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搞比較文學研究的人，但我以為兩本書合在一起看，就會有不同的關聯和想象力。疫情在家，吸收了兩本好書，這兩本講歷史的書恰好都用一個時間原點來展開自己的描述，兩個時間點相差不過40年，他們之間有什麼內在關係嗎？對於我們處在誠惶誠恐的疫情隔離歲月中，又會有什麼啟發呢？
我來談談這兩本跟時間點有關的書吧，這就是《1453：君士坦丁堡之戰》和《1493：物種大交換開創的世界史》。
1453年對於中國人而言，並沒有太多值得書寫的地方，土木堡之變過去四年，整個明帝國有些窩囊，但也就這麼糊里糊塗繼續熬下去了，波瀾不驚。
對於西方世界而言，這是石破天驚的一年，這是改寫歷史的一年，這是時代終結的一年。
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的對決中，具有象徵地位的東羅馬首都君士坦丁堡終於被來自奧斯曼土耳其的穆斯林征服者攻陷了，穆罕默德二世實現了先知的夢想，成就了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榮光。
對於基督教世界而言，這是至暗的時刻。羅馬帝國最後的榮光不存在了，中世界宣告結束，拜占庭文明毀於一旦。君士坦丁十一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君主，但面對實力懸殊的戰爭，他城破身死，君士坦丁堡被征服者攻陷的當天，血流成河，征服者大開殺戒，肆意焚燬掠奪，這是毀滅性的災難，巨大的索菲亞教堂被改成了大清真寺，君士坦丁堡從此改名伊斯坦布爾，然後就永遠留在了土耳其人的手中。
這一刻震撼了整個西歐社會，後來的教皇在寫信提及此事時，雙手還在痛苦發抖，城破之日是星期二，時至今日巴爾幹半島還把星期二看作是一週之內最不祥的一天。
這座不朽城市的陷落有兩個致命的原因，其一是雙方實力太過懸殊，20萬大軍攻打只有5000兵馬的孤城，實在是太過慘烈，但最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歐人見死不救。當基督教分裂為天主教和東正教時內鬥就極大削弱了西方的力量，中國古人尚知唇亡齒寒的道理，然而西歐人就是如此麻木不仁，他們似乎忘記了，當時伊斯蘭世界正在如日中天地向全世界擴張，他們得以安享歲月靜好，那是因為在他們的東方有一座羅馬時代君士坦丁大帝修建的城堡在拱衛這西方文明。這座傳奇色彩的世界大都會彙集了財富和名望，地勢險要，城池固若金湯，抵抗了一波又一波的征服者，但就在他危在旦夕時，西歐人即使收到了東正教廷的求救信，卻表現的幼稚和冷血。
當然報應是會來的，既然西歐人不願意對君士坦丁堡施之援手，那麼他們在隨後幾十年就要恐懼地面獨自面對兵臨城下的維也納之圍，只不過，這時候他們迎來了好運氣。在天下無敵的征服者的身後，一個更可怕的對手突然崛起了，這就是差點要了奧斯曼土耳其整條性命的瘸子帖木兒，而正當橫空出世的帖木兒帝國完全可以吞併奧斯曼土耳其繼續一統歐洲時，東方的明成祖朱棣又間接拯救了西方。帖木爾曾經聯合朱元璋夾擊過蒙古，當他得知朱棣奉天靖難要奪侄子的皇位，大明王朝陷入內戰時，竟突發奇想放棄貧窮的歐洲去遠征中國，想像忽必烈一樣入主中原，但帖木爾死在了出征的半路上，大明王朝的影子都還沒見著帖木兒帝國就化為烏有，西方迎來了喘息的機會。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這個改寫世界史的歷史瞬間，歐洲人體驗到了什麼叫做至暗時刻，奧斯曼土耳其在當時是如此的強大和無敵，他們主宰了世界的中心，扼殺了歐洲人的貿易路線，此刻。西方文明真的就要窒息死亡嗎？
我一直很喜歡那句話：向死而生，必有奇蹟。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大劫難並沒有摧毀西方，就在40年後，另外一件事情發生了，它不僅為西方帶來了文明覆興的希望，從此又再次改寫了世界史，也深刻影響了我們今天的命運，那就是1493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歸來。
西方人的大航海時代絕不是為了浪漫和激情，這是逼不得已的苦衷，大航海的目的就是為了繞開那個可怕的奧斯曼土耳其，然而就是這個逼不得已，卻把航海家們逼上了絕路後竟在無意之中開闢了環遊地球的航線和發現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嶄新大陸。
當哥倫布到達美洲時，他或許沒有想到他發現的番薯和玉米將徹底改寫人類的命運，而此時遙遠的中國卻正好開始海禁時代，沒有參與大航海的紅利分配，卻享受了大航海的勝利果實，正因為1493年的這次偉大的物種大交換，隨後傳入中國的玉米和番薯拯救了饑荒和瘟疫中的中國人，所以即便晚明清代中國經歷了高密度的瘟疫和戰亂，但人口竟然史無前例從兩億達到了四億。因為龐大的人口基數，從此中國成為了一個不可能被征服的對象，這一切，必須感謝哥倫布，但哥倫布是不是又應該感謝當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呢？
向死而生，期待奇蹟吧！兩本書告訴我們，當覺得歷史進入至暗時刻，恰恰意味著另一扇窗戶即將打開，人類的惰性使得我們天然喜歡呆在舒適區，人類從來沒有全知全能，還有完全未知的無窮領域在我們的遠方。
命運賜予我們痛苦，是因為希望我們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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