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左宗堂比曾国藩的评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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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评价不知道是指哪方面,如果是从科举成绩上来看,曾国藩是进士出身,而左宗堂只是个举人,只不过为人方面左宗堂颇有急智,而曾国藩则中规中矩,所以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左宗堂要厉害一些。

左宗堂是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因战功而被清朝廷赏识,最后一步步升迁而来,基本上靠的是个人的努力,曾国藩中两榜进士时是满人穆香阿的门生,多少沾了点光,不过曾家在湖南是大族,多少在曾国藩拉湘军时是沾了点光的,不过后来满清朝廷也是不断往里掺沙子,在曾国藩丁忧的时候任命胡林翼为湘军统帅,将原本纪律井然的湘军带成了烧杀抢掠的野兽。

曾国藩去世后清朝政府追谥其为“文正”,极具哀荣,乃是文臣所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了,咸丰皇帝的老师杜受田也就是这个谥号了,而左宗堂的只是“文襄”而已,低了好几位,甚至不如李鸿章的“文忠”。

只不过当时有人称赞左宗堂“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堂”,这才让左宗堂名声大噪,而当时的曾国藩已经是兵部侍郎头衔了,而且曾国藩为人也低调得多,所以造成了左宗堂好像比曾国藩出名的假象,其实同光中兴四大名臣还是以曾国藩为首,左宗堂次之,随后才是李鸿章与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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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和曾国藩都是晚晴重臣,而且都是湖南人,这俩人都已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韬略为后人熟知,可谓是名满天下。

两人都是满清统治阶级十分倚重的大臣,每当遇到比较棘手的大事的时候,往往会让此二人去办理,如镇压农民起义,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曾国藩起了决定性作用。

从两人在历史上的表现和作用来看,左宗棠确实比曾国藩的评价高,这主要是因为左宗棠收复新疆,为清政府增加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在收复新疆的战斗中,面对阿古柏侵略势力的强悍和顽固,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国土,让朝廷重视海防,在此不利背景下,左宗棠力排众议,坚持收复新疆,在战场上他抬着棺材指挥冲锋,军威大震,一举收复大片沦丧国土,建立了不朽功勋。

今天的新疆美丽富饶,新疆之名为左宗棠所取,意为新开拓的国土,就此历史事件,左宗棠足可以称为民族英雄,所以他肯定比曾国藩评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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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左宗棠比曾国藩的评价高?

作为晚清的中兴名臣左宗棠和曾国藩,确实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也各建不朽之功,彪炳史册!而左宗棠的评价高于曾国藩,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曾国藩和他的“曾剃头”名声!

曾国藩的主要功劳是,率领湘军彻彻底底的消灭了天平天国的起义军。这对于朝廷来说,消除心头大患终于可以安心了!但是曾国藩呢?湘军呢?滥杀无辜,烧城掠夺,屠城毁舍……特别是后期湘军无仗可打,滋扰百姓,鸡犬不宁!骂名滚滚而来!“曾剃头”由此而来!

这些负面影响无疑给曾国藩的评价也就打了折扣。

而且,说起来朝廷跟太平军的争夺,算是内讧!

相对来说,太平军的起义初衷还是很合老百姓民意的!这样在大事大非面前,曾国藩为腐朽的大清不惜余力去支撑,老百姓心中还是雪亮的!



二,左宗棠复疆之功!

左宗棠能够涉足官场,确实赖于曾国藩举荐之功!

但是,左宗棠跟曾国藩是两条迥异不同的官场之路!

大家都知道,在大清收复新疆的伊犁,跟沙俄几次大战役,都是左宗棠亲自指挥的!也可以说,保护国土完整,收复伊犁,出生入死,左宗棠功昭日月!

而且,面对的是强敌,也是外寇,年事已高的左宗棠还是骁勇善战!余威尚在!这令人更加的敬佩和尊崇!

这样一来,左宗棠评价之高也是理所当然!



由此可见:左宗棠和曾国藩的各自官场之路,就注定了人的的结局不同!留给后世的评价也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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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都是晚清重臣。从评价高低来说,其实曾国藩要高于其他三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勤勉藏器,待时而动

在中国历史上,曾国藩的勤勉几乎是无人能及,咸丰八年六月起至于临终之日,曾国藩的日记未曾间断一日,甚至在去世的当天,他还在补写前一天的日记。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三日的日记说:“早起,蒋、萧两大令来诊脉,良久去。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围棋二局。至上房一坐。又阅《理学宗传》。中饭后,阅本日文件。李绂生来一坐。屡次小睡。核科房批稿簿。傍夕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起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通过日记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身体已经衰弱到了极点,以致屡次昏睡,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在坚持处理公务,接待访客,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还在阅读《理学宗传》,且不说他的理学修为如何,单是这种至死不渝的学术热情,已经足以让很多自诩为大儒的理学家汗颜了。

曾国藩戎马半生,亲冒锋镝,却未尝一日废书不观,从他的家书和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阅读经历,他在咸丰六年(1856年)写给曾纪泽的信中说:“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即使是在被困祁门,生命旦夕不保的艰危时刻,他依然“意气自如,犹时时以诗古文是娱”(黎庶昌《曾太傅毅勇侯别传》)。

曾国藩系统地治学始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本年曾国藩会试落榜,在南下返乡途中,拜访了同乡睢宁知县易作梅,并从易作梅那里借了白银一百两,在金陵书肆购买了一套廿三史。回到湖南老家,其父曾麟书说:“你借钱买书,我不会责怪你,但是希望你能悉心阅读才是。”曾国藩秉承庭训,黎明起床,夜半方休,足不出户一年,通读了廿三史,树立了学术的根基。道光十八年(1838年),学有所成的曾国藩顺利考取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词垣之后,更是夙兴夜寐,无忝所生。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官居二品。10年时间,曾国藩被提拔了七次,由从七品升到正二品,连跃7级,实属罕见。这其中虽然有军机大臣穆彰阿的提携,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曾国藩个人勤奋所得。

“君子储百用,多藏如列肆”(曾国藩《送吴荣楷之官浙江三首》),终朝勤勉,恪尽职守,曾国藩的仕途可谓是青云直上。可是曾国藩毕竟不是庸常之辈,高官厚禄并非他的终极目标。效法前贤,澄清天下,才是他的人生理想,正如其《题唐镜海先生十月戎行图》诗所言:“生世不能学夔皋,裁量帝载归甄陶。犹当下同郭与李,手提两京还天子。”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曾国藩也期望时机降临,宏图大展,正所谓“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曾国藩《感春》)。

多事之秋的晚清政局终于将曾国藩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宣宗道光皇帝驾崩,咸丰皇帝登基。本年夏季,洪秀全、杨秀清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揭竿而起,清廷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督剿,然而林则徐病死在赴命途中,咸丰皇帝只好改派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督师。太平军势如破竹,广西官兵节节败退,消息传到北京,朝廷震动。咸丰皇帝下诏求言,曾国藩心系朝廷安危,一连上了五道奏章,即《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这五道奏章分别涉及军事腐败、经济衰退、民间疾苦等诸多尖锐问题,而尤以《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最为骨鲠戆直,这篇奏疏矛头直指刚刚即位的咸丰皇帝。曾国藩指出咸丰皇帝有三个优点,但是也分别伴随着三个流弊:第一,咸丰皇帝在祭祀大典和日常礼仪方面,都能做到雍容谨慎,其流弊是过于琐碎;第二,咸丰皇帝敏而好古,喜欢舞文弄墨,其流弊是爱慕虚荣;第三,咸丰皇帝胸怀大志,刚毅果敢,其流弊是自以为是。

咸丰皇帝读罢这篇奏疏,暴跳如雷,立刻宣召军机大臣觐见,定要将曾国藩锁拿问罪。曾国藩命悬一线,所幸大学士祁寯藻“主圣臣直”一言纾解了咸丰皇帝的怒气,左都御史季芝昌也叩首求情,曾国藩才免于一死。这一篇奏疏虽然使曾国藩险些遭难,但是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忠心,却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赞扬之声,正如好友刘蓉所言:“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奏唱朝阳。”曾国藩忠义骨鲠之臣的美誉流播海内,所以当他墨絰从戎,出山讨伐太平天国之时,豪杰之士都纷纷投其麾下,供其调用差遣。

第二,广交贤良,陶铸后进

黄侃论学语录说:“读书之人,以读奇书,事通人,居通都,三者为要。”交游对于读书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曾国藩居官京师之时就非常注重选择师友,义理之学师从唐鉴、倭仁,考据之学受益于邵懿辰、莫友芝,辞章之学与梅曾亮、何绍基驰骋,经济之学与江忠源、罗泽南切磋。以上诸人都是当世贤俊,在交往的过程中,曾国藩各方面的能力都有大的提升,为日后的军事斗争储备了丰厚的知识,也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关系。

曾国藩也非常注意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他早年曾撰写《原才》一文,呼吁才士转移风气,为国效力,也曾在《应诏陈言疏》中建议皇帝广纳人才。曾国藩提拔的人才不计其数,其中尤其以江忠源、塔齐布、彭玉麟、杨载福为著名,这四人是湘军的水陆统帅,是曾国藩攻城略地、击败太平天国的骨干力量。当然,要说曾国藩最得意的门生,还是以李鸿章为首。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进士,曾李两家是世交,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李鸿章拜曾国藩为师。对于这位年家子,曾国藩颇为垂青,称赞他才可大用。咸丰八年(1858年),李鸿章投奔曾国藩幕府,负责文案工作,尤其擅长奏议之作。李鸿章崭露头角,始于咸丰十年(1860年)。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击败僧格林沁的精锐奇兵和胜保的救援军队,攻占了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出逃,并发布上谕,命各省督抚、将军速速带兵勤王,八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也接到了上谕,命他派遣鲍超率湘军精锐二三千人克日赴京。这一道上谕使曾国藩陷入了矛盾境地,朝廷遭此大难,作为臣子,勤王护驾是头等大事。可是江南战局也是瞬息万变,鲍超北援,势必削弱湘军实力,对于安庆战局乃至整个江南战局都会有大的影响。曾国藩左思右想,都没有两全之策,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描述焦灼的心情说:“京信危急,弟实忧皇竟日,在室中徘徊私恸,几不能办一事。”在曾国藩进退两难的关键时刻,李鸿章出了一条妙计。

为谨慎起见,对于北上勤王之事,曾国藩召集幕僚商讨对策,多数幕僚都建议北上,唯独李鸿章力排众议。李鸿章以为英法联军挑起战端,攻占京城,无非是为了经济利益,既然如此,割地赔款,金帛议和,就会平息战争,根本就用不着千里勤王。一语点醒梦中人,曾国藩接受了李鸿章的建议,采用拖延时间的方法观望时局变化。曾国藩上奏说,北援之事非同小可,鲍超虽是猛将,但不足以统帅全局,应该由曾国藩或者胡林翼率众北上,至于曾、胡二人谁更适合,还需要皇帝钦定。一经接到圣谕,就会即刻出发。祁门大营距离北京千里之遥,奏报往返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曾国藩、李鸿章估计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清廷已经与英法联军签订和约了。果不其然,十月十四日曾国藩接到廷寄,《北京条约》和议已成,无须北援。

李鸿章对于曾国藩知遇提携之恩的报答,在同治三年(1864年)会剿金陵一事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初三日,曾国荃统帅湘军进驻雨花台,开始对太平天国首府天京的围攻。至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二十一日,湘军攻陷天堡城,驻军太平门、神策门外,完全包围了天京。就在曾国荃即将大功告成之时,五月十四日,曾国藩接到上谕,同治皇帝命李鸿章率领淮军会剿金陵。淮军四月初六日刚刚攻陷常州,士气正旺,装备精良,军饷充足,这支军队的到来,无疑会帮助曾国荃迅速解决金陵战事。然而,如此一来,攻陷金陵,最终剿灭太平天国的功劳势必会分成两份,一份属于曾国藩兄弟,另一份则要分给李鸿章。这对于苦战两年之久的曾国荃以及湘军将士而言,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李鸿章深谙其中利害关系,又碍于曾国藩师相之尊的情面,所以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李鸿章在《请俟湖州克复再协攻金陵片》中找出三条借口拖延时间,拒绝协攻金陵,第一,淮军苦战经年,伤病疲乏,军队需要时间休养整顿;第二,曾国荃全军两年围攻,现在已经凿开地道,金陵不久即可攻陷,湘军现在急缺的不是兵源而是军饷;第三,曾国藩已经命令淮军接防句容等地,一部分淮军还要进驻长兴,牵制湖州一带的太平军,能够调动的军队不多。

李鸿章执意按兵不动,显然是要把克复金陵的功劳拱手让给曾国藩兄弟,成就乃师的万世勋名。曾国藩对于李鸿章的这片苦心自然是无限感激,刘体智《异辞录》说:“及大功告成,文忠(李鸿章)至金陵,官场迎于下关,文正(曾国藩)前执其手曰:‘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曾国藩在《复陈金陵皖北江西各路军务筹办情形折》也向同治皇帝坦言李鸿章的真实用意,他说:“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

第三,大巧若拙,刚柔并济

从整体上来讲,曾国藩的性格属于刚强雄直一类,这种性格的形成,受他的祖父曾玉屏的影响很大,他说:“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这种倔强之气是曾国藩傲然挺立,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支撑。它在帮助曾国藩死里图生、困而修德的同时,也给曾国藩带来了很多阻挠。“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的刚硬性格,对于个人修身来说是一种有力的因素,可是用到官场交往中就显得格格不入了。曾国藩在江西战场上的三年困境(1854—1857年),就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湘军是民间武装,不是清廷的正规军队,政府不负责湘军的军饷供应,曾国藩只能采用劝捐、抽厘等方式筹备军饷。劝捐与抽厘都要有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可是筹备军饷肯定会加重当地经济压力,所以一般来说,地方官员几乎都是阳奉阴违,处处掣肘,江西巡抚陈启迈就是如此。陈启迈是曾国藩的同年进士,又是湖南同乡,本该互相扶持,但陈启迈却看不惯曾国藩独断专行的处事方式,在军饷供应、官员升降问题上与曾国藩针锋相对,曾国藩一气之下,罗列了陈启迈的数条罪状,将他参倒革职。原本以为新上任的巡抚文俊会有所收敛,哪知文俊比之陈启迈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曾国藩得不到江西官场的支持,又被太平天国的杰出领袖石达开连连击败,确实是“所至龃龉,百不遂志”。曾国藩陷入了极度苦闷之中,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十一日,收到父亲曾麟书死于二月初四日的讣告,就奏报丁忧,陈请开缺,还没有等到朝廷的批复,就同胞弟曾国华回乡奔丧了。

居丧其间,回想在江西遭遇的困境,曾国藩的内心难以平静,一度卧病在床。好友欧阳兆熊推荐名医曹镜初诊视,曹说心病还需心药医,岐黄之药虽然可以医治身体上的病痛,至于心理上的刚硬之疾,还是要借助黄老柔顺之方。听罢此言,曾国藩恍然大悟,再次出山之后,一改旧习,谦恭和顺,人际关系得到了缓解,处理军务也更加得心应手了。

晚清名臣左宗棠盛气凌人,自视甚高,早年不甚尊重曾国藩。相传曾国藩拜访左宗棠时,左宗棠为了杀一杀曾国藩的傲气,迟迟不肯出来会面,曾国藩问他忙于何事,他说在给小妾洗脚,曾国藩气愤不过,就出了一个上联讽刺他,“为如夫人洗脚”,左宗棠也反唇相讥,应声对了一个下联,“赐同进士出身”,讽刺曾国藩是进士三甲。对于左宗棠的刻薄,改习黄老之术的曾国藩一笑了之。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奉命救援浙江时,就请左宗棠用篆书写了一副对联,即“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两人都不念旧恶,和好如初。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举荐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兼任浙江巡抚,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二十四日,左宗棠收复了杭州,缓解了曾国荃攻陷金陵的军事压力,是彻底击败太平天国的关键一战。

第四,退以保身,俭以养德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惨剧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立下汗马功勋的将帅名臣几乎都难逃身首异处的下场。收复金陵,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贵极人臣,天下瞩目,可是风云突变的局势也将曾氏兄弟逼到了危险境地。曾国荃收复金陵,独占全功,虽说居功甚伟,但是也有三条致命的罪状。第一,天王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洪福瑱乘乱逃逸;第二,未能奉旨将忠王李秀成押解进京,而是就地处决;第三,太平天国宝藏不知所终,清廷怀疑被曾国荃私吞。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曾国藩决定向清政府妥协,推出了三条应对之策:第一,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交出军事指挥权,回原籍调养;第二,裁撤湘军,仅留刘松山、易开俊统领的六千湘军协防金陵;第三,奏请停解部分厘金,缓解政府的经济压力。通过这三条对策,曾国藩消除了清政府的疑惧之心,也抑制了满汉大臣的妒忌之心,不仅保全了身家性命,还赢得了忠诚体国的美誉。

曾国藩不迷恋权势,在政治上能够退以保身。在家庭生活方面,曾国藩奉行俭以养德的古训,“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的自箴对联就是这种家风的形象表达。曾国藩时时训诫子弟勤俭持家,咸丰六年(1856年)他在给曾纪泽的家书中说:“古人云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吾虑尔之过佚也。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被困祁门,生命危在旦夕,预先写下了遗嘱,他对曾纪泽、曾纪鸿说:“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嘱咐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一日,也就是去世前三天,曾国藩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最为透彻的评价,他在《日记》中说:“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后人对于曾国藩的评价有褒扬,有贬损,有顶礼膜拜,有肆口谩骂,而曾国藩本人在回顾人生轨迹时,却只有憾恨与叹息。


多尔衮爱新觉罗


我是鉴古君,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同为“中兴三杰”,后人之所以对左宗棠的评价比曾国藩高,鉴古君认为,原因主要是:

左宗棠收复新疆,捍卫了国家主权。

乾隆执政时期,就把西域命名为新疆。新疆其实并非“新的疆域”,它在汉朝就是我国的故有领土。同治六年(1867年),俄国乘乱占据伊犁,英国也来分一杯羹,共同瓜分西北。

这可是整整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啊,是当时国土面积的1/6,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虎口下,就这样从大清的版图上消失了。

而让这大片国土回归清朝的人,就是一直强硬主张收复新疆的左宗棠。

1876年(光绪二年)4月,已经64岁的左宗棠正式出兵。这位孤胆英雄率领6万湖湘子弟,经过一年多的奋战,终于收复新疆全境。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更是国家之福,在晚清日益衰败的惨淡历史中书写了最为出彩的一笔,注定让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

与左宗棠相比,曾国藩在和太平军作战时,早期屡战屡败,毫无建树,直到后期,因太平军内部发生分裂,实力大减,他才得以扭转战局,反败为胜。这样的仗,既没打出水平,更没打出威名。

还有,在对捻军作战时,曾国藩同样也没有取得成功,未达到预期效果,名气也受到影响。由此可见,在带兵打仗方面,左宗棠明显比曾国藩厉害很多倍。

再者,曾国藩文人习气较重,平时处事小心谨慎,唯唯诺诺,缺少左宗棠身上的那股豪气,如果说左宗棠是敢说敢干的侠之大者,那么曾国藩就是中规中矩的一代文臣,所以后人更喜欢左宗棠,@鉴古君 也是。欢迎朋友们关注交流。


鉴古君


要说左宗棠和曾国藩留给后人对他们的评价高低,不仿先了解下二人的人生历程。

左宗棠(1812一1885),湖南岳阳湘阴人,晚清軍事家、政治家、湘軍著名将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二十二岁乡试中举,留意农事,遍读群书。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镇压捻軍,平定陕甘回民起义,收复新疆推动新疆建省。

其在新疆问题上“不收复新疆,无疑就是'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遵循“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朮,1876年4月出征,8月收复北疆,两年平复南疆。

在收复新疆时,清廷缺钱,左宗棠经过胡雪岩牵线,向英国银行高息借款,致其银行担心还不了本息,迫切希望左宗棠获胜,向英政府施压,削减对阿古柏的财政支持,对收复新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成就了左宗棠的民族大业。

英国史学家亨利·阿加德·华莱士评价:“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视线扩展到了俄罗斯,到整个世界……我对他抱有崇高的敬意”。

曾国藩(1811一1872),今湖南娄底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人,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湘军创立者和统帅。出身普通耕读之家,自幼勤奋好学,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官至二品。

太平天国运动时,组建湘軍,历多年剿灭太平軍。

其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修身律己,以德为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

曾国藩对清廷的政治、軍事、文化、经济等方面影响深远。在其倡仪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从上之述,左宗棠功在收复新疆抵御外侮,一生轰轰烈烈,为民所敬仰。 而曾国藩才高八斗,为清延及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但受儒家思想束缚,行事低调,不善张扬,尤其对太平天国的覆灭起了决定作用,这就是民众对他评价低的原因


心潮逐浪高


清代的曾国藩和左宗棠,他们是平定太平天国的两个功臣,当时人称他们是“曾左”。

不过,非要说左的评价高于曾的话,主要又几个方面:

1.战略眼光:在新疆问题上,左宗棠的战略眼光明显高出李鸿章一筹,最终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并率军收复新疆,夺回六分之一的国土,实乃中华民族之幸。

对此,左宗棠的历史功绩远远高于曾国藩、李鸿章之流。

2.对外态度上:左宗棠对外主张该强硬就强硬,不要一味妥协退让,反观曾国藩的主要作为就是在平定太平天国上,后来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对外卑躬屈膝,引发各界人士与国人的强烈不满,声誉一落千丈。

3.个人情感上:个人认为左宗棠 的的评价应该更高,只说他收复新疆就是千古大功。而曾国藩评定太平天国戾气太重 ,东南那片杀了个遍,影响不好 ,而且很显然收复失地德民族英雄再当代更有市场。

综上 ,左宗棠得评价比曾国藩高。


兔儿脸


他实行洋务运动,进口十台西洋机器,将国外的电灯和其他电器电话☎️引进了中国,加大了对外交流,促进中国工业向机械化电气化发展,也许这些原因他比曾国藩评价高吧。





六扇门人jgy


你好,请别慌,我来给您作答:

在当时的历史上,曾国藩的评价比左宗棠要高,两人是湖南同乡,年龄相差一岁,也算是同龄人,曾国藩病逝于1872年,谥号“文正”,左宗棠病逝于1885年,谥号“文襄”,清朝文官最高等级的谥号,便是“文正”,清朝近300年时间,只有8名文官获得了“文正”的谥号,曾国藩便是其中的一个。而左宗棠的“文襄”谥号排在清朝文官的第二十三位,单从此来看,在当时曾国藩和左宗棠评价高低就可以看出来了,

当然两位都是国之栋梁,绝代双骄,“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处《礼记·大学》,两位也都做到了,堪称完人,咱们作为后辈和一介草民,不该妄自评价的。

曾国藩

左宗棠

在现代,左宗棠的评价为何比曾国藩高呢,还是主要原因是左宗棠在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敌中贡献。左宗棠这方面功绩有三个:

1.平定陕甘回乱

1862年陕西、甘肃的回民趁清朝与太平天国和捻军作战情况下,发动叛乱,爆发了大规模的穆斯林反清起事,后演变为回民大规模屠杀汉人的恐怖活动,史称“同治回乱”。左宗棠平定叛乱临危受命,平定扰乱,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2.收复新疆

1865年(同治四年),阿古柏入侵新疆,后建立“哲德沙尔汗国”,盘踞新疆大部。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复侵占新疆伊犁。经过海防塞防之争后,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他提出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方针,招募6万湖南子弟,抬棺西行,收复新疆。1878年1月2日(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军收复和田,取得收复新疆之战的最终胜利,一共收复了六分之一中国国土,维护了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

新疆地图

3.签订《中俄伊犁条约》

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

当然曾文正公功绩很大,相对于左文襄公,但是单论维护国家统一这块,还是左公功绩大一点,另外曾文正公作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最大刽子手,在解放后人民开始当家做主,在正确的政治观驱动下,这也是左公评价高的一个历史原因。

这些历史人物都随岁月而去,天佑中华,实现复兴,不要在有被压迫奴役的那天。


明哥日志


其实,这个问题确实没有必要用那么多句话来讲。简单分析下两个人的成长经历,,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不就全出来了吗,长篇大论似乎看着也累。

左宗棠不是靠学历的,曾国藩二十七岁中进士,就进翰林院当官了;而左宗棠自二十岁中举人后在学历的道路上便止步不前了,最后是在当幕僚的时候发挥了不下于省长的政治能力,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一分不见得就要加给曾国藩吧。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二人都有建树,一人组建湘军,一人组建楚军,虽然没有湘军名声大,可也不能说不小,曾左彭李,二人不过第一第二而已。太平天国后来都进入中央成为省部级大员。(而在今天,许多人站在汉民族的角度上不一定就更不喜欢曾国藩了)

如果说这时候我们对曾国藩的评价高于左宗棠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应该有个反转了。同治年间的田间教案时间,让左宗棠名声大跌,甚至一蹶不振;而左宗棠以高龄出征收复新疆,成为民族英雄,这又岂是曾国藩可以比拟的。

我们今天评价曾国藩也多是赞美其读书刻苦,家教认真而已。

因此左宗棠的评价必然高于曾国藩了。这不仅仅是谁官大谁官小所能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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