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羽，字儀卿，又字丹丘，後世稱其為滄浪先生。是南宋時代著名的詩歌理論家，被推崇為宋、元、明、清四朝詩話第一人。他的成名作《滄浪詩話》在宋代詩話中體系性最強，在書中他提出了很多影響深遠的詩學觀點，在古代文學批評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興趣”說便是其中一個。“興趣”說同時也是嚴羽詩歌美學思想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中國詩論史上，嚴羽以“興趣”論詩，對後人有著深遠的影響。

一、“興趣”說的宋詩背景

宋詩是在對唐詩的繼承和變革的過程中發展的，《滄浪詩話·詩辨》中敘及宋詩對唐詩的繼承變革，嚴羽認為其經歷了三個階段：早期較多地因襲唐人；中間變革唐風，形成自己的體貌；到晚期又向唐詩靠攏，接受晚唐詩風的影響。其中，以蘇軾、黃庭堅為代表的宋詩主流，突破了唐以前詩歌以“吟詠情性”為主要職能的傳統，把許多原來不入詩的題材都寫入詩中，寫法上又往往採用散文化的敘述手法和結構形式，以至運用散文化的句式和字眼，從而形成了一種與唐詩風貌迥異的拗峭生硬的格調，也就是傅若金 在《詩法正論》所說的“宋人以文為詩”。

宋詩的變革，其正面效應是擴大了詩歌的題材和意蘊，豐富了詩歌的表現手法，從多方面錘鍊了詩歌語言的形式。但刻意走散文化的道路，也給宋詩帶來了一系列弊病，這就是《滄浪詩話》所指出的“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

以文字為詩，是指詩歌創作中片面追求煉字琢句的傾向，這在黃庭堅及江西詩派的創作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黃庭堅等人的這種努力對於提高詩歌的語言技巧有ー定貢獻。但是，刻意追求語言的出新、出奇，大量使用拗句、拗律，未免有損於情趣的自然，影響詩歌意境的渾成與含蓄，甚至造成文理不當。

以才學為詩，是說作詩者喜歡在詩中賣弄才學，搬用典故，黃庭堅公開主張“詞意高勝，要從學問中來爾”，徵引典故，本是詩歌創作的一種傳統方法，只要使用恰當，是可以豐富讀者的聯想，擴大表現力的。但宋人以此為尚，往往過多過濫，造成文字堆砌和詩意艱澀的弊病。蘇、黃等人還特別喜歡引用生僻的典故，引用時又故意吞吐其詞，更增加了理解的困難。

以議論為詩，是在詩作中滔滔不絕地發表作者對各種問題的見解，用成段甚至成篇的議論說理取代了詩情畫意的表現，這就必然導致詩歌意象的貧弱乾枯，寡情乏味，損害了詩歌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宋人詩中好發議論，這是從歐陽修、梅堯臣就開始了的，後來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以及江西詩派等詩人，都繼承了這一傳統。

《滄浪詩話》以蘇、黃尤其是江西詩派為主要批判對象，在唐詩、宋詩提供的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通過對詩歌藝術特點和規律的深刻探究與把握，提煉出了自己的詩歌審美理論的主要範疇一一“興趣”。他把“興趣”作為自己詩歌審美理論的主要範疇，標榜學習漢魏盛唐詩，並以此為“向上一路”。

嚴羽對漢魏盛唐詩歌的美學價值認識非常深刻。他看到了它們形象充實、意境深遠、氣象渾厚、筆力雄壯，含不盡之意於言外等許多優點。並“熟參”、“妙悟”從中拈出了“興趣”二字，且謂為“自家實證實悟”所得，“非傍人籬壁，拾人涕唾得來者”。從而形成了自己的以“興趣”為中心的詩歌審美理論。

由此可見，嚴羽是針對當時部分宋詩不重詩歌形象思維的弊端，而極力倡導重視、學習盛唐詩中的“興趣”，他的“興趣”說的提出有著鮮明的現實針對性。

二、“興趣”說的淵源

“興趣”一詞，《滄浪詩話》中有時作“興致”，它不同於現代日常用語中所謂對某某事物發生興趣，而另有其特定的內涵。作為文學批評的專門術語，“興趣”為嚴羽首創，它是由“興”和“趣”兩個名詞概念組成的複合詞。

“興”的概念在古代文學批評史上有著悠久的傳統和複雜的演變。它的最初解釋是“起也”。孔子講過“詩可以興”，是說《詩經》裡的作品具有引起人的聯想、感發人的志意的功能。到《周禮》和《毛詩序》提出“六詩”或“詩之六義——賦、比、興、風、雅、頌”，其中的“興”是指“託事於物也”，假託物象以興起情懷，此時的“興”已經是詩歌藝術的一種表現方法了。

但是，《毛詩序》論詩是以“美刺”、“教化”為宗旨，它經常把比興的手法同詩歌的美刺作用聯繫在一起，比興因而獲得了“主文而譎諫”的含義，即指用委婉、含蓄的方式來諷喻社會政治。所謂“興則環譬以託諷”，正是兼括了內容與方法兩個方面。

後來，“興”的這兩重含義逐漸有了分化。一方面，由於重視其諷喻的功能，發展到不再顧及其“託事於物”的表現方法。如初唐詩人陳子昂批評齊梁間詩“採麗競繁，而興寄都絕”，這裡的“興寄”主要就是指詩歌的社會政治內容。白居易用“風雅比興”、“美刺比興”論詩，稱讚韋應物的詩“才麗之外，頗盡興諷”，講的也是詩歌針砭時弊的社會作用。他們所理解的“興”，側重於作品中所寄託的諷喻。

另一方面，“興”的另一重含義也有了獨立的發展。鍾嶸《詩品序》說：“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這是將“興”的概念專用來表示那種含蓄、委婉的詩歌情味，與“興”的諷喻社會政治的功能完全無關。

中唐詩僧皎然在他的論詩名著《詩式》中說：“取象曰比，取義曰興，義即象下之意。凡禽魚草木人物名數，萬象之中義類同者，盡入比興。”意思是說，“比”和“興”都是取材於義類相同的物象，但“比”是借物象來打比方，而“興”則還須著眼於物象內部所包含的意蘊。又說：“且如‘池塘生春草’，情在言外；‘明月照積雪’，旨冥句中。風力雖齊，取興各別。”這裡說到“興”的兩種情況，雖然用法不同，但都指詩人把情趣與物象融為一體，情趣蘊藏在物象之中。這是對於鍾嶸主張的進一步發揮。降至《滄浪詩話》中的“興趣”說，倡導“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境界，宣揚“言有盡而意無窮”，顯然跟鍾嶸以至皎然的詩論傳統一脈相承。

再來看“趣”。詩歌的“趣”也不是嚴羽最早提出的。《文心雕龍》論“趣”就有十幾處，如“情趣之指歸”、“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趣幽旨深”、“理殊趣合”，等等。劉勰所說的“趣”，是與“理”、“旨”相對，指蘊含在作品形象之中的藝術情趣。

唐代詩論中，以“趣”論詩者也不少。《河嶽英靈集》評儲光羲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王昌齡的《詩中密旨》論詩有三格：“一曰得趣，二曰得理，三曰得勢”，所謂“得趣”，是“理得其趣，詠物如合砌”，即詩理與詩趣的和諧統一。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 說王維、韋應物的詩“趣味澄澹”，這裡所說的“趣味”，是指詩歌作品表情達意含蓄不露的特點，它同鍾嶸等詩論家所講的“興”的含義是基本一致的，只是“興”側重於作者表達的角度，而“趣”側重於讀者感知的角度，二者都是指詩歌的審美特性。

嚴羽將“興”、“趣”相聯成詞，提出“興趣”，吸收了前人關於詩歌藝術特徵的認識。鍾嶸、皎然論“興”，司空圖論“趣”和“味”，可以看作“興趣”說的兩大理論淵源。

三、“興趣”說的特點及“以盛唐為法”的創作論

嚴羽在讚許漢魏、盛唐詩歌長盛不衰並分析其原因時，認為盛唐詩所體現的“興趣”，正確反映了詩歌所特有的本質和規律，具有一種含蓄雋永的美。他的“興趣”說是在總結前人文論中“興”和“趣”兩個概念而成，但不是簡單的相加。在嚴羽看來，“興趣”當有以下特點，這也是他“以盛唐為法”的詩歌創作方法。

一、“興趣”是思想和情感的統一。嚴羽的理論是為了探索詩歌內在的規律。在關於詩歌的本質上，他認為：“詩者，吟詠情性也。”這並未脫離開傳統的詩言志和詩緣性的綱領，與劉勰、鍾嶸等人的觀點是一樣的。鍾嶸在詩品中指出：“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劉勰在《明詩》篇中談到詩時說：“詩者，持也，持人情性。”

朱熹在《朱子語類》中說：“性者，理也。”又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可見，古人所說的“性”與“情”是兩個相對範疇。“性”指的是人的心理活動中的理性及道德成分，“情”指的是其中的感性成分。用現代話來講就是思想和情感。嚴羽秉承前人之說，也認為詩是表現人的“情性”的。他認為在詩歌的創作中“情性”兩者並重，拋開其中任意一個，就不能成為詩。

他在《詩評》中說：“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跡可求。”他認為唐人重視詩歌中的感性因素，即“意興”或者“情”，而作為理性成分的“理”或者“性”又蘊含其中，所以能達到詩歌的顛峰。宋代詩歌過於重“理”，而又忽視“意興”這一感性因素，並將尚理的風氣正式化，於詩中大發議論，宋詩不如唐詩之處亦正於此。

嚴羽雖然在《滄浪詩話》中批評宋人尚理的傾向，但他並未完全否定詩歌中要傳達的理。他在《詩辨》中說：“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歷來許多人只引用這一句話的前半句來作為嚴羽忽視“理”的證據。而實際上，嚴羽所反對的是江西詩派所推崇的“無一字無來歷”的作詩法，即把詩歌散文化，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和以議論為詩的創作方法。他認為，詩人的情性應該藉助具體生動的形象表現出來，而不是直接在詩中發議論，抒發情感。

總之，嚴羽對詩歌的要求就是內容與形式統一，性與情統一，也就他所說的“詞理意興，無跡可求。”

二、“興趣“應該是渾然一體和含蓄不盡之美。《詩辨》中的“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就是嚴羽對渾然一體的形象描繪。他在《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中特別提出了“健”、“渾”兩字的差別問題：

盛唐之詩，雄深雅健。僕謂此四字，但可評文，於詩則用健字不得。不若《詩辨》雄諢悲壯之語，為得詩之體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事夫子時氣象。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其不同如此。

其中的“渾厚”就是指詩歌創作要達到質樸、不事雕琢、渾然一體之意，這也正是盛唐詩的基本藝術特色之一，故而他在《詩評》中說的“李杜數公，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說的就是盛唐詩人的詩作具有雄壯、渾厚之意。

所以他讚揚古詩“氣象混沌，不可句摘。”建安詩是“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而建安之後的謝靈運的詩雖無一篇不佳，但認為他的作品還是不如“全在氣象”的建安作品。

嚴羽強調詩歌意象有機統一的整體美，與晚唐的司空圖的思想是一致的。司空圖在《與李生論詩書》中評賈島時，就體現了這種思想，他說：“賈浪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澀，方可致才，亦為體之不備也。”

除了詩歌的整體美，嚴羽還要求詩歌必須有一種含蓄美。他在《詩辨》中說:“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這就是對朦朧含蓄的形象描繪。嚴羽認為盛唐詩人之詩由於“尚意興”，故含蓄蘊藉，韻味深遠，有無窮盡的言外之意。他要求“興趣”應該“言有盡而意無窮”與晚唐司空圖的“味在鹹酸之外”觀點是一致的。都要求詩歌須情深意長，有餘味，能讓人充分去咀嚼，去體會。

滄浪在《詩法》中論詩歌創作，要求“語忌直，意忌淺，脈忌露，味忌短

三、“興趣”還應該有不落痕跡的自然美。嚴羽在論盛唐詩歌“透徹玲瓏，不可湊泊”的意境，體現的就是“興趣”的天生化成，沒有人工造作痕跡的化工之美。他說：“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處，有似拙而非拙處。”這就是合乎自然的一種表現。嚴羽評李白詩時說到：“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者。”強調的就是李白詩歌自然之美。

所以他反對作和韻詩，說“和韻最害人詩”，把詩歌變成文字遊戲，必然會使其喪失自然真美。以這個角度出發，他十分欣賞蔡琰的《胡茄十八拍》，說它“渾然天成，絕無痕跡，如蔡文姬肝肺間流出。”嚴羽評六朝詩人，說：“顏不如鮑，鮑不如謝”，認為顏延之詩堆砌典故，無自然之趣，而鮑照之詩文辭豔麗，炫人耳目。兩者都不如謝靈運的詩用語清新自然，有芙蓉出水之美。

四，以“興趣”說為主導而創作的詩應有抑揚頓挫的詩歌格律美。嚴羽推崇盛唐詩歌，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近體律詩的成熟和完備。他在《詩辨》中說到：“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下，曾加有小注：“後舍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之體備也。

盛唐詩的聲律美具有自然和諧的特點，它既有嚴密的格律，但又不死守格律，因而抑揚頓挫、鏗鏘有力，流暢而不晦澀。所以嚴羽對沈約等人的四聲八病有很尖銳的批評，他說：“作詩正不必拘此，弊法不足據也。”他反對格律過於細密而影響思想內容的表達和藝術形式的自然，認為必要的時候可以打破格律的限制。

嚴羽聽說的“興趣”，既包涵了“興”和“趣”這兩個範疇的意思，但又不是這兩個範疇的含義的簡單整合，而是兩者的有機結合。他所說的“興趣”應該是一種情與理合，情與景合，渾然天成而又含蓄不盡的審美趣味。

四、對後世詩歌創作的影響

嚴羽提出的“興趣”，逐漸成為後世衡量詩歌創作水平的一個重要概念。明代屠隆便認為詩歌失其興趣，便失去了詩之本體: “詩至三百篇而下有漢魏古樂府，漢魏而下有六朝《選》詩，《選》詩而下有唐音。唐音去三百篇最遠，然山林宴遊之篇則寄興清遠，宮闈應制之什則體存富麗，述邊塞征戍之清則悽婉悲壯，暢離別羈旅之懷則沉痛感慨。即非古詩之流，其於詩人之興趣，則未失也。”清代賀貽孫也崇尚興趣，並用它來批判禪語入詩，認為詩歌要抒發真情，又要跌宕生姿，趣味不盡，而以禪入詩，用詩歌去解釋禪語，則會木質無文。

將“興趣”推崇為詩歌的主要特徵，也成了王國維“境界”說的濫觴。他在《人間詞話》中說：“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從中可以看出，王國維雖然認為“興趣”說不如“境界”說來的徹底，但也不否認其所受之影響。

五、結語

總之，我們對於嚴羽的“興趣”說應該要有全面的認識。既要看到它的主旨的針對性，又應該對其內涵作深層的發掘；既要看到它的歷史繼承性，也要看到它對詩歌美學理論的強化與開拓。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從中受到啟示，吸取經驗，從而促進詩學美學理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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