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朱維錚先生說過：“經學是中世紀中國的統治學說。”對於統治者而言，經學發揮了主流意識形態的作用。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以後，儒家經典被立於一尊，但經學內部的紛爭卻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從東漢王朝建立之始，光武帝劉秀就十分重視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整頓，無論是他對名節的提倡，還是對太學博士設置的關注，都是為了能統一意識形態。作為一個出身太學的皇帝，他在公務之餘經常與朝臣一起討論儒家經典。漢明帝自幼師從名家，有著較深的儒學素養。在即位以後，漢明帝十分注重太學裡所傳授的章句，多次下令刪減章句，使之便於教學。東漢的第三個皇帝漢章帝，也接受了良好的儒學教育，即位不久就專門召開了一次全面審查太學教學內容、討論儒家經典的最高學術會議——白虎觀會議。
漢武帝建立太學以來，在太學中傳授的就是今文經學派的學說。經過了西漢中後期一百多年的發展，到西漢後期發展為今文經學十四家博士之學。今文經學獨佔了太學裡的博士席位。同時，西漢二百年間古文經學也在民間得到一定的發展。漢哀帝時期，在漢哀帝的默許下，劉歆提出要在太學之中設立古文經學的博士，引起了今文經學派的強烈反對，最終未能成功。
相對而言，今文經學比較激進，較多具有先秦時期儒家理想主義的色彩。西漢今文經學的流行，促使社會思潮呈現出激進、思變的局面，呼籲變革，讚賞革命成為西漢思想史上的一個特色。眾多儒生以儒家所提倡的王道社會為參照，對西漢的現實社會提出了激烈的批評，甚至出現了建議皇帝退位的主張。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王莽代漢的阻力。東漢王朝的建立者劉秀對於今文經學的這一特點，肯定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所以才會有支持立《左傳》博士的舉措。雖說《左傳》博士立而復廢，但是此後的東漢皇帝多次表示出對於古文經學的同情和欣賞。漢章帝時，古文經學家賈逵就通過對《左傳》的解釋，解決了劉漢王朝皇統的來源問題，從而證明劉氏家族有著高貴的血統，而且也論證了東漢王朝政權的合法性。漢章帝非常讚賞，在賞賜賈逵之餘，還下令賈逵從今文經學弟子中選取高材生，教授他們《左傳》。白虎觀會議就是在這一背景之下召開的。白虎觀會議召開的目的，是在不觸及今文經學派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對今文經學的學說進行規範，制定出符合朝廷意志的權威解釋。
這次經學史上重要學術會議的召開，是由《春秋》學者楊終提議的。[1] 他建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後漢書》第1599頁。）於是漢章帝正式下詔在白虎觀召開會議，說：“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後漢書》第137-138頁）
由此可以看出，會議召開的直接原因是為了解決章句煩瑣的問題。今文經學自從西漢被立於學官以後，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不至於在與其他派別的論戰中落下風，就逐漸朝著煩瑣的方向發展，以至於到了解說“曰若稽古”四個字就長達兩萬餘言的地步。[2] 這樣對於統治者利用經學維護其統治來說是非常不利的。東漢建立以後，朝廷多次下詔對章句進行簡省。白虎觀會議的召開，顯然是對章句進行簡省的繼續。不過，會議的成果絕不只是簡省了章句這麼簡單。
白虎觀會議經過籌備，於是下令太常，由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諸生、諸儒等身份的人員到白虎觀開會，討論五經的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製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後漢書》第138頁）可見參加會議的人員從範圍上講是很廣泛的，數量想必也不會太少。見於史籍記載，至少有賈逵、丁鴻、楊終、班固、李育、樓望、成封、桓鬱等數十人，有今文經學家，亦有古文經學家。從會議的過程看，漢章帝的意志是得到了貫徹的。會議的成果就是形成了《白虎議奏》一書。關於這本書前人多有爭議。一種觀點認為這本書已經亡佚了，另一種觀點認為《白虎議奏》就是流傳至今的《白虎通義》。不管《白虎議奏》是否就是《白虎通義》，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白虎通義》體現了漢章帝的意志，是一部欽定的經學總論。[3]
《白虎通義》共有四十三篇，涉及當時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以及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白虎通義》是集兩漢今文經學大成之作，主要內容為記述白虎觀會議關於經學之議論。全書採用條目體的形式，共彙集四十三條名詞解釋，內容涉及社會、禮儀、風習、國家制度、倫理道德等各個方面。其中有很多條目彙集了不同的學術觀點，有些條目還並列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觀點，如“王者不臣”條、“王霸”條等。就其思想體系而言，大部分為複述董仲舒的學說及基本觀點，並有所發揮，構建了“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的倫理體系。《白虎通義》熔神學、經學為一爐，在董仲舒改造孔子學說的基礎上，進一步附加讖緯迷信成分，把儒學改造為神學，把孔子改造為學者與教主的雙重身份，把儒家著作改造為“聖經”，給孔孟傳統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增加了更多的神學內容。《白虎通義》對於研究漢代思想史、學術史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對後世也有較大的影響。
[1] 楊終雖然提議召開會議，但他自己險些沒能參加會議。他坐事關押入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人上表，說他精通《春秋》，學識淵博，請允許他參加會議。他自己又上書辯白，才得以參加會議。
[2]《漢書·儒林傳》記載：“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採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可見為了與別人進行論戰是今文經學章句迅速膨脹的一個重要原因。
[3] 很有可能《白虎議奏》是如同《石渠閣奏議》一樣的著作，記載了會議的過程，不同學者的觀點，以及最後皇帝的裁決。應該屬於檔案性質的原始記錄。而《白虎通義》則是由班固根據皇帝的意志，將白虎觀會議的最後結論整理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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