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帝王中，乾隆大概是最喜欢出游的，尤其他的“六下江南”，更是为后世所津津乐道（或一顿猛批）。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乾隆的首次出巡并非南巡而是始于乾隆六年（1741年）。当年七月，乾隆奉皇太后至热河避暑山庄，八月至木兰围场举行首次秋狝典礼，由此开启了巡游的序幕。
之后，乾隆又于八年秋东巡谒陵，十一年九月西巡五台山礼佛，十三年三月东巡曲阜祭孔祭泰山，十五年巡幸嵩洛开封。
由此可见，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首次南巡前，乾隆对巡幸活动早已熟悉，并没有过分的违和感。
在中国传统王朝中，皇帝的巡幸活动并不常见，因为无论巡视地方还是御驾亲征，类似活动往往都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
正如三代时天子巡幸，名为打猎，实为远征，目的是炫耀武力，用于维系封建制度，保证诸侯对天子的效忠。
秦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在士人阶层的生根发芽，“天子非展义不巡守”，皇帝的巡幸活动也越来越多受到臣属的阻力。
在大臣们看来，皇帝出巡往往耗费财用，既不便于行政，对皇帝本人的安全也会带来极大的风险，所谓“神龙不可失所，人主不可轻行”，纵欲自轻，往往有不测之祸。
当然，皇帝一直端居深宫也有弊端，如隋炀帝曾问大臣：“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廷臣答：“此其所以不能长世。”
可惜的是，隋朝同秦朝一样二世而亡，隋炀帝的各种作为包括巡幸活动也就成了后世口诛笔伐的反面教材。
宋朝以后，文臣坐大，重文轻武之风愈演愈烈，皇帝出巡极少，即便有也如明英宗的“土木堡之变”，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唯独例外的是明成祖朱棣，其一生戎马，先后五次出击蒙古，可谓威风显赫。值得注意的是，明成祖在位22年，有近一半的时间远离都城，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马上皇帝”。
至于成祖以后的皇帝们，如嘉靖、万历等，他们非但没有出过北京城，甚至紫禁城都没有出过。
与汉人王朝所不同的是，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如契丹辽朝、女真金国及蒙元政权，则保留着了他们鲜明的民族特色，巡幸或说巡游对这些朝代的皇帝来说似乎司空见惯。
以辽朝为例，当时的辽帝仍保持先人的习惯四时转徙，居处无常，这就是所谓“春水秋山，冬夏捺钵”的“四时捺钵制”。
按：“捺钵”是契丹语的译音，词意为辽帝的行营，后引申为辽帝的营地迁徙及四季游牧渔猎活动。
在此习俗下，辽朝君臣车马为家，转徙随时，其处理政务并无固定的场所，作为皇都的上京和中京也主要用以接见使节，事毕后，辽帝仍回到皇城外停驻的车帐中安歇。
以此而论，辽朝廷更像是用牛车载运的帐篷城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作为辽朝的继承者，女真金国同样保持了季节性迁徙的做法，但因为其领土深入中原北部，因而汉臣反对皇帝巡游的阻力要远大于辽朝。
之后，效力于元朝的汉族士人也以同样的理由劝谏皇帝出游，但他们的努力在蒙古人强烈的民族习俗面前收效甚微，蒙古皇帝仍旧按季节巡狩于大都、上都之间，这一做法几乎贯穿于整个元朝时期。
汉人官员与辽金元皇帝对待巡幸的不同态度，实际上也反映了汉人的“贤王仁政”和后者“民族统治”的意识形态碰撞。
从根源上说，前者是建立在农耕社会的传统儒家思想，而后者是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习俗所致。作为清朝的统治者，则两者兼备。
康熙七年（1668年），亲政仅一年的康熙皇帝打算视察北部边防并举行军事演练，此举遭到帝师熊赐履的强烈反对，其理由是：
皇帝乃国之根本，“上则宗庙社稷所倚赖，下则中外臣民所瞻仰”，万不可轻动。
他反复劝导15岁的少年皇帝，“盘游田猎，尤从古圣帝明王之所深诫”，“恐一时轻忽之行，致意外莫测之悔。”
为此，熊赐履举出前朝正统与正德两位皇帝作为教训，最终让康熙打消了出巡的念头。
不过，在三年后（康熙十年，1671年），康熙以“祭祖”的理由出巡盛京（是为巡幸之首），这众臣无法反对，因为孝道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平定三藩后，康熙宣布东巡祭孔，众臣也同样无法反对，因为孔夫子是儒家的圣人；之后，康熙开始第一次南巡，其理由是观俗问政。
就这样，康熙以逐步推进的方式开创巡幸先例，众臣也由最初的强烈反对到逐步适应，最终不再有所异议。
事实上，平定三藩（1681年）后，巡幸成为康熙朝的例行活动。
据统计，从1681年到1722年的42年中，康熙共进行过128次巡幸，其中超过200天有11年，超过100天的有24年。
由此，康熙自云走过“江湖、山川、沙漠、瀚海，不毛不水之地”，并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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