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伦理作为调节规范新闻实践中道德标准的重要问题，近年来被广泛讨论。
美国学者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在对多个国家媒介伦理观念进行比较之后，提出将“真实、人类尊严和非暴力”作为全球伦理媒介的“原生规范”，以对媒体的失范行为进行道德干预。
泰国媒体数量众多，十分活跃，而且竞争激烈。尤其是进入网络时代以后，为了博人眼球，增加流量和收视率，以获得广告商的青睐，一些媒体放弃了本应坚守的新闻报道准则，过分追求暴力犯罪、桃色事件等猎奇新闻，对一些本不应重点报道的内容过度渲染，无形之中带偏了社会价值观。可以说，泰国频繁爆发枪击案，除了枪支泛滥这一问题之外，与新闻媒体推波助澜不无关系。
最明显的例证是制造“呵叻枪击案”的陆军上士，从他个人社交账号转载的内容不难看出，他非常关注媒体报道的重大恶性杀人事件。在他的脸书记录里，可以看到他多次转发1月刚刚发生在泰国中部华富里府的“校长劫金杀人案”的相关报道。1月9日该案爆发后，笔者一直关注着泰国各大媒体的反应。根据观察，在案件发生至1月22日破案前，所有主流媒体都跟踪着事件的进展。这些都无可厚非。但破案之后，媒体发现凶手出乎意料的竟然是一名校长，是“千载难逢”的“流量担当”。于是乎，他们忘记了自己本应承担的示范、引导作用，没有去探讨案件本身的警示意义，从而传递正确的价值取向，反而一味专注于这名凶手的私生活，连篇累牍地报道一些本不应该报道的细节。那段时间，凶手的姓名反复被报道，一张张生活照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这不是对凶杀案的报道，而是对一位当红明星生活的报道！
凶手校长俨然成为了网红
凶手的私生活被媒体反复报道
犯罪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模仿犯”（copy cat），是指当某个凶手犯下残暴罪行后，会有崇拜者效仿他的举动。 而有些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处于社会边缘，平时默默无闻，无人关注，当看到有人因为犯罪而像明星那般成为大众关注对象后，便也会产生类似的犯罪冲动，以达到出名的目的。心理学家苏雷特说：“哪怕是被描述成魔鬼，这样的出名对有些人仍然很有吸引力。”可以推断，这名上士正是在媒体的不当报道中，走上了一条畸形的“成名之路”。
他不仅模仿那名校长在商场杀人，而且还模仿国外的枪击案罪犯。行凶过程中，他持续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脸书账号，不仅发一些诅咒性、挑衅性的文字，而且还上传自拍视频，神情淡然地表示“扣扳机扣到手抽筋”。直到泰国政府和脸书公司联系，关闭了他的账号。很明显他是在模仿2019年3月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惨案和2019年10月德国犹太教堂惨案，这两起案件的凶手在行凶过程中均在网上直播。
呵叻枪击案凶手不断上传自拍照片，直播行凶过程
上士视校长为偶像，不仅模仿校长在商场杀人，并且还“超越”偶像，成为散落在泰国社会各个阴暗角落的边缘群体的集体偶像。犯罪学家杰弗里·罗斯认为：“当下发生的事情具有暗示的力量。对于有某种挫折感或者是想要算什么账的人来说，当他们听说别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这会让他们变得大胆。”“模仿犯”理论加上这一理论，恰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呵叻枪击案”爆发后几天之内，在差也汶府、芭堤雅等地都有人在网上扬言，要学习枪杀了29人的上士，“干一票大的”。而且，在曼谷出现了多起枪击事件，美容院枪杀前妻便是其中之一。
在“呵叻枪击案”爆发后，泰国媒体对于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进行了集体反思，因此在“呵叻枪击案”的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媒体做出了重大调整，比如尽量不提及凶手的真名，以“上士”或者“凶手”代称，对于他的私生活也不做过多报道，为的就是尽量减少他本人的“知名度”，以免更多人效尤。
希望这一事件能够成为泰国媒体改变行业风气的一次契机，不要让30名死者的血白流！
呵叻民众们自发为逝者组织哀悼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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