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專欄作者，南都觀察特約作者
新冠病毒影響的，不僅是疫情，還有輿情。在這次危機中，明顯可見的一點是：人們越來越多地轉向從社交媒體（微博、豆瓣、微信群）等非正式渠道獲取信息，而在權威媒體上“闢謠”的做法，則遭到公信力的重創。說到底，這是因為在當今信息傳播複雜、快速、交互的時代，單一中心的信息發佈權威，無法應對網狀結構的輿論環境，也無從料見信息在發佈之後可能產生的非意圖後果。
這種空前複雜的輿論場，勢必潛在地造成一種多中心化的傾向，任何個體或媒體都無法單憑自己的權威就使所有人信服，這不僅是因為在這個“意見市場”上會有各種不同的觀點、解讀供人選擇，還因為人們在接收信息時，本身就很自然地會根據自己的立場、經驗和理念加以篩選、理解，最終才予以接受。
那問題就來了：在這種情況下，公眾難以辨別信息的真假，因為任何“闢謠”的信息，在進入市場後，與謠言是平等的，對公眾來說常常只不過是“又多了一條信息”而已。 法國傳播學者卡普費雷在《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一書指出：“闢謠從來都不是一個信息的消除，而只是添加了信息，人腦只能增加信息。”更糟的是，按美國學者桑斯坦在《謠言》一書中的看法，“對錯誤觀點的糾正反而會強化我們對錯誤觀點的堅持”。
闢謠有時會起到反效果，因而電影《搖擺狗》中有這樣一個諷刺的橋段：羅伯特·德尼羅扮演的政府顧問為了將媒體關注焦點從總統性醜聞上轉移開，對總統建言：“您要闢謠，您就否認有B3型炸彈。”“什麼B3型炸彈？沒有B3型炸彈啊。”“如果我們否認有的話，那它就存在了。”
儘管任何一個國家都有謠言，也都有闢謠，但如果仔細分辨，還是可以看出其背後機制的差異：在美國，即便是最權威的信息發佈渠道，也是在一個開放、多變的動態意見市場上多元聲音的其中之一，而這個“市場”本身既無法控制，甚至也不必干預；但在中國，這個“市場”卻是一個被調控、干預、引導的客體，“有形之手”從未停下，而“闢謠”就是主要的干預手段之一。
為什麼會這樣，涉及的原因就太複雜了，幾乎可以說牽涉到中國深層次的社會心理與政治文化。很多人也都就此分析過，但有一點似乎還不曾見到有人提及，那就是：這種積極干預的做法，著眼的是對整個環境的把控，是試圖“通過影響環境來影響人”，而不是像美國那樣，假定任何採信、認同、決斷都是個人自主決定的。
這聽起來可能有點抽象，但實際上不難理解。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1973年就在其名著《無聲的語言》中指出，很多傳統社會的文化都是“高語境”的，其人際溝通往往不只是通過語言明白講出，而是有很多含蓄、微妙的表達，因而哪怕不說話，相處的氣氛也能讓人領會到很多。他舉了一個例子：在拉美文化中，人們很自然地認為，當一男一女相處時，不可能每次都剋制住“異性相吸”的強烈慾望，於是無論男女，“都指望通過別人而不是通過自己的剋制來使自己獲得意志力”。既然他們受環境力量左右而無法自制，那麼很自然的解決辦法就是採取男女彼此隔離、防備等相關措施，使他們無法因彼此接觸而擦出火花——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是，這種束縛可能反過來使得人們對異性的慾望更加強烈了。
不難看出，這與中國社會歷來的理念十分近似，所謂“男女授受不親”也正是為了提防異性之間無法自制而設置的文化禁忌。因為說到底，中國和幾乎所有傳統社會一樣，都屬於“高語境社會”，在這種社會中，個體尚未從各種社會組織中“脫嵌”出來成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因而整個社會心理都相信一個人無法獨立自主地做出判斷，而勢必要受到各種社會關係、習慣力量（所謂“風氣”）的影響。
越傳統的社會，人們的行為、看法越容易受社會影響，越難擺脫它而自主決定。這就像餘秋雨在《上海人》裡說的，一個外地姑娘在穿什麼衣服時難免要顧忌周圍人的看法，或自我辯解“裙子短一點有什麼不好”、“牛仔褲穿著就是方便”之類，但是一到上海姑娘這裡，事情就顯得異常簡單：這是個人私事，即使難看透頂也與別人無關。因此，她只說一句“關依啥事體”，截斷全部爭執。換言之，在現代化最深入的大都市裡，一個女孩子要穿成什麼樣，完全是她自己的事，也只有她自己能決定。
在社會輿論的問題上，情況不必說更為複雜，但種種論調和管制措施，都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那就是確信人們的觀念是深受輿論所左右的。
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說法——“帶節奏”，就體現了這種心態。這個說法指控別人故意煽動“吃瓜群眾”，而其基本假定就是普通人容易受影響（所謂“跟風”），因而帶動人們偏離“正確說法”，就是別有居心。在這一點上，中國有著極為深厚的社會心理基礎，無數成語、典故都強調社會環境塑造人的強大力量，諸如“潛移默化”、“耳濡目染”、“居移氣養移體”、“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戰國時魏國大臣龐蔥向魏王講述“三人成虎”的故事，本意就是預見到了這種影響力，事先提醒魏王不要輕信，但最終的結果卻是不幸預言成真。
既然如此，那麼從儒家“秩序本位”的角度出發，“移風易俗”就被視為是確保社會安定的根本舉措。所謂“社會風氣”的說法，本身就表明中國曆來的政治治理有多麼看重對社會環境的干預和塑造，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通過“風氣”對每個人施加潛移默化的影響。
公平地說，這樣的治理思路並非沒有道理，它被中國人信奉那麼久，畢竟不是偶然的；但問題在於，這對個人的行為和意見表達施加了無形而強大的束縛，因為你的一舉一動都可能被寬泛地裁定為“在社會上造成了不良影響”。
2016年，山西省屯留一中24名教師在學校放學後到飯店聚餐飲酒，共消費1390元，AA制每人均攤58元。這本來是很平常的事，既不違規更非腐敗，但卻被屯留縣紀委在全縣通報批評，理由是“屯留一中作為全縣最高學府，每個教師的精神風貌和個人形象都將作為全縣廣大教師的縮影呈現在全縣人民面前”，因而老師聚會飲酒“給全縣教育系統及廣大教師抹了黑，更與中央、省市縣委關於加強作風建設要求格格不入”。此事後來引起軒然大波，縣紀委也向涉事老師道歉，但卻典型地體現出這種治理思路：一個微小事件都可能被寬泛定性並上綱上線，因為怎樣才叫“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是一個無法清晰界定的問題。
連具體行為尚且如此，那麼對網上傳播的一個說法，就更難界定它究竟是否“造成不良影響”了；但如果要竭力控制環境，掌控“風勢”來“正確引導”民眾，那勢必就會想要設法去幹預。現在的一個問題是：且不說“淨化”環境很難徹底做到，即便真的到位，但人們卻漸漸地已經不那麼容易受環境影響了——這就是為什麼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強調“獨立思考”的重要性。
這是現代化的必然結果，因為現代化勢必造成傳統社會的逐漸瓦解，“環境”也就無法穩定、持續地對個體施加影響了。孟母三遷之所以有道理，是因為農業定居時代個人生活的社會關係都是緊密、固定而頻繁的，耳濡目染之下難免效仿，但現代社會的流動性本身就侵蝕了這種持續影響，面對接踵而來的新信息，個體如果還總是跟風，最終將會無所適從，慢慢地也就很自然地更願意自主決定了。
當然，“不願意受影響”不代表“不會受影響”，現代媒體操縱人們觀念的力量甚至更為強大，孤立的個人也不見得就真的“獨立自主”了，但無論如何，變化已經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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