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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接觸到宋代蒙學時，第一時間的想法就是歐美髮達國家在剽竊這個古代國度的巔峰之作。

因為兩者在形體上有著較為相似之處，即：官學體制和私學體制並存、因材施教、以及注重素質教育。

中土古代教育體系的發展

早在先秦時期，中土的古代就已經比較重注兒童教育了，只是當時書籍主要集中在貴族家庭之內，因此蒙學體制也只在貴族自家才有。

直到隋唐開科舉之後，破除了門閥世家壟斷局面，並在各地修建書院。【唐朝時期的書院，主要職責是負責收集、校正、刊印的功能，只有少量書院擁有教諭的功能】，唐朝時期的開放，使得寒門子弟也開始逐漸能接觸到書籍。但當時門閥世家的威力依舊，故而唐朝只能算是開了個局而已。

直到唐末及五代十國戰亂，歷經了上百年的戰火洗禮，門閥世家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宋朝建國之後，統治者有感於唐朝過於注重武義，才導致的藩鎮割據局面，因此確立了“興文教，抑武事”的國策。

特別是北宋時期，歷經了“慶曆興學”，“熙寧興學”，“崇寧興學”三次著名的興學運動後，同時隨著北宋政權不抑制商業的發展；在統一的思想、人文、經濟的支持之下，北宋在建立了一套較為成熟的教育體系，最終奠定了隨後中土八百年的教育體系。

北宋蒙學教育體系：

北宋的書院，已經如同現代人所熟知的集圖書館、校正、編輯、教諭為一體的學校了。但是北宋時期的蒙學，並不僅僅侷限於官辦書院，還有私塾、義學等等。

一、官辦蒙學學堂：

顧名思義，國家或地方政府開辦的蒙學學院。只是官辦蒙學學堂並非是定例，是根據地方財政或者國家政策而出現變化，興廢無常。因此這種官辦蒙學學堂主要是集中在大城市裡面，如北宋首都汴梁、西京（今洛陽）、南京（今商丘）、北京（今河北大名），且多是主要負責官員的子女。

另外還有其他縣城的縣學，如：莆田、仙遊兩個縣學從唐朝貞觀年間就存在至今了，而這種縣學，主要是招收優等學生為主，其中若是貧困學生的話，會有獎學金、免費食宿等措施。

當然北宋時期的蒙學教育，主要還是私人性質的私塾來承擔。

二、私塾、私學

這個有兩個部分組成。

一種是有錢人家或幾戶人家籌錢，在家裡開辦的私人教育課堂，聘請先生來負責家裡的兒及親朋好友的孩兒的蒙學教育。

另外一種則是大家族的家學、族學。

是家族一起出錢，聘請一個或多個老師，來負責整個家族的孩子的各種學習。

三、義學

主要是中央、地方、富商一起合作捐贈建立起來的機構，除了擁有教育體系之外，還擔負著”兒童福利院“的性質。

北宋時期也設立了“慈幼局”，專門收納孤兒、棄嬰等，只是這個時期，主要是”重養而輕教“。

北宋中後期，由於丁稅繁重，百姓多生而不養，溺死、棄嬰的事件較多，因此在北宋末年時，有官員請奏”凡下戶有懷妊而不能自存者，願賜之粟“。但直到南宋政權建立之後，才真正設立了”胎養令“和”舉子倉“。此時的”舉子倉“，從之前的“慈幼局”轉變成為”養教並重“。

地方官員必須要負責”舉子倉“的孩童教育，這個是被列入官員評分體系之中的。

北宋蒙學的特點

“子孫賢則家道昌盛，子孫不賢則家道消敗"這個理念，從先秦戰國時期，就已經深深刻在中土人的骨子裡了。

而北宋的蒙學教育，有兩個特點，一是父母教諭、二是學塾教育。

一、父母教諭：

也就是題主所述的“家族雞娃”，這種情況在北宋並非是個例存在，用現代的話來說是佔有很大的市場的，主要因素有兩種，一是父母是學霸，那些先生都還緊巴巴求拜他們父母為師；二則是家貧，實在沒辦法去私塾、族學，只能靠父母進行蒙級教諭了。

就比如：大文豪蘇軾的家學裡，蘇軾是他母親程氏教導的，“生十年，父詢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另外蘇軾成名之後，他的那幾個牛掰兒子和女兒，也是他和媳婦一起在家裡教諭的，直至科舉成名。

而家貧的則有：歐陽修，四歲時父親死了，家裡窮，沒辦法去讀書，也沒錢買書和筆紙，只能靠母親的一手教諭，【其母鄭氏“以荻畫地，教修書字。稍長，從鄰里借書讀，抄之，抄未竟而成誦"】。

二、學塾教育（包含家塾）：

則正規了許多，且教諭的內容也異常豐富，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和素質、倫理道德教諭。

素質、倫理道德：

唐朝時期，佛、道、儒的興旺，使得宋朝時期，儒家吸收了釋、道的一些思想，構建成了道德理學和心學兩種學派，加上五代十國的戰亂痛楚，使得統治階級及人民都普遍追求道德名教、倫理綱常。

因此學塾教育中是很注重這一方面的：

1、注重日常行為規範，注重恪守儒家禮節

要求孩童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莊，衣冠必整，飲食必節，堂室必潔等等。

2、忠孝教育

由於北宋建立之後，一直處於與少數民族爭奪戰爭之中，連年的國戰、以及戰爭賠款的羞辱，使得這個時期的蒙學教育逐漸從之前的“忠（理）、義、廉、恥”轉變成為“忠（君）、孝、義、廉、恥”。

特別是陸游的那首《示兒》就將這種教育表達得淋漓盡致：

3、因材施教：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因此儒家就將這段話，作為教育各種不同學生的行為準則。

第一種是“生而知之者”，天賦釋然的神人，一出生就懂了，不用過多去教，只需要教導他的行為準則就可以了。

若是”學而知之者“，這種是老師用心去教導的，去告知書中的知識，教諭好學生。

若是“困而學之”，則需要老師耐心去教諭，製造各種困難來鞭策學生。

若是“困而不學的”，那就教諭他，要老老實實做好百姓，找到合適其的生存方式。

而宋朝時期，由於儒家學派出現了新的拐點，這個時期也算是儒家思想的第二春，出現了知行合一的前身——學思結合。

宋朝的蒙學階段並不主張學生遠行，但有提倡學生通過觀察來驗證書本中的知識，即學思結合，宋朝的先生極其反感那些“學而不思”或者是“思而不學”的學生。

所以當學生考得童生之後，一般情況之下，先生大都是提倡由童生們自己組織起來，去到縣城去考秀才，而非家人陪伴。

圖片均來源網絡

參考文獻：

《宋代家庭教育》康豔芳

《宋代兒童素質教育》劉文剛

《宋史》

史之為用

宋代的教育主要以程朱理學派為主，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作為教學的基本用書。朱熹又編寫了《童蒙須知》、《小學》、而《小學》是兒童的基本用書。

包含的內容主要是講兒童道德教育的問題。

關鍵字: 宋代 官學 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