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互保地區）
在甲午戰爭之後的中國近代史上，東南互保運動遠沒有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日俄爭奪中國東北的戰爭、黃花崗起義等歷史事件為人們所廣知。其實，看起來規模不大的東南互保運動卻在客觀上加速了清政府的滅亡進程，當然，這一運動的出發點也決定了它在主觀上是反動的。
1900年6月23日，為了抵制不斷蔓延的義和團運動，英美帝國主義與清朝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山東巡撫袁世凱等清政府漢族官僚達成《東南保護條款》和《保護上海城廂內外章程》，規定上海租借歸各國自行保護，各督撫轄區由各督撫組織武裝保護，締約雙方將相互配合，把義和團運動阻擋在條約規定的轄區之外。東南互保運動由此興起。
學界歷來對東南互保運動關注不多，這一運動的本質和正反兩方面的歷史作用沒有得到足夠挖掘。為此，本文將從三個方面展開這方面的論述，即：東南互保是締約方條件形成的結果；東南互保運動是社會矛盾的總體現；東南互保運動產生了正反歷史效應。
（李鴻章）
一、東南互保是締約方條件形成的結果
東南互保運動，所謂東南並非指東南沿海各省，而是指東方和南方的絕大部分省區，基本上都是當時中國的富庶省區。上文列出的這些督撫都是漢族地主階級分子，作為清朝的欽定地方大員，他們為什麼有膽量越過滿清政府自行跟列強簽訂這樣的條約呢？這是歷史演化的結果，更是前一段時期時局演化的結果。
首先，漢族地主階級勢力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迅速崛起。
當年入關南下統一中國的戰鬥力強悍的滿人八旗兵，其後代在二百餘年的物質享樂中早已成為紈絝子弟。到鴉片戰爭前後，無論是滿兵還是漢兵，清軍已毫無戰鬥力，帝國主義列強的一支小分隊就可以打敗整標整營的清軍。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沿途各省清軍無力阻擋裝備遠遠落後於他們的起義軍，起義軍一路勢如破竹，佔領了長江中下游廣大地區並建都天京。無可奈何之際，清政府向漢族地主階級下放權力，允許漢族地主階級自行組建軍隊扼殺太平天國運動，於是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迅速組建並發展壯大，成為鎮壓太平天國及隨後的捻軍等農民起義的反動軍隊主力。由於清政府仰仗漢族地主武裝，漢族地主階級勢力遂逐漸超越滿族地主階級，成為清朝統治集團的主導勢力。
其次，甲午中日戰爭強化了清政府對英美帝國主義的依附關係。
日本自中國明朝時候起就有了滅亡中國的野心，鴉片戰爭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日本侵略中國的跳板是朝鮮半島，因此十九世紀後期中日爭奪朝鮮宗主權的鬥爭極其激烈，終於爆發了中日甲午海戰。中國戰敗後，清政府被迫跟日本帝國主義簽訂屈辱的《馬關條約》。英美帝國主義不能接受日本獨佔中國的企圖，出於自身侵略利益的考量，在英美帝國主義列強的干預下，日本沒有能夠按照《馬關條約》實現對遼東半島的割佔，不僅如此，相對於英美來說顯得弱小一些的日本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也忌憚英美等國，英美帝國主義由此成為清政府平衡日本帝國主義的“靠山”。
清政府對內仰賴漢族地主階級勢力，對外仰仗英美帝國主義勢力，這是幾個手握大權的漢族督撫能夠公開跟英美帝國主義簽訂東南互保條約的現實條件。
（張之洞）
二、東南互保運動是社會矛盾的總體現
東南互保條約表面上是英美帝國主義和清朝漢族地主階級勢力簽訂的，其實這一條約反映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社會所存在的錯綜複雜的矛盾，這些矛盾主要包括三大方面。
首先是革命力量與中外反動勢力之間的矛盾。
早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期間，英美帝國主義就與漢族地主階級武裝有過密切合作，東南互保運動的出發點仍然是鎮壓農民起義。義和團運動是繼太平天國運動之後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無論是西方列強，還是清朝滿漢地主階級都把它視為洪水猛獸，必欲除之而後快。除了義和團運動，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也在加緊籌備並舉行旨在推翻清政府和驅逐帝國主義勢力的起義，這同樣令中外反動勢力恐懼。因此，東南互保運動折射了農民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革命力量與清政府和西方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矛盾。
其次是英美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
清政府的大門是被西方列強打開的，在西方列強大肆掠奪中國財富和侵佔中國主權的背景下，作為“後起之秀”的日本實施更加瘋狂的意欲獨佔中國的侵略計劃，這就勢必侵害西方列強的利益。甲午戰爭之後，西方列強意識到，僅靠清政府中的滿族官僚難以遏制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勢頭，而勢力更大的漢族官僚卻更值得西方列強利用，因此東南互保運動折射了英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在半殖民化中國之間的矛盾。
再次是清政府內部的矛盾也就是滿漢官僚集團之間的矛盾。
清朝建立前後，滿族人首先與吳三桂等漢族地主階級武裝聯合摧毀了明朝及殘明政權、李自成政權、張獻忠政權，從而統一了中國，但是滿漢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卻是很深的。清政府的統治秩序穩定下來之後，滿漢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從整體上逐漸由滿強漢弱向滿弱漢強演化，鴉片戰爭前後，滿漢地主階級的勢力基本上達到均衡狀態。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大大擴張了漢族地主階級的軍事和政治勢力，從事洋務運動又大大擴張了漢族地主階級的經濟勢力。因此，東南互保運動折射出清政府內部滿族地主階級與漢族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此消彼長的不可逆轉的趨勢。
（八國聯軍侵華）
三、東南互保運動產生了正反歷史效應
東南互保運動在主觀上是清政府中的漢族地主階級和西方帝國主義鎮壓義和團運動的產物，但是它涉及到當時方方面面的中外政治勢力，因此這一運動也就從不同方面影響了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生態的變化。
首先，東南互保運動絞殺了近代中國的最後一次農民運動——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運動的首發地是山東，1898年春和1899年春，趙三多、朱紅燈先後率領拳民在冠縣、茌平等縣起義，起義相繼被鎮壓下去。由於有東南互保，義和團難以向南發展，遂向直隸發展，並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1900年6月，義和團席捲京津地區，與京津清軍共同抵抗八國聯軍。8月，義和團主力在東南互保條約中漢族地主階級武裝的不干涉下被八國聯軍鎮壓，9月7日，宣佈向八國聯軍投降的清政府發佈“剿匪”上諭，屠殺了義和團餘部。可見，義和團運動是在東南互保運動的背景下被中外反動派聯合絞殺的。
其次，東南互保運動徹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無能。
1900年5月，八國聯軍發動侵華戰爭，進攻京師，6月21日，清政府被迫對八國宣戰，並允許義和團入京參與抗擊八國聯軍。僅僅兩天後，旨在鎮壓義和團運動的東南互保條約簽訂，條約的簽訂標誌著漢族地主階級與滿族地主階級矛盾的公開化，簽約的東、南各省漢族督撫成為帝國主義壓迫中國農民階級和“教訓”滿族地主階級的幫兇。八國聯軍退去後，慈禧太后不僅沒有追究東南互保諸督撫的“大逆不道”之罪，相反還讚揚東南互保運動“度勢量力……謀國之道”。東南互保運動使滿族地主階級不僅向西方列強屈膝投降，而且還向漢族地主階級屈膝投降。
再次，東南互保運動膨脹了漢族地主階級“自謀生路”的慾望。
八國聯軍侵華期間，部分東南互保督撫曾經要求李鴻章取代清政府擔任所謂“中國總統”，以緩和所謂中外矛盾，李鴻章因顧忌張之洞、袁世凱等人的勢力而沒有答應。但是東南互保運動客觀上是地方官員權力過大的產物，這就助長了清政府中的漢族大官僚做總統甚至皇帝的野心，袁世凱就是這樣的環境孕育的。當然，辛亥革命中擁有軍政大權的各省都督能夠自行宣佈獨立，是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能夠成功發動辛亥革命的原因之一，不過這也是北洋軍閥割據勢力使辛亥革命最終失敗的原因。
（義和團運動）
東南互保運動是清政府封建統治集團內部在爭權奪利的背景下興起的，是帝國主義列強在瓜分中國的過程中協調自身利益的產物，更是帝國主義列強重新物色代理人以強化半殖民地化中國的產物，因而東南互保運動是落後的，反動的。但是，東南互保運動的興起折射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這一運動客觀上是這些矛盾正在走向激化的表現。再者，東南互保運動是由於清政府腐敗無能而興起的，它又進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進而強化了封建地方官員的權力和他們進一步攫取權力的慾望，這在客觀上為辛亥革命的爆發提供了有利條件，加速了清政府和封建帝制崩潰的進程。
【作者簡介】董元奔，1971年生於江蘇宿遷，傳統文化學者，世紀初曾在教育主管機關從事文字工作，後辭職創辦江蘇省某著名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培訓學校，十餘年間一直身居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第一線，個人事蹟多年入選《江蘇教育年鑑》。2016年開始結廬鬧市做自由寫作者。學業主攻唐宋文學，兼涉文史哲諸領域。世紀初曾有論文獲人民日報專題徵文一等獎，2019年以來先後有五十餘篇論文獲得今日頭條“青雲計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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