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书名叫《清教徒的礼物》。作者是两兄弟，肯尼斯·霍博与威廉·霍博。
乍一看书名，你会以为这是本历史书，但它其实是一部管理学著作。不过作者一上来，就给我们介绍了不少美国早期的历史。因为只有了解了这段历史，你才能把握美国企业文化的内核。
1/7 制度是历史演化的产物
在正式介绍本书之前，请允许我扯点儿题外话。很多在企业从事管理工作的朋友问我，读历史有啥用呢？说句实话，历史没有直接的用场。它既不能给你升职加薪，也不能帮你赚更多的钱。不过，读历史有个好处，就是通“古今之变”，我们今天碰到的很多管理问题，过去早就有人讨论过了。
举个例子，很多学者都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一家公司到底是集权好还是分权好？其实，这个话题非常古老。早在唐代，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就评价过君主制和封建制的优劣。当然，柳宗元是主张君主制的，原因很简单，君主制有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封建制会导致诸侯作乱。但柳宗元也承认，封建制是历史的产物，因为中国是从部族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你不必认同柳宗元的主张，你只需记住一点：任何制度，无论集权也好，分权也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历史上，从企业到国家，往往都是从分权开始，再慢慢地过渡到集权。
比如，中国古代的周朝，就实行封建制。一方面，周武王是和亲戚们共同打天下的，彼此没有上下等级之分。周武王夺了江山，自然而然会把革命果实与他们分享。另一方面，周朝统治者即便想搞大一统，也缺乏治理天下的技术条件。直到秦朝以后，秦始皇搞了郡县制，大一统局面才告完成，但那也得有财政和军事上的保障。从周到秦，中间经过了八百多年的时间。
企业也一样，创业之初，老板伙计都是兄弟，大家不分彼此，同甘共苦。组织内部也没有明确的分工，脏活累活大家一起干。可是当企业做大，公司里的陌生人多了，就得不得引进分工、层级与绩效考核，传统的熟人关系对分工起不了约束作用，所以只能靠制度，靠集权，靠官僚体系，所谓的“大企业病”，就是这么得上的。
如果不了解历史，我们就无法了解任何制度的由来。也很难对产生的问题对症下药。再举个例子，清末的时候，很多人主张清廷应效仿欧洲国家，搞君主立宪制。康有为、杨度这帮人就鼓吹这一套。
君主立宪听起来很符合国情，因为中国自古就有皇帝，现在让皇帝从前台退到后台，保留名号，大家天天供着，有啥不好？殊不知，所谓君主立宪，本身就是在君权不够强大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它是国王与贵族相互博弈的产物。不是一方有了政治觉悟，主动选择的结果。康杨等人不了解历史，盲目崇拜虚君政治，只会误国误民，到头来让自己身败名裂。
2/7 伟大的清教传统
好了，题外话到此为止。下面我们来看看《清教徒的礼物》到底说了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认为作者的观点就是：清教主义塑造了美国企业的基因，并成就了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辉煌。
既然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历史，我们就有必要对美国早期的历史有个简单的了解。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1783年建国的。但在此之前，美国还有一百多年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而美国的诞生，还得从这一百年说起。
当初英国在北美建立殖民地时，有一艘船叫做“五月花号”，这艘船满载着清教徒，当船只靠岸时，他们没有立即上岸，而是在船上签署了一份《五月花号公约》，公约的内容就是：到达新大陆之后，人人一律平等，以往的等级秩序，贵贱尊卑，在新世界不管用了。
《五月花号公约》是一份政治公约，它奠定了美国日后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理念，所以，有人将其比作“美国的出生证”。
然而，清教徒对美国文化的影响可不止于此。10年以后，一个叫温思罗普的人前往北美，向广大信众布道，号召大家建立一座“山巅之城”。“山巅之城”的典故来自《圣经新约》，其原文是：“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换句话说，“山巅之城”带有乌托邦色彩，是上帝荣耀在人间的体现。
如果说《五月花号公约》打造了美国的政治基因，那么温思罗普的布道则构建了美国的精神基础。早期的北美移民，大多是怀着宗教信念建设自己的家园的。在他们心目中，北美殖民地就是他们的“山巅之城”。
你可能会问，为何北美移民如此狂热地信奉新教呢？这和清教的教义有一定关系。清教是新教的分支，但和新教相比更加激进，也更为世俗化。清教徒认为，信仰上帝与追求财富并不冲突，通过勤奋工作所获得的财富，是上帝对人类的奖赏。所以，北美移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奋斗意识，他们瞧不起懒汉，也鄙视贵族，前者是国家的累赘，后者是社会的寄生虫。
3/7 艰苦创业，自力更生
除了宗教信仰，北美大陆的地理条件，也增强了清教徒的使命感与奋斗精神。北美地广人稀，但是自然资源丰富，只要你肯吃苦耐劳，就能养活一大家子。不过，正因为人少，凡事都需要亲力亲为。你是个农民，不仅得会种庄稼，还要学会盖房子，修马车，平常还得抽空给隔壁老王家布道。所以，北美移民对教育格外重视，每家每户都必须会读书写字。据一项研究显示，北美当地居民的识字率，要比同时期的英国还要高。
我们看美国的几位开国元勋，就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特质。从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到托马斯·杰弗逊，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不少人身兼数职，而且多才多艺。富兰克林既是伟大的作家，也是了不起的发明家。汉密尔顿既是金融天才，也是《联邦党人文集》的撰稿者之一，还能够带兵打仗。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认为，富兰克林是新教伦理的代言人，他集思想家与行动家于于一身，一辈子为自己从事的职业而骄傲。
美元上的本杰明·富兰克林
其实，美国早期清教徒的奋斗史，总结起来就八个字：艰苦创业，自力更生。而《清教徒的礼物》的作者则做了进一步的概括。首先，清教徒具有坚定的信仰，相信他们的努力是为了建造“山巅之城”。其次，清教徒喜欢亲力亲为，比起当个管理者，他们更喜欢做技师和工匠。第三，清教徒把集体置于个人之上，平等观念根深蒂固。第四，清教徒拥有良好的组织能力，这也是他们在人数稀少的情况下，能够把北美建设成富饶的殖民地，并最终独立建国的重要原因。
4/7 美国企业的“黄金时代”
那么，清教徒的这些品质，对美国的企业管理产生了哪些影响呢？在作者看来，首先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管理方式，这本质上还是源于美国的历史。直到建国后很长时间，美国各州都实行高度的自治，它们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财政税收，甚至还有自己的军队（主要是民兵武装）。所以，美国人对中央集权有着天然的恐惧和厌恶，他们凡事习惯于自己做出决定，不希望权力过度干涉。
反应在企业中，早期的美国公司，总是倾向于分散决策，连一线工人对生产也拥有发言权。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他的《公司的概念》一书中就举了通用汽车的例子。在通用公司，上到总裁，下到基层领班，每个管理者都可以参与决策。尽管总裁级别的管理人员权力很大，但他们几乎从不以发号施令的方式，要求下属听从他们的指挥。上下之间，对彼此的建议非常尊重，整个企业也充满了活力。
彼得·德鲁克
早期美国公司的另一个特点是：领导人往往是技术人才，熟悉生产的各个环节。比如杜邦公司的创始人杜邦，他曾在巴黎做过拉瓦锡的学生，杜邦本人精通化学，其公司至今仍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化学企业。再比如福特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他是技工出身，自己就能造车。福特改进了生产线，让美国的工业实力有了质的飞跃。福特不仅是技术天才，还是一名优秀的企业家，正是他最早给工人开出了五美元的日薪，引发了全行业对工人薪资待遇的大讨论。
第三个特点是，早期的企业家普遍拥有宗教情怀。比如经营杜邦公司的杜邦家族，杜邦的曾孙皮埃尔·杜邦虽然不是清教徒，却是圣公会教徒。不过，皮埃尔却和清教徒一样，相信努力工作是上帝赋予人的使命。另外，杜邦勤俭节约，作为富甲一方的企业家，他的家里没有奢侈品，地板上的油布直到破的不成样子才换掉。
皮埃尔·杜邦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你看，这就和殖民地时期的清教徒很像，他们有高度的理想主义，但是脚踏实地，勤俭持家，反对挥霍浪费。最后，杜邦还是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他不仅和企业的技术人员密切接触，自己还经常亲临实验室一线，秉承了清教徒凡事亲力亲为的优秀传统。
按照作者的观点，从1922年到1977年这55年间，是美国管理的黄金时代。因为在这一阶段，美国的企业家们还保留着祖先谨慎、务实、热忱的作风。这一代的企业家，大多成长于二战以前，那时物质环境尚不充裕，接受的教育也比较传统。有点像咱们中国八九十年代的个体户，白手起家，吃苦耐劳，除了相信个人奋斗，不崇拜任何理论学说以及教授们的花言巧语。比如前面提到的皮埃尔·杜邦，他就很看不起哈佛商学院，只把它当成是一个“乡村俱乐部”，根本不是企业家该去的地方。
那情况从啥时候开始变坏的呢？作者把“罪魁祸首”，归咎于管理学的兴起。
5/7 讨伐管理学
很多人都知道，泰勒是管理学的祖师爷。然而，作者对泰勒主义却是持批评态度。因为泰勒只体现了清教传统四个特点中的一个半。
泰勒对技术非常热衷，这是他的优点。另外，泰勒也曾利用宗教为自己的科学管理辩护，宣称他是为了社会进步。不过，泰勒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把每个工人都约束在自己的分工里，在泰勒眼中，工人就是机器人，他们“不用也不应该思考”，唯一的工作目标，就是提高效率。所以，泰勒的学说只把工人当做工具，他们注定不会有创造力。
另外，泰勒主义还把等级制引进了公司，包括成本核算、薪酬等级和工作分析，这些尽管有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但从长远来看，却对公司的管理文化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它腐蚀了美国崇尚“通才型”管理者的传统。
连同泰勒主义，作者对现代管理学，乃至因此而生的商学院，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职业经理人”进驻企业高层，他们很多人没有技术背景，但是聪明伶俐，拥有名牌大学的MBA学位。正是这些“职业经理人”，将美国企业带向了深渊。
哈佛商学院
作者认为，商学院给美国企业带来了两个不好的影响。首先，企业家取消了自治式的管理，基于“效率优先”，他们更倾向于独裁专制。当然，要实行集权式管理，企业家还得掌握一件“终极武器”，这件武器就是数据。
不知从何时起，会计师和经济学家成为了企业的新宠，他们精于计算各种账面数字，凡事靠数据说话。数据让企业家大权独揽，因为他建立了衡量企业绩效的统一尺度，却也使之忽略了大量的技术细节。“通才型”的管理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数通晓财务和销售技巧的“专家”，他们摧毁了美国企业管理的“黄金时代”。
6/7 MBA的时代
著名管理学家明茨伯格，曾对MBA教育给出过尖锐的批评。首先，明茨伯格认为，当今的MBA教育沉溺于各种时髦的理论，而这些理论都是从经济学、社会学甚至物理学里剽窃过来的，没有任何原创性。管理从本质上是一门实践技巧，真正理论的部分只需要几页纸就讲得清楚。
明茨伯格
另外，MBA学员没有足够的工作经验，他们在公司仅仅呆了几年，甚至本科刚毕业就前来报考，学了一肚子理论知识，然后就去咨询公司给别人充当“战略顾问”了，对这种只会“纸上谈兵”的顾问，又有谁敢用呢？所以，MBA教育无法培养出真正的管理者，它对于美国经济的贡献，几乎为零。
MBA或者会计出身的管理者，通常对营销与并购情有独钟。《清教徒的礼物》的作者就举了两个例子，施乐公司曾经是创新的代名词，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曾经从施乐公司的产品中汲取灵感。然而，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施乐公司聘请了哈佛商学院毕业的麦克洛，企业就开始走下坡路。麦克洛上台后，开始从事一系列并购与投机活动，结果让施乐公司白白折腾，永久性地失去了技术领头羊的位置。
而更让人唏嘘的例子，是AT&T公司。在此之前，AT&T曾以贝尔实验室和工程师文化傲视群雄。可是从1973年起，施乐成立了一个营销部门，企业投入技术研发的资源渐渐少了起来。更糟糕的是，从九十年代起，出于利润的考虑，AT&T决定分家，基本思路是，把本来一家公司里的不同部门，拆成几家公司，这样每个部门都能像公司那样赚钱。这个想法听起来很美妙，殊不知，技术研发需要总部的巨额投入，以产生协同与规模效应。一旦分家，就意味着各部门各自为阵，技术优势难以发挥出来。AT&T公司也就此分崩离析。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随着全球化的来临，美国企业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亚洲制造业迅速崛起，而美国的大公司却开始迷信上市，迷信收购，迷信会计师、金融师、以及战略顾问们的各种歪理学说。企业的资本化，让美国的企业家丢弃了祖先的传统，他们变得精于算计，冷酷无情，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被堂而皇之的推崇。
最后，作者还顺便把对美国企业的批判，带到了其他领域，诸如教育、医疗、乃至美国的政治。当然，作者还是对以中日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给予了期许，在他看来，亚洲企业似乎继承了美国请教徒们遗留的传统，而东方的儒家文明，也将给衰落的制造业带来曙光。
7/7 总结
好了，关于《清教徒的礼物》，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来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谈一谈职业经理人。其实在任何国家，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都是企业迈向成熟的标志。职业经理人催生了专门的商业培训，全世界最早的商学院成立于1908年，迄今不过一百多年时间，我们不能指望一门学科，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给行业带来多大的变化。
其次，正如开头提到的，我们得学会历史地看问题。作者提到美国企业管理的黄金年代结束于70年代，不仅是因为所谓“清教传统”的丧失，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技术进步开始放缓。今天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科技产品，像汽车、冰箱、电视、计算机等等，它们的核心技术大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已形成，美国企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吃了这波技术红利。可到了70年代后呢？全球化到来了，美国工厂转移到海外，技术红利转移到亚洲国家，亚洲人依靠廉价劳动力与规模优势，把外来技术的优势加以放大，从而赶超了美国企业。
第三，美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和欧洲以及东方国家也不一样。美国公司的所有权高度分散，这恰恰和他们早期崇尚高度自治的历史有关。而欧洲或亚洲的企业，股东不是掌握在大家族，就是掌握在大财阀手中。所以，欧亚企业相比美国公司更依赖熟人文化与家族血统，对于经理人的挑选也比较谨慎，这样有利于规避道德风险。但代价却是，欧亚企业很难像美国公司那样实现全球扩张。
当然，这些看法不代表否认作者所提出的观点。在我看来，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任何组织要想成功，都离不开历史的土壤，尤其是能否创造性地继承祖先留下的无形资产。这对于今天还在质疑“中国式管理”有效性的人，未尝没有警示价值。
如果你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并想了解更多相关知识的话，推荐你再读三本书。第一本是美国人彼得·伯格写的《宗教美国，世俗欧洲》，可以对美国的宗教传统有更多了解。第二本是管理学家明茨伯格写的《管理者而非MBA》，对商学院的MBA教育提出了深刻反思。第三本书有点枯燥，丹尼尔·雷恩写的《管理思想史》，读完这本书，你将对管理学的发展，以及起背后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渊源建立全景式的图谱，值得花时间好好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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