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讲预防传染病、瘟疫的书籍有哪些?

木木鱼1993


古代讲预防传染病的书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吴有性的《温疫论》,吴瑭的《温病条辩》。其实苏东坡在任杭州知府时也发生过瘟疫,苏东坡亲自写了方子为百姓治病,据说很有效。稍后金国有一位名医叫李东恒,他创立《脾胃论》,《内外伤辩惑论》他创制了“普济消毒饮”治大头瘟,把处方张贴在各个路口,救人无数。在金哀宗开兴元年(公元1232年)蒙古军围困汴梁(开封)达三月之久,解围后,城内患病者十有八九,当时医者以原有伤寒外感治之,屡屡无效。李东恒认为,这些疾病并非伤寒,“大抵在围城中,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三两月,胃气亏之久矣,一旦饱食太过,感而伤人,而又调治失宜,其死也无疑矣。因此著《内外伤辩惑论》并创制“补中益气汤”及四时加减用药法,活人无数。


竹溪梅花


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一直是在同疾病等自然灾害博弈中延伸的。在我们今天大规模展开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之际,不仅又让人想起了十多年前的“非典”疫情防治。也不禁联想古代在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是如何抗击瘟疫的。

瘟疫学鼻祖吴又可,被历史遗忘的国医大师,专业书《瘟疫论》

远的不说,距离我们几百年前的明末,就有一位防治传染疾病的优秀专家,他所创立的瘟疫防治学说,曾领先西方世界200年,对后世瘟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前几年上映的电影《大明劫》,演员冯远征在片中主演了这位医学专家。

他的名字叫吴又可(吴有性),江苏吴县东山人。很可惜,这样一位济世名医,却死于清兵刀下。

1644年清军趁吴三桂反叛挥师入关,摄政王多尔衮为巩固统治颁布“剃发令”。生于江南的吴又可坚持气节,拒绝“剃发易服”而被处死,妻子携子投河殉情。

一代传染病防治专家无辜枉死,不能不说是对人类的一个损失。

吴又可从年轻时就开始行医天下,在瘟疫(传染病)防治方面颇有成就。

明朝崇祯后期,饥荒肆虐、瘟疫流行,李自成张献忠接竿造反,全国陷入天灾人祸的混乱中。崇祯十五年(1642年),全国瘟疫蔓延。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大疫,五六月间益盛。“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

各地医病郎中普遍用治疗外感病的方法,或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治疗,或妄用峻攻祛邪之剂予以治疗,均无效果,致使病情不断发展,各地枉死者不可胜数。

吴又可不顾危险,亲自到灾区考察疫情,积累第一手资料,决心探明究竟。他追寻病源,潜心研究,依据毕生的治疫经验和体会,撰写出全新的《瘟疫论》一书,大胆提出“疠气”致病之学说,不仅开中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也在世界医治传染病学上成为伟大创举,因此赢得后世广泛尊重。吴有性强调,温疫的特点: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淫之邪外侵,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一种异气感人而至,与伤寒病绝然不同。

不论从病因、病机到诊断、治疗均有区别,必须与伤寒病分开另论。

吴又可坚定认为,疠气是杂气中之一,每年都存在。疠气的存在盛衰多少,与地区、四时与岁运有关。感受疫疠之气之后,可使老少俱病。今天看来,吴又可所说的“疠气”,无疑就是“病毒”。

吴又可详细分析了瘟疫侵犯途径、传染方式和流行特点。他确定,温疫疠气侵犯人体的途径,当是从口鼻而入。其侵犯部位既不在表,也不在里,而是由口鼻侵入,停留在半表半里之间,此处称为膜原。

吴又可所说的膜原,是说明温疫之邪在人体之内,有着外可连于表,内可入于里的特点。他指出,温疫之病所以用治外感病的方法治疗不得痊愈,就是因为此病邪的部位不同于一般外感病的在表或在里,而是在于半表半里的膜原,这个部位是一般药物所不能到达的。由于其既连表又连里,疠气盛时,则可出表或入里,这时才可根据疠气溃散的趋势,因势利导予以治疗。

吴又可将温疫病的传变从表里两大方面进行总结,归纳出九种传变方式,称为“九传”。即:但表不里、表而再表,但里不表、里而再里、表里分传、表里分传再分传、表胜于里、里胜于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他的见解,从病因学方面将温疫与一般外感病区别开来,并与伤寒病加以区分。突破了六气致病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传染病病原观点。

吴又可这些在几百年前提出的独到见解,已被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所证实。瘟疫侵袭人类,人类从古至今同瘟疫的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疾疫”“疾年”等文字记录。

两汉时期是古代对瘟疫记录最多的时期。东汉时期暴发的“毒言”是汉代在热带地区流行的通过唾液传播的一种皮肤性传染病。吴又可作为明代医生,在《瘟疫论》书中所列瘟疫病种与东汉时期有所区别。他列出的有发颐、大头瘟、虾膜瘟、瓜瓤瘟、疙瘩瘟,以及疟疾、痢疾等急性传染病。

进而明确告诉世人,这些病都不是六淫之邪所致,而是四时不正之气所为,其症状与伤寒相似而实际迥异。

吴又可所著《瘟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给后世的贡献和影响是巨大的。直至今天,我国中医应用吴又可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仍十分有效。

在《温疫论》的论述里,我们已经发了现如今依然通用的许多防止瘟疫的手段。

例如,《温疫论》中说倘若本气充满,疠气就不易传进来。所以只要人的免疫力强,能够正常的通风呼吸,保持空气流通,就不易感染上疾病;又如吴又可指出疠气是从口鼻进入人体的,不像伤寒那样从毫窍进来,所以相对更容易防范,只要带好口罩、护目镜等,不与重患者接触就不易受感染。

此外,保持温饱、放宽心态、注意清洁都有益于防止瘟疫的侵袭。根据《温疫论》的断定,瘟疫并不是逆四时正气才生的病,而是遭受外界疠气才引发的,所以远离人群,尽量不出门,不与人接触,从源头上切断疠气的传染源显得至关重要。在瘟疫盛行的时候,务必要做好隔离工作,从源头上遏制住传播的势头。

古代涉及点瘟疫类的医书

中国古代医家在2000多年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既在未发病之前“治疗”疾病,这种未病先防的治疗方法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东汉医圣张仲景,著有《伤寒论》是辨证治疗瘟疫的先驱。以治疗“伤寒”病著名,其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辨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

中医百科全书《医宗金鉴》记载了接种人痘的详细理论和方法,此书传到日本后对人痘预防天花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明·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九:“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盖以毒攻毒也。”

在东汉王充的《论衡》和《黄帝内经》中都有提到”以毒攻毒“疗法,方法是通过特殊的渠道主动感染一定数量的病毒,使得人的体内免疫系统作出反应,产生抗体,从而避免感染病毒或者被病毒侵害。

站在今人的角度去审慎以毒攻毒,我们会发现它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并且符合现代化的基本免疫原理。因为在正常人的体内都有用于预防外在病毒的免疫系统。虽然人生来并不具备某些病毒的抗体,但通过主动的感染病原体或者被灭活的病原体,我们会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从而达到免疫的效果。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的瘟疫,在最近的1300多年里,有记载的瘟疫,‌‌大约就有700多次‌‌,有天花‌‌,伤寒‌‌,麻疹‌‌,疟疾,百日咳‌‌,鼠疫等等。‌‌无论这些大大小小的瘟疫曾经有多肆虐,但我们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并且能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治办法,凸显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

参考文献

水煮人物,一位被历史遗忘的国医大师,瘟疫学鼻祖吴又可


中学数学深度研究


现代传染病,古代的瘟疫

中国古代已知的瘟疫种类很多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

《说文》提出“疫,民皆疾也。”把凡能传染的病通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动物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享有盛誉的温病四大家

清代的瘟疫研究到达中国古代的巅峰,涌现了一批温病学大家,他们分别是:

叶桂(1667~1746):字天士,他善于吸收其他医家的理论与经验,擅长治疗时疫与痧痘,著作有《温热论》等。
薛雪(1681~1770):字生白,擅长治湿热病,撰有《湿热条辨》一卷。是湿热病专篇进行论的第一人。
吴瑭(约1785~1836):字鞠通,于四十岁写成《温病条辨》。他首先提出九种温病,创立三焦辨证,总结温病治疗原则,有效方剂及危险阶段的药物使用,医界仍有将三焦辨证和卫气营血辩证结合运用的主张。
王士雄(1808~1868):字孟英,著有《霍乱论》《温热经纬》等。《温热经纬》一书中将温病分为新感和伏气两大类,并就其病源、症候及诊治等进行阐述。

中医内科Doctor张


  • 古代预防传染病、瘟疫的书籍最典型与著名的是明末清初吴有性著《瘟疫论》:
  • 《瘟疫论》阐发疫病流行的特点、治疗的方法应当与张仲景著巜伤寒论》有所不同,因传染病与瘟疫与“伤寒”是有根本区别的。
  • 《瘟疫论》病学将传染病与瘟疫从伤寒独立出,从而纠正了前人的错误,并补充了前人在理论上的空白,使传染病与瘟病的治疗摆脱了巜伤寒论》的束缚,最后才建立起来了中医《传染病学》。
  • 《瘟疫论》在传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的大量论述都十分科学。尤其在巜细菌学》出现之前,《瘟疫论》提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气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即“戾气”。这种学说是十分先进的。《瘟疫论》对瘟疫的免疫性的论述是十分令人敬佩。书中说:“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温,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理论上阐述的很绝妙。

《瘟疫论》还提出了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是“有天受,有传染”。“天受”就是空气传染,“传染”就是接触传染。所以书中注明“凡人口鼻通于天气”,“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瘟疫论》认为传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发的。这就是《瘟疫论》的理论和经验。


冷雨似箭


一、《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托名“神农”所作,实成书于汉代,是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以三品分类法,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

《神农本草经》记载了365种药物的疗效,多数真实可靠,至今仍是临床常用药;它提出了辨证用药的思想,所论药物适应病症能达170多种,对用药剂量、时间等都有具体规定,这也对中药学起到了奠基作用。

二、《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

《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性的医书,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

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另据现代学者考证,认为今本中的黄老道家痕迹是隋唐时期的道士王冰窜入。 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

《黄帝内经》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是中国影响极大的一部医学著作,被称为医之始祖。

三、《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 是中国传统医学著作之一,作者是张仲景,至今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四、《难经》

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是中医现存较早的经典著作。关于《难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其成书不晚于东汉,内容可能与秦越人(扁鹊)有一定关系。

《难经》之“难”字,有“问难”或“疑难”之义。全书共八十一难,采用问答方式,探讨和论述了中医的一些理论问题,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机、营卫、腧穴、针刺、病证等方面。

五、《脉经》

脉学著作,西晋·王叔和撰于公元3世纪,10卷。集汉以前脉学之大成,选录《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扁鹊、华佗等有关脉学之论说,阐析脉理、脉法,结合临床实际,详辨脉象及其主病。

《脉经》系我国现存较早的脉学专书,首次系统归纳了24种脉象,对其性状作出具体描述,初步肯定了有关三部脉的定位诊断,为后世脉学发展奠定基础,并有指导临床实践之意义。同时《脉经》还保存了大量古代中医文献资料。

六、《诸病源候论》

证候学专著。又名《诸病源候总论》、《巢氏病源》,50卷。隋巢元方等撰于大业六年(610年)。为我国第一部论述各种疾病病因、病机和证候之专著。

全书分67门、1720候。卷1~27论内科诸病;卷28~30论五官科诸病;卷31~36论外伤科诸病;卷37~44论妇产科诸病;卷45~50论小儿科疾病。此书继《内经》、《难经》、仲景著作之后,使中医理论更为丰富。于病因方面尤多创见,使中医病因学说趋于系统、全面。

如对传染性疾病之认识,就明确指出“感其乖戾之气而发病”。又如山区多“瘿”病乃其民“饮沙水”之故;岭南“瘴气”系“杂毒因暖而生”等等。亦明显超出前人见解。于病理及病证方面之论述亦较精审,超越古人。

如消渴病每多发痈疖或水肿,这正是对糖尿病并发皮肤病及泌尿系统感染之最早描述。其对水肿一病,分述至详。于妇科则经产带下、妊娠、无子等类;外科则详述痈疽疔肿诸疮之理,证候及预防等;于创伤外科,则记载有难度较大之肠吻合及血管结扎术等。

在证候分类学上亦有较大发展,其别类分门系统而有条理,且征引典籍甚富,如《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所载近300种、5300多卷医书赖此书而保存。为研究隋以前医学成就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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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帝内经》——医之始祖

《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医学著作,被称为医之始祖。也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传世巨著,它成编於战国时期,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

《黄帝内经》为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首(其余三者为《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它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黄帝内经》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药物治疗学说”、“经络治疗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说”、“运气学”等学说。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我国古代道家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

2.《难经》——最早的问答医学著作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八十一难》,是中医现存较早的经典著作之一。成书约为战国时期,传说为战国时期秦越人(扁鹊)所作。

《难经》是在《素问》、《灵枢》基础上提出八十一个问题进行重点讨论,然后归纳成书。

《难经》之“难”字,有“问难”或“疑难”之义。全书共八十一难,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全书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还分析了一些病证,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机、营卫、腧穴、针刺、病证等方面。其中一至二十二难为脉学,二十三至二十九难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为针法。

3.《神农本草经》——最早的中药学著作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数千年来成为中药理论精髓。

其集结成书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考论,或谓成于秦汉时期,或谓成于战国时期。原书早佚,现行本为后世从历代本草书中集辑的。在李时珍出版《本草纲目》之前,该书一直是被看作是最权威的医书。

《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文字简练古朴,载药365种,当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以三品分类法,分上、中、下三品,称为“三品分类法”,以应“天地人”三才。上品一百二十种,无毒。大多属于滋补强壮之品,如人参、甘草、地黄、大枣等,可以久服。中品一百二十种,无毒或有毒,其中有的能补虚扶弱,如百合、当归、龙眼、鹿茸等;有的能祛邪抗病,如黄连、麻黄、白芷、黄芩等。下品一百二十五种,有毒者多,能祛邪破积,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不可久服。这是我国药物学最早分类法,为历代沿用。

4《伤寒杂病论》——开创“辨证论治”时代的巨著

《伤寒杂病论》为汉代“医圣”张仲景著,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在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其它旧病)等情况,创造性地确立了中医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八纲辨证”(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辨证施治原则——以“六经”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以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从而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还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伤寒杂病论》成书近2000年,一直被公认为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誉为辨证论治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作。书中所列药方,后世医家按法施用,不少已经现代科学证实。历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种专著、专论,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据统计,截至2002年,光是为研究《伤寒杂病论》而出版的书就近2000种。2003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西医是不可想像的。

《伤寒杂病论》不仅成为我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在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也占60%以上。

5.《脉经》——首部脉学专著

《脉经》全书共十卷,九十七篇,为西晋太医王叔和编撰。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现存第一部有关脉学的专书,是公元三世纪以前我国有关脉学知识的一次总结。

《脉经》开宗明义指出“脉理精微,其体难辩”,“在心易了,指下唯明”,《脉经》正是针对这些难点来进行编撰总结的。《脉经》虽然是一部综合前代脉学成就的著作,但由于它篇幅简练、集中,便于学习,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如唐代太医署就把它做为必修课程,日本古代医学仿唐制,当然也不例外。该书著成后,就陆续传到我国西藏地区,对藏医学的相关学科起着重大的影响。后来通过西藏,中国脉学又传入印度,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国家,对西欧脉学的发展也有所影响。如:古波斯(伊朗)由拉·阿·阿尔哈姆丹(1247~1318)编写的一部波斯文的医学百科全书《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十三世纪~十四世纪初)一书中,就有王叔和的名字,其中脉学方面的内容也与《脉经》相似。中世纪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980~1037)的《医典》中有关脉学的内容,也多大同小异,可见《脉经》在国内外医学发展史上影响之深远。

6.《针灸甲乙经》——最早的针灸学专著

《针灸甲乙经》,又称《黄帝甲乙经》、《黄帝三部针经》、《黄帝针灸甲乙经》。西晋·皇甫谧撰,12卷,128篇,成书于公元282年。

前六卷论述基础理论,依次叙述人体的生理功能,包括五脏六腑、营卫气血、精神魂魄、精气津液及肢体五官与脏腑功能的关系等;其次是人体经脉、经筋等经络系统的循环路线、骨度肠度及肠胃所受;再次是人体俞穴,依身体部位分部叙述其位置,主治,书中计叙述俞穴348个(其中单穴49个;双穴299个)而不是如其所说的365穴,这些穴位是按头、面、项、胸、腹、臂、股等部位排列的;很便于寻检。每一穴均有针刺的深度、灸灼的壮数,再次叙述诊法、重点介绍脉诊的内容。尤其是三部九候;其后介绍针道,针灸禁忌,包括禁穴;最后介绍了病理及生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纲进行阐释。

后六卷记录各种疾病的临床治疗,包括病因、病机、症状、诊断、取穴、治法和预后等。依次介绍内科(包括伤寒热病、中风、杂病)、五官科、妇科、儿科等病症的针灸治疗,其中内科共43篇,有外感六淫、内伤七情、五脏病、六腑病、经脉病及五官病等,外科有三篇,主要论述痈疽,至于妇科及儿科,各有一篇各论述20种及10种该科病症。

《针灸甲乙经》采用分部和按经分类法,厘定了腧穴,详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和禁忌、针刺深度与灸的壮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的针灸学专著,对于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宋、金、元、明、清重要针灸学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本书的基础上的发挥;中、朝、日之教学均规定为教授学生的必修课。国外早已有本书英译本,对国外针灸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7.《肘后备急方》——传染病学史专著

本书原名《肘后救卒》,计三卷,东晋葛洪所著。今本《肘后备急方》共八卷,其内容主要是一些常见的病证的简便疗法,包括内服方剂、外用、推拿按摩、灸法、正骨等一些十分实用的内容。《肘后备急方》一书,对古代几种传染病作了细致的描述,在世界传染病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部书包含很多宝贵的医学史料实用方剂方法,纪录有不少医学史上的重要发明发现,对今天的医疗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比如:以“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就是根据此书:以青蒿治疗疟疾“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并强调要生服其汁的记载,来进行青蒿素的分离研究,而产生出现代抗疟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

葛洪在书中描绘“虏疮”(即天花)、射工(血吸虫病)、沙虱(恙虫病)、马鼻疽、“猘犬所咬毒”(狂犬病)等多种传染病和治疗方略。其中对于“狂犬病”提出治疗方法计约二十种,其中有“仍杀咬犬,取脑傅之,便不复发”之法:此法的宝贵之处在于以狂犬的脑组织来敷贴伤口以预防狂犬病之发作,是免疫治疗的思想萌芽和“以毒攻毒”医学思想,也符合现代免疫治疗的基本原理,具有重要的医学史价值。

《肘后备急方》的治疗思想,与正统的“辩证论治”的思想不相协调,因而后世“正统”医家不不够重视。然而,正是这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方剂中含有的宝贵精华,在1000多年后还换发着它的魅力。


久哥解读国学经典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

孙思邈《千金方》

葛洪《肘后备急方》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

吴又可《温疫论》

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

吴鞠通《温病条辨》

王孟英《温热经纬》



史事探秘


主要有《伤寒论》《黄帝内经》《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素问》等

一、历史上大疫流行时期,也是名医辈出的年代。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以治疗“伤寒”病著名,其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张仲景因此被称为“医圣”,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二、中国古代医家在2000多年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既在未发病之前“治疗”疾病,这种未病先防的治疗方法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三、明代人已十分讲究饮水卫生,李时珍《本草纲目》专门有一个水部,其中说:“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煮滚。”这种对水质量的判断和分级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指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

四、普及疾病知识加强医学教育是预防瘟疫的重要环节,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视。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素问》以对话的形式讲述了很多预防疾病的常识和方法。唐朝的太医院相当于国立医院,设有医学、针灸、按摩等学科,另外还有地方的医学教育机构培养医生和防疫人员。当时还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病坊、村坊和路边,以示民众,供紧急情况时使用。南宋时期中国创办了最早的官立医科学校,培养各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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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

孙思邈,《千金方》

葛洪《肘后备急方》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

吴又可《温疫论》

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

吴鞠通《温病条辨》

王孟英《温热经纬》


小贾读书


瘟疫论~伤寒杂病论~千金方~伤寒论~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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