心深處呼喚詩性語言,這從他對兒童原始語言的關注中可略見一斑。兩位哲學大師殊途同歸地走向語言的這座金字塔,呼喚語言的無蔽和澄明,期盼沿著語言這條超越之路,順利進入安寧和諧的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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