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正值初春，也许今年的春有别于去年的春罢，总觉得春意并不盎然，丝毫没有“春风十里柔情”的意境，于是突然让我想起了故乡的蝉鸣。那时候大约是季夏，凉棚外的蝉声不绝于耳，偶尔也会吹来一阵凉爽的风。由于三伏天的原因罢，那时的蝉鸣格外响亮，它们一天到晚总是不停地叫着，难免有些扰人清梦的嫌疑。
隔壁读圣人书的老李常对我说，“蝉非同一般，它是齐王后的魂魄所化（具体的记不清了），故而蝉鸣哀怨，亦有高洁之意，”他见我没有搭话，又把李义山的“鸟应悲蜀帝，蝉是怨齐王”的诗句吟唱出来，以此来表明自己并非妄言。随后，他又独推伯施的《蝉》诗给我，并高声吟唱道，“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从那一时起，我便认为蝉就是古人颂赞秉性高洁之士的标志了。
我想，这的确是有些道理的，自古高洁之士颇有“白玉之映尘沙”之貌，而蝉在古人的笔下也是如此，它栖于高枝，餐风露宿，不食人间烟火，归纳于清高之列。凡遇天地间的志高行洁的人物，便多以蝉歌咏，而颂赞者每咏之其意，亦可见其品格。可是当长夏无事，林荫犯困的时候，聒噪的蝉鸣声就有些恼人了。我想，以高洁自诩的大人物们，为了让天下人都颂赞自己的美德，借用“蝉蜕于浊秽”之法，搞出些声响来扰人也就合乎情理之中了。
然而可恨的是生物学的兴起，偏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窥探蝉的习性，破坏了我对蝉的美好印象。自从法国昆虫学大家法布尔仔细观察之后，在其著作《昆虫记》充分的证实了蝉的生理习性、发出声音的原理、生长的过程以及天敌。并且，将害虫的帽子扣在了蝉的头上，还告诉我们它不仅是害虫，还是一种非常卑鄙无耻的害虫。它的幼虫之所以会埋在土下面，是因为蝉的幼虫靠吸食植物根部的汁液维持生命，成虫则靠吸食树汁和树浆为食，还会将产卵器插入幼嫩树树的木质部里产卵。据说蝉的产卵器似矛头且坚韧，它们在交配后会将产卵器插入幼嫩树枝的木质部里产卵，一插就是一个孔，在一个枝条上往往都插了许多小孔。待产卵结束后，它们再用口器把树枝的下部刺破一圈，使树枝上部得不到水分和养料，最后让树枝落得个“不知死所”的下场。
孔老先生说过，“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论点颇有高洁君子之意，但就这个现象而论，不愿吃白饭的君子还是比较难见到的。X君就曾发愁的对我说过，“现如今的风雅之士，高风亮节之人，满肚子都是男盗女娼的事情。”我为了避免尴尬，装作和他一样的皱眉叹息的样子，表示“英雄所见略同”之意。他或许是发现了我并非出自真心的认同罢，于是又引用了一句古训“农夫劳而君子养焉。”后，继续说，“如今的名人雅士，君子之流，大多都是戴着面具做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为了表示自己的高风亮节，或是有一副菩萨心肠，时常把人间弄得乌烟瘴气的，似乎不做出点动静来，总觉得历史记不住他们的功绩，颇有‘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意思。”
X君的这番话，又让我联想起了蝉，古人虽然咏过“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意境，但殊不知以圣人文化著称的国度里，无非就是自己捏造了一套空论，还自以为得了宝贝似的。更可悲的是，他们自诩与蝉一样的清高，竟不知蝉是一只卑鄙可耻的害虫。而圣人们却又偏偏要发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的议论，以至于禁锢了多少位欲求上进的青少年的身心，这不就是“村学究语”么？不就是“拘儒之论”么？不就是“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么？这套理论已经是非常卓越了，可惜也只是自我安慰的药方。要想“当了婊子立牌坊”，就须戴着面具做人，正如某十字会一样，对众生保持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私下却偷鸡摸狗，做了许多见不得光的事情。
人类贵为万物之灵，这“居高声自远”的手腕的确要比蝉高明得多，因为蝉乃自然界之昆虫，它的习性是生存所致，但人类为了追求事事圆满，就免不了戴上违心的面具了。而这个面具却很使名士、君子、圣贤得心应手，于是就已知经验重新总结归纳一番，其名曰：道德。这理论看似大道其行，实在是“名利附之”，颇与“君子忧道不忧贫”雷同。然而治人者便与“道德”共同治人，虽然这个方法未必十分奏效，但在培养听话的业儒而言，还是有过之而不及的。
沽名钓誉之辈自古以来都习惯与蝉鸣争朝夕，时间久了，世上就诞生了一种以圣人、君子、名士为核心的“特殊情怀”，这种“特殊情怀”导致于大家对自己的羽毛格外爱护，从而使“叔齐伯夷”不食周粟，隐藏于首阳山采薇充饥，殊不知天下皆为周天子的。只待这两位高风亮节之士快饿死的时候，还是不太明白这个道理，于是便捶胸跺脚的吟了一首采薇歌，“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的不对。神农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哪里去呢？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
君主们得知后，便命史官撰写传记，并昭告天下，让大家来学习这种高尚的情操。仿佛这种方法，对治理人心特别奏效，至少在确保皇族王座不可动摇之时，君主便命君子们开始去赞美那殉难的“英雄烈女”；随即将“英雄烈女”化作支配治理人心的工具，成为君子、帝王们发挥“正气”的时刻，乃至于万物皆不足以忧悲。故而，我们又从死人身上获得至上的光荣。
但这与蝉鸣相比，我们所做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蝉于高风亮节，不须多做，只需要在梧桐树上鸣叫几日，便可让许多文人立传吟诗歌颂，蝉的威名远扬即告成功。而我们要着手的事情便复杂得多了，至少得有人提出“天道论”的议题，然后再去恭请天道所归的那位天子登上极峰，享受着这特殊情怀所给予的快感，而遗老圣贤的话便是法典依据了，教育家们孜孜不倦地灌输遗老古训，并叮嘱大家，可道德约束，莫妄谈国事。
那外国就有好的法子了吗？私以为未必就有，仍不外乎不准集会，不准妄谈国事，不准随意造谣之类的，又何苦“失礼而求诸野”呢？只是假借之物不同罢了，若没有史官去塑造英雄、烈女，没有诗人去歌颂蝉鸣亮节，是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的。
然而我至今也不太明白，当人们有了科学化逻辑后，每逢事故总是讨论什么样的执政者是好的执政者，倘能若静心自省，我们是否也会偶尔谈论起什么样的国民才是好国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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