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蝗蔽日，禾草皆光”這一歷史罕見的蝗蟲災害，近期肆虐在東非、西亞及南亞國家，4000億隻蝗蟲不斷東進，距離中國僅一步之遙。近日得到消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肆虐的蝗蟲正在偃旗息鼓，但在未來3-5個月中，受季風氣候影響，沙漠蝗遷飛進入我國境內的可能性仍然不能排除。
西周時期的《詩經》記載，“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傷我田稚”，“螟螣”就是蝗蟲，《尚書》後一句有蝗蟲懼怕火焰的記錄。蝗災在封建時代是比肩水災、旱災的重大災害，災情嚴重時波及全國，方圓千里無人煙，僅剩野獸百姓的骸骨。
西漢時期，大儒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應，把諸如此類無法解釋的自然災害歸結為天人感應，是上蒼對人的懲罰，並將責任歸咎於當地百姓的德行不夠，這種思想很容易被中國人接受，久而久之蝗蟲的地位就變了，由害蟲變成了“神蟲”。一旦發生蝗災，農民就擺出祭壇焚香磕頭，祈禱“蝗神”保佑，要是災情巨大，皇帝不得不下罪己詔，檢討自己。
歷朝歷代沒有不受蝗災困擾的，就這麼又過了幾百年，蝗災來來去去，皇帝也覺得下罪己詔也無用。古語有云“旱極而蝗”“久旱必有蝗”，旱災嚴重達到某種地步，伴隨而來的就是蝗災。單拿中國歷史來說，蝗災波及餓死的百姓超千萬，但是為什麼沒能想出個合理辦法徹底解決呢？
轉眼來的大唐開元年間，華北大範圍蝗災，當時朝廷打的兩位宰相姚崇和盧懷慎，在朝堂上就此產生了激烈辯論。姚崇是一位堅定的唯物論者，主張蝗蟲來了就得治，而盧宰相認為殺蝗蟲有違自然和氣，兩人爭論不休。最後姚宰相說，在此節骨眼上，糧食就這麼多，要麼養著蝗蟲，要麼養著百姓，要是供著蝗蟲把百姓餓死才是最荒唐的事。此言一出，唐玄宗被徹底說服。
姚崇滅蝗蟲不靠燒符唸咒，而是安排人到下風向佈置天羅地網等蝗蟲來投，要麼火燒蝗蟲，不過這些雖有成效但都治標不治本。一般蝗蟲都在有水的地方產卵，姚崇就命人將沼澤地改為農田，犁地時便將蟲卵消滅，開荒以後的地種綠豆和豌豆等蝗蟲不愛吃的作物，很快滅蝗行動獲得成功，玄宗龍顏大悅。
有次，唐朝政治中心關中鬧蝗災，規模雖不大，玄宗率領百官到田地體察民情，看到蝗蟲成片爬在農作物上，玄宗伸手便抓起一隻蝗蟲放到嘴裡嚼著，說：“你吃我百姓糧食如同吃朕的五腑。”百姓山呼萬歲。自此後世再也不迷信什麼“蝗神”了。
從姚崇的滅蝗行為上看，唐王朝的執政者並未受到當時佔上風的儒家保守思想以及天人合一、順應自然的思想影響，而是利用國家力量積極的解決蝗災這個問題。之後宋元時期蝗災頻繁，幾乎年年有蝗災，但在保守的理學思想統治下的宋王朝仍然積極滅蝗，不得不說唐朝姚崇在治蝗方面開了一個好頭。
北宋朝廷為了徹底打贏這場蝗災的戰役，出了一項官方措施，那就是捉蟲換糧法，這是當時的最狠的絕招了。為了調動人們撲滅蝗蟲的積極性，宋朝推行了一種制度——“
以蝗易粟法”。當時不管是蝗蟲，還是無法飛高的蝗卵、蝗蝻，只要把它們撲殺了。就可以拿著這些蝗蟲，拿到官府兌換成糧食或者金錢。
當時老百姓也挺害怕的，深入到莊稼地裡面撲殺蝗蟲，莊稼自然就會受損。宋仁宗想到這個問題後，再次出臺相關措施。”老百姓徹底沒有了後顧之憂，幾乎是家家戶戶，每個人都出動撲殺蝗蟲的任務。宋仁宗時期的這些撲殺蝗蟲的措施，放到當時的那個環境之下，絕對是絕招，難怪後世對宋仁宗這個皇帝，評價還是很高的。
南宋以後還有人相信這些災害背後都有神靈的作用，人們修建了大量的八蜡廟和劉猛將軍廟，視為農作物的保護神，據說劉猛的原型是南宋抗金名將劉錡。有廟裡的神護著，就師出有名，政府主導的滅蝗行動也越來越多，很多治理蝗蟲的著作也編了出來。在清朝出版的圖書《捕蝗要訣》中，開篇就講了一番大道理：沒有神仙不憐憫小民的疾苦而縱容蝗蟲去禍害百姓的，希望各級官員能率農人仿照這本書中的方法抓緊去捕滅蝗蟲（除了人工捕蝗外，還有火燒、培養蝗蟲天敵等方法）。
雖然如此，還是有些守舊的百姓不管政府如何宣傳，還是把蝗蟲當作神。乾隆皇帝曾下詔書，命令民間不許供“蝗神”，但百姓還是對蝗蟲恐懼，不敢消滅蝗蟲，蝗蟲也就越猖獗，形成了惡性循環。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晚清，不是因為人們思想開化，而是社會動盪。近代以後，西方科學思想傳入中國，才認識到得科學滅蝗。
中國歷史的蝗災大多時候集中在中原（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湖北等省也有波及，災情卻不會那麼嚴重。生態環境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差，秦漢時侯八九年才發生的蝗災，在元明清三朝都是兩三年一次。蝗災的出現除了有天氣變暖的古人不可控的因素，還有王朝政府平常年間有沒有作為的關係。元朝對水利不怎麼重視，導致平均1.6年一次大規模的蝗災，明清兩朝重視水利民生，因而2.8年才一次。
蝗災爆發時，蝗蟲遮天蔽日而來，官府和百姓都以為這是上天降下的懲罰，乃天罰。以我們現代人的角度，在某些地方，蝗蟲倒成了一道菜，但要注意的是，蝗蟲在獨居時比較安全，一旦群居就會變異，極具攻擊性，並且體內會產生毒素，不宜食用。
閱讀更多 鮮俠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