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的白居易,為何會貶為江州司馬?

“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的白居易,為何會貶為江州司馬?

“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的白居易,為何會貶為江州司馬?


唐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白居易被罷校書郎後,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官周至縣尉,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官。在兩年的縣尉任內,詩人不但親身經歷了官僚政治的腐敗,同時,也切實地體會到人民生活的疾苦,他很快地寫出了膾炙人口的《長恨歌》和著名的諷喻詩《觀刈麥》。

不久,白居易被調回長安,從翰林學士升為左拾遺。這是一個諫官的職位,有機會直接向皇帝進諫。“位卑不敢忘憂國”,白居易似乎有了一種報國有門的感覺。此時,他意氣風發,詩興如潮,寫了大量為民請命的諷喻詩。《寄唐生》就是這個時期寫的一首特別的詩:“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飢。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尚書叱盜時。大夫死兇寇,諫議謫蠻夷。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往往聞其風,俗士猶或非。憐君頭半白,其志竟不衰。我亦君之徒,鬱郁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功高虞人箴,痛甚騷人辭。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時人嗤。藥良氣味苦,琴澹音聲稀。不懼權豪怒,亦任親朋譏。人竟無奈何,呼作狂男兒。每逢群盜息,或遇雲霧披。但自高聲歌,庶幾天聽卑。歌哭雖異名,所感則同歸。寄君三十章,與君為哭詞。”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唐憲宗任宦官吐突承璀為招討使,白居易上書《論承璀職名狀》極力反對,說憲宗是“自損聖名”,當“取笑於萬代之後”。白居易好生大膽,竟然斥責皇帝老子,憲宗大為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至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幸虧,李絳從中化解,說白居易“非輕言也”(見《舊唐書·白居易傳》),讓白居易逃過一劫。不過,詩人不久便改官京兆府戶曹參軍,仍充翰林學士。可這只是一個閒職,把白居易晾在那兒。白居易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下此詩,白居易還真的有點牛脾氣,雖遭打擊,然無所畏懼,心中有氣,借寄抒發,表現出剛直忠義、敢言直諫的精神。

這首詩寫了兩個人,一唐生,一自己。前半部分寫唐生,後半部分寫自己。唐生是個善哭者,作者是個善歌者。二人都是剛毅正直的志士,因為有心懷忠義,不滿弊政的思想基礎,故二人交誼甚篤。

唐生即唐衢,其實也是個詩人,他屢應進士不第,善為詩歌,意多感發,是白居易《新樂府》詩的最早知音之一,“惟有唐衢見,知我平生志”(見《傷唐衢二首》其二),“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見《與元久書》)。

此詩開篇,以賈誼、阮籍二哭典為例,以寫唐生貼切而生動。“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二句,出語膽大,用筆狠重,不僅將唐生與古人相類比,意味唐生亦如前賢,而且將今時與古代類比,意味今世已同前朝。都是一哭,不為一私,所悲忠義,哭之性質無異。開篇的四句,深意微妙,矛頭直指弊政,直指當國者。

唐生何以動輒便哭呢?詩中告訴我們,原來唐生不為己悲,而為段秀實太尉、顏真卿尚書、陸長源大夫而哭,為他們感召日月的忠義精神和報國壯舉而哭。“聲發啼輒隨”句謂,不哭則已,哭必號淘而老淚縱橫。唐生善哭,愛我所愛而悲我所悲。哭必哭得理直氣壯,哭必哭得感天動地。善哭的唐生為詩人所盛讚,然而卻飽受凡夫俗子所揶揄,“往往聞其風,俗士猶或非”二句,既是對世俗的一刺,又是自然收束而轉場,由寫唐生之哭,而轉向寫自我之詩。

唐生長哭當歌,而詩人則是長歌當哭。“我亦君之徒,鬱郁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詩人自比,人善哭而我善詩。我之詩與唐生之哭無異,目的只有一個:“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這是白居易樂府詩的寫作宗旨和創作宣言。這與其《與元九書》所闡述的“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的創作動機是一致的。“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二句,側重於內容上說,即如實揭露權貴欺壓百姓,巧取豪奪的醜惡,針砭時弊,反映生民疾苦,為民疾苦而呼籲,不寫無痛呻吟的空洞文字。而“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側重於形式上說,即語言樸質無華,表達直截了當,不求音節新奇和詞藻華麗,走通俗化、平易化之路。而這種詩歌改革主張,全是為了達到諷喻的目的。不管這諷喻的寫法為人所不理解,與唐生的哭一樣受人諷刺,只要“庶已天聽卑”而“不懼強權怒,亦任親朋記”。為了天子不受矇蔽而能夠改革弊政,詩人“甘受時人嗤”,甘被呼為“狂男兒”。真是好一副絕不退讓的決鬥士的精神面貌,讓人感佩之至也。

詩的最後,以“歌哭雖異名,所感則同歸”二句,照應全篇,合二為一。此二句,意味因其弊政而作詩,與唐衢因憂憤而悲哭,性質完全一樣,都是忠義之舉。故南宋黃徹《鞏溪詩話》評曰:“忠臣義士,欲正君定國,惟恐所陳不激切,豈盡優柔婉晦乎?”

《寄唐生》一詩,讓我們看到,白居易對自己的詩歌創作有一種期待,那就是“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學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他認為,文學裡的格律、形式、文字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三個字:“生民病”,就是老百姓的病苦,要反映出來讓天子知道。

如果寫出這樣的東西天子看了沒有感覺,他甘願為世人嘲笑。這是非常大膽的言論。皇帝看了都不懂嗎?沒有感覺嗎?可能皇帝根本沒有看到,詩人就自己招致了利益集團的怨恨。其實,當時白居易已經身處逆境,險象環生。他一首接一首不斷問世的“諷喻詩”,已使“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使“執政者扼腕”,使“握軍要者切齒”,然而,他仍然書生氣十足,對自己所處的狀態並不在意,竟然大大咧咧地當面指摘唐憲宗的招討宣尉使的錯誤,使皇帝勃然大怒。雖經說情後倖免處分,但諫官的職位是無從保全了。此後,被調任左贊善大夫,並最終因年輕氣盛,在新職位上仍不能安分守己,落得個被逐出京城,貶謫江州司馬的結局。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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